1998年底，大概是我剛剛從一家報社辭職的時候，我看到了一個節目－－是CCTV－4 播放的一個記錄片，講的是1998年10月份，湖南的一個偏僻的小山村，在經歷了幾十年的期盼與艱辛之後，村民們終於有了一條通往山下的路。一位白髮蒼蒼、滿臉皺紋的老人從山上她的家拄著枴杖，走了好幾個小時才走到他們的村部，她用十分驚奇的目光看著那些來參加山路開通儀式的領導們用的汽車，這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知道什麼是汽車！
看她用一雙蒼老的手撫摩汽車的樣子，聽她沒牙的口中說出的話在風中飄飛，我淚流不止，在她行將走完這漫漫的一生的時候，她才「有幸」看到了什麼是汽車！這就是我們勤勞善良的祖輩的命運嗎？電視記錄篇說開通這條山路用了幾十萬元錢，山路沒開通以前，村民們每每出一次大山都像是出一次遠門一樣，他們要用肩膀翻山越嶺地把自家山坳裡生長的土特產品背到山外去賣，那種艱辛，我相信自己是無法用語言表達出來的。可是，就在那個通車儀式上，卻有那麼多的高級轎車，一排排地亮在那裡，其實，用那些車裡面隨便的哪一輛都能換來這條路的。
看完電視以後，我都不明白這個電視記錄片所要表達的東西是什麼，是說那些山民們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終於」有了一條可以下山的路麼？是表揚黨和政府的功績，還是為了讓我們看看那些人是生活在怎樣的艱辛裡？已經有多少次了，每當我們的老百姓遭受到災難的時候，我們從媒體中能夠看到什麼？我們能夠從中得知誰該對這災難負責的麼，我們能夠聽到老百姓對責任人的批評麼？不能，我們所能看到的是我們的媒體怎麼樣把一次次的災難轉化成一種歌頌的。抗洪搶險如此，抗震救災如此；發生海難時如此，發生火災的時候，還是如此；老百姓貧窮了多少多少年，貧窮到了沒見過汽車、不知道什麼是電視，從來沒有走過柏油馬路的時候，還是如此－－當有一條山路的時候，總是歌頌著什麼什麼「關懷」之類的，有誰想過這「關懷」是不是來得太晚了點，有誰想過要對這晚來的「關懷」提出一點質疑？當然，我們都知道，發出質疑的聲音比歌頌是困難得多的，也好像危險得多。表面上看，另類，總是不被接受的。但是，如果我們能從歷史的漫漫長途來看，還真說不好，到底那一種才是另類呢。
「大躍進」搞得最如火如荼的1959年，為了標榜自己「高舉三面紅旗」的政績，以路憲問為首的河南信陽地區領導班子中的９個常委有８個同意把全地區的糧食總產數量由10多億公斤浮誇成35億多公斤，為了實現這個謊言，他們以這個數字強行向農民徵糧，征不夠，就開展「反瞞產運動」，直至讓農民家裡顆粒無存。到了1960年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雖然在河南的信陽地區的官倉裡堆滿了糧食，但是，為了不讓上級知道自己曾經有過的強徵糧食的罪行，路憲文他們硬是眼睜睜地看著本地區100 多萬的老百姓成了餓殍，許多人家的房屋都成空房，有的地方，人餓死了以後都沒有活人去埋了！100 多萬條生命，就這樣白白地死了，他們死得有多冤誰又能知道呢？
而那100 多萬人並不是一下子就成了餓殍的，在他們從挨餓到死亡的期間是有一段過程的，在這個過程中，飢民們為了生存遍食野菜，而路憲文一夥為了怕飢民給自己的「政績」抹黑，竟然派人去砸農民的鍋，就連農民外去討飯這條路，也被那些禽獸不如的暴虐幹部攔路設卡給擋住了（以上資料來自網路上的新聞組）。
連討飯都不允許，這樣的日子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歷史時期又曾見過幾回？而現在，當人們想反思過去，追問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到底餓死了多少人，都成了一種禁忌，為什麼？早在多年前就已經有人對「自然災害」這一說法提出了質疑，可是，這樣的聲音也成了一種禁忌。
誰對得起中國？
遇羅克在1966年寫的《出身論》裡，列舉當權者殘害「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壞份子、右派份子）及其子女的手段，有過「殘酷的『連根拔』」一句，指的就是發生在1966年8 月的慘絕人寰的大興縣屠殺事件。
1966年8 月26日，大興縣公安系統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講話，從8 月27日至9 月1 日，這個縣內的13個公社、48個大隊，先後殺害了325 個「黑五類分子」，最大的80歲，最小的才38天，有22戶人家被殺絕。（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 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大興縣有十三個公社進行了屠殺，最有名的是大辛莊公社。
中心大隊的貧協主席，一人用鍘刀鍘了十六個人，自己也緊張得癱倒了。鍘死的人都塞進一口深井裡，直到井快塞滿了。黎明大隊把殺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葦塘裡。後來，乾脆把活人就往葦塘拖，用繩子套在脖子上，連拖帶勒，到了葦塘人也就斷氣了。
靠近公社的大隊，好幾個都把「黑五類」殺絕了（據遇羅文的文章《大興屠殺調查》）。
誰對得起中國？
每當我想到這個問句的時候，我都不能忘記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所受到的一次又一次的刺激，刺激我的東西有很多，而且，那些東西也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被忘卻的，就像魯迅先生所說，「時間永是流逝，街市依舊太平，有限的幾個生命……」，巧的是，我有時候會把自己所受的刺激「記錄在案」－－
2001年5 月16日，從網易電子雜誌《新聞綜覽》上看到了《貧困學生丟了十元錢全班學生投票選" 賊" 》，原文如下（有刪節，但無改動）：
兩嶺鄉九年制學校位於陝西省山陽縣一個偏遠的山村，這裡山連著山。席飛是兩嶺鄉九年制學校初一（1 ）班的學生，對於無爹無娘的席飛而言，10元錢是他在校生活半個月的「口糧」。
席飛家境貧寒，3 歲時母親突然患病離家出走，後來聽說殞命他鄉。從此，席飛便與多病的父親及爺爺奶奶一起生活。然而，天有不測風雲，席飛12歲那年，父親也染病身亡，剩下他和年邁多病的爺爺奶奶相依為命，經濟上主要靠在縣城工作的叔叔和20歲就出嫁了的姐姐的接濟。
4 月中旬，住校的席飛要在學校買飯票，卻實在難以啟齒向爺爺要錢。他便趁爺爺不注意，悄悄把家中的8 ．5 公斤黃豆種子拿出去賣了15元錢。除了買部分學習用品外，席飛把剩下的10元錢放在上衣兜裡，準備到學校買飯票。
4 月17日上午下課之後，席飛到操場打乒乓球前把上衣脫了放在課桌裡，當時他還摸了摸兜裡的錢。打完乒乓球後，他一直沒有穿上衣，下午下課後，又到離學校不遠的河灘上看書，直到天快黑時才回到教室。當他拿出放在課桌裡的衣服時，發現兜裡的錢不見了！他當時嚇壞了，這可是準備買飯票的錢啊！沒了10元錢，半個月的伙食怎麼辦？他又找了幾遍，還是沒有見到錢的影子，只好將丟錢的事告訴了班長和同學們。
班長李松柏知道情況後，立即在班上宣布了此事，併發動全班同學查找，但最終未果。李松柏只好將此事告訴了班主任朱耀貴。朱老師趕到教室後說，誰拿了席飛同學的錢，課後可以交到老師那裡或悄悄還給席飛同學，這樣就可以不追究責任。否則，如果讓老師查出來，就要嚴肅處理。可是直到下晚自習時也沒人承認。
找不到錢，李松柏也很著急，晚自習後，他找到朱老師，建議第二天早自習時在班上無記名投票把「賊」選出來；同時將在班上查找時發現的劉、吳兩同學臉紅的「疑點」匯報給老師。朱老師同意了李松柏的這一想法。
4 月18日早自習課上，朱老師宣布：為幫席飛同學找到錢，現在開始進行無記名投票選「賊」。除丟錢的席飛和一位請假的同學之外，班上的38名學生將各自寫好的選票交到老師手裡。朱老師大概翻看了一下選票情況，當眾宣布了選「賊」結果。就這樣，劉金滿和吳力鵬兩名同學被選為「賊」，並被叫到了講臺前。
站上講臺，吳力鵬眼淚奪眶而出，劉金滿則氣憤地同朱老師爭辯起來：「有什麼證據證明我是賊？」
記者：「你為什麼想出了這個辦法？」
班長李松柏：「席飛同學很可憐，想幫他找到丟的錢。」
記者：「這個辦法能找到賊嗎？」
、 班長：「我也不知道。」
2001年5 月17日在萬千新聞的「熱點話題」上看到了《中國巨貪們澳門億元豪賭紀實》一文，原文如下（有刪節，但無改動）：
以下人員是在過去兩年裡，曾在澳門賭場豪賭的數十名高級別官員或國企領導中的一部分，他們所輸錢額少則幾百萬，多則上億。
朱承嶺原浙江省供銷社主任
葉德範原杭州市副市長
謝建卓原江門市城區政府辦公室副主任
魏光前原蘭州連城鋁廠廠長
謝鶴亭原廣東省食品企業集團公司總經理
馬向東原瀋陽市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
李經芳原瀋陽市財政局局長
寧先傑原瀋陽市建委主任
吳學智原十堰市某汽車貿易公司經理
張俊夫原雲南五菱汽車銷售有限責任公司經理
周長青原西安市機電設備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金鑒培原湖北省駐港宜豐公司總經理
郭剛林原湖北省仙桃市經濟電視臺臺長
岑煥仍原恩平市江洲鎮鎮長
吳彪原寧波發展信託投資公司總經理
這些貪官在揮霍國家財產的時候，比拿家裡的錢還方便即使是原恩平市江洲鎮鎮長岑煥仍，雖然級別不高，但身兼鎮經濟發展總公司、鎮出口物資公司等4個公司的法人代表，其調動資源的能力同樣不可小視。他能以4 個公司法人代表的身份，" 借" 款1179萬元，以鎮長身份" 借" 款777 萬多元，個人" 調動" 資金1957萬多元，全部匯到澳門賭博，輸得分文不剩。
周長青形容他在公司裡的地位時，認為" 我在公司說一不二，我說什麼就是什麼".每次他都是讓財務把錢從西安以往來款名義匯往珠海一公司，再轉到澳門。當機電公司的5000多萬公款被他" 說一不二" 地送進賭場，已無款可貪後，他坦承：" 說良心話，如果我單位還有錢，我還會繼續再賭下去。"
2001年5 月18日在《中新社》上看到了《瑞金教委教研室集體貪污案：盤剝學生50萬元》一文（原文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