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中國人羨慕的是，其他絕大部分共產制度的國家，在1989 之後，紛紛崩潰，政權由民主派接手。 歷史上重大的反抗運動都獲得公正公開的評價，像1953年6月17日東柏林民眾的起義，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波蘭1956、1970和1980年的三次抗暴和民主運動、1968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等都是非經緯分明，許多當時不為人知的內部秘密文件史料也都公開，世人得以知道真相。1989年秋天，東德知識界異議份子組成的「新論壇」，對瓦解何內克政權有功，他們後來跟西德的綠黨聯合組黨，其中有些成員如今名正言順地成為德國議會中的議員。看來東歐人民反抗共產專制的努力是成功的，十多年過去，他們也逐步克服了開始時百廢待舉的困難，目前的社會和經濟正是一片欣欣向榮的氣氛。
反觀今日中國，十五年前的凶手和他們的太子黨搖身一變成為大款，西裝筆挺、信心十足地和外國元首等席而坐，共商全球金融、戰略大事。中國的鎮暴武器更新了，武警和法制人員到過外國接受過訓練，可能在下次的「動亂」之中，他們會「臨危不亂」，使用「橡皮子彈」和先進的防暴設備，在國際視聽上，留下良好的口碑。「天安門母親們」失去了親人，卻依然不斷受到凶手的鎮壓和騷擾。海外的「民運」隊伍形同解體，很多人又返回國門，開始經商。原先義憤填膺的留學生現在開始「愛國」了。整個歷史圖景好似倒裝了，錯位了。
就像歷史上大多數的被統治者向統治者挑戰和抗議爭權那樣，六四事件的爆發也有遠因和導火線。從1976年「四五」運動取得了寶貴的經驗，「哀悼」變成中國人特有的一種爭抗方式，用眼淚和哀傷作武器，悲憤化作力量，知識青年團結了工人、市民和社會各階層，理性佔了上風。他們發揮想像力，組成高自聯、工自聯、維憲會、對話團，廣泛聯結各種團體（教師代表、工運學校代表、記者代表、知識份子代表、作家代表，見《浴火重生》，明鏡出版社 2004，王軍濤「獨立、民主、與進步」 六四十五週年之際的回顧、反思與展望，頁125），凝固力量。為維持秩序，還有自己的糾察隊。在跟當局的談判期間，學生們於戈巴契夫訪華的前夕5月13日開始絕食。使用絕食手段是廣場運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它震撼人心，將當局推向被動的地位。
八九民運進入高潮之後，有兩件驚人的事情發生，其象徵性意義將永遠載入史冊。其一，北京美院設計的民主女神像在天安門廣場上被樹立起來，中國的歷史上第一次有一個清新純潔的形象，被人民迎進了腐屍味瀰漫的京城城隍廟，她後來雖然跟部分廣場學生的命運一樣，外形被摧毀了，但是女神所代表的人民渴望自由、追求真善美的精神，將永遠薪傳下去。其二，三位湖南青年人用顏料污損了城樓上「偉大領袖」的肖像。泥菩薩打碎了，共產黨營造的神的迷思被戳穿了。三位勇士今天還為此繫於獄中，他們真能代表中國人民的脊樑骨。
運動後期，劉曉波、侯德建等所謂「四君子」的參與絕食又將已經進入退潮期的廣場情緒升溫，懸在人們頭上－－恐懼軍隊鎮壓和屠殺的那把達摩劍終於落下來了。解放軍的坦克將學生們樹立在天安門前的民主女神像推倒了，坦克不僅碾碎了市民和學生的軀體，也夷平了中國人向來稀有的理想追求。這場以「價值取向」為最高目標，以和平方式爭取中國的民主、自由和憲政的運動，就這樣被專制政權活生生地腰斬了。
1989年秋季東德人民的抗議浪潮一波接一波，不久東德和匈牙利、奧地利的邊界開放。東德人就用腳投票，奔赴邊境，投奔鄰國的西德使館。11月9日那天，人們都意識到，何內克政權對於一日比一日壯大的抗議聲浪感到被逼到剃刀邊緣，因此調兵遣將，大事部署，開始磨刀霍霍，將採用「中國模式」－－天安門的鎮壓方式，對人民下毒手。當時東柏林各大醫院的血庫都已經準備好了充分的血漿，做好了應付浴血的準備。事後的文件和消息透露，當時有些黨內上層的人物已經知道內情，殺戒開與不開，只在一念。萊比錫交響樂團的指揮Kurt Masur（1927-）是孚有眾望的社會人士(此人為世界級的指揮家，從1991年起擔任紐約交響樂團的指揮)，在此存亡危機之刻，他毅然跟共黨頭子何內克通電話，向他曉以大義，警告他不可向人民動手，以免成為千古罪人。真是千鈞一髮，東柏林的人民1953年的流血恐怖經驗沒有重演，天安門的悲劇也成為「絕響」。連後來的獨夫羅馬尼亞的齊奧切斯庫和波蘭的軍頭雅魯塞爾斯基（Jaruselski）也都不曾敢向抗議的人民開槍屠殺。
用這種血腥的殘酷手段來屠殺自己的人民，只是為了維持本身的政權，這種野蠻的做法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是難以想像的。如果當時東德政府果真下令開槍，可以想見，也許會零星地死幾個人，但是讓東德的士兵和軍官開著坦克去碾手無寸鐵的青年學生和市民，這是他們無論如何無法作到的。這是東方專制政府的「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的特色？總之，西方媒體在天安門大屠殺之後，常常使用一個詞：Chinese solution - 中國式的解決辦法，意指政府不惜後果，用軍隊血腥鎮壓反抗的人民。直到今天，西方的媒體中，還依然經常提到六四大屠殺，不管文章是關於中國經濟發展的，還是關於異議份子被捕的，或是關於愛滋村病人大量死亡的，字裡行間時不時天安門的陰魂就會跳出來。
沒有忘記，不但西方人沒有忘記那場大屠殺，中國人也沒有忘記。不管有多少武警和公安便衣每天在天安門廣場巡邏，還是有伸冤和上訪的普通老百姓到天安門去：愛滋村的苦主、法輪功的信徒、下崗工人、被苛捐雜稅逼得走投無路的農民，他們都要到北京，他們都要往天安門。
下一次北京人將哀悼誰？趙紫陽？朱鎔基？還是溫家寶？不對！北京人應該天天都往天安門， 去哀悼每次倒在血泊中的北京市民和學生，去哀悼歷次政治運動被迫害致死的同胞，去哀悼我們這個民族在共產黨統治之下，所失去的理想和尊嚴，只有當我們把童真和良知尋找回來的時候，當我們真心懺悔並變得謙卑之後，中國才有希望成為一個受人尊敬而不僅是「強大」的國家，人們也才有勇氣面對下一次的歷史性挑戰。
---《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