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阻止媒體走向市場化的改革。在中國經濟走向市場化的過程中，為了適應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大陸媒體也自發地開始了轉型，逐步由吃皇糧的事業單位轉變為自負盈虧的企業。在這一轉型中，對於那些銳意探索改革路徑的先驅者來說，最大的制度瓶頸便是產權模糊和法制不健全的灰色制度陷阱。特別是在傳媒領域，媒體受到具有悖論性質的雙重擠壓：黨的政治正確和市場的利潤第一。媒體既要扮演「黨的喉舌」，又要滿足「受眾趣味」；既要服從「黨管人事」，又要適應「市場競爭」；二者之間的衝突又無法調和。「喉舌」要求輿論導向符合統一的主旋律，而受眾要求多元化的真實資訊；媒體領導層要服從黨組織任命，而市場又要求在競爭中選拔人才。南都高層之所以身陷囹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掉進了「灰色陷阱」。
眾所周知，《南方都市報》曾經是一家虧損的國有企業，通過俞華峰和程益中等人的努力，僅用三年時間就扭虧為盈，六年後實現年廣告收入13億元，創造了中國報業市場化改革的奇蹟。作出如此傑出的改革成就的南都高層，本應得到制度性獎勵，區區幾十萬獎金的分配並不過分，然而，他們非但沒有得到褒獎，反而遭遇牢獄之災。事實上，即便南都高層在決定員工報酬分配上有違規之處，也絕非他們本身的錯誤，而是新舊體制交替的灰色時期之必然。何況，大陸媒體又有幾家沒有過類似南都的內部利益分配。為什麼偏偏是南都領導層遭此橫禍，而其他媒體則安然無讓？審判南都高層的台面理由是「貪污」、「行賄」和「受賄」，而台下的理由是因他們屢屢偏離了喉舌立場，沒有與廣東當局的宣傳口徑保持一致。特別是被《南方都市報》的輿論監督置於尷尬地位的某些廣東高官，他們一直在伺機打擊報復。此次審判，就是借經濟犯罪之名來行打擊報復之實。
顯然，這次判決作為司法構陷，是對南都的改革奇蹟的徹底否定，不僅否定了南都領導層摸索出的卓有成效的改革經驗，也使中國媒體的市場化改革嚴重受挫；不僅否定了以往的廣東高層對敢言報紙的保護政策，也讓作為媒體改革先行者的廣東形象嚴重受損。
2，扼殺媒體追求新聞自由的自發努力。由於喉舌要求對媒體的限制，在日趨激烈的市場角逐之中，大陸媒體很難靠「嚴肅化」來立足市場，大都只能爭相以「娛樂化」 來爭取市場。然而，在娛樂化氾濫的媒體競爭中，南方報業集團卻獨闢蹊徑，以關注國計民生和敏感時事的嚴肅取向，以大膽直言和深度報導的民間傾向，而成為激烈的報刊市場競爭中的最大贏家，獲得了市場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雙豐收，為中國媒體的改革提供了另類的成功示範，也為走向新聞自由的漸進道路提供了路標。毫無疑問，南方報業的三報一刊是中國傳媒業的寶貴財富，理應得到全社會的珍惜。
而現行廣東當局，先是整肅《南方週末》和關閉《21世紀環球報導》，造成了廣東媒體的萎縮。好在，《南方都市報》的崛起使南方報業集團的開明形象得以延續，也使中南海新主人的「三把火」有了來自傳媒界的閃亮。然而，這次審判對媒體改革的打擊遠甚於以前的歷次整肅，不僅是對中國最開明媒體的扼殺，使媒體改革的廣東櫥窗砰然關閉，也是對新聞體制改革進程的整體打擊。南都案給其他媒體的教訓是：當下中國的傳媒市場，只有那些沒心沒肺的娛樂化媒體、或拒絕新聞良知的媒體，才可能生存下來且獲得暴利，而誰再想以嚴肅導向和推動新聞自由來贏得市場，就只能是死路一條，遂使媒體業的競爭陷於「劣幣逐良幣」的逆淘汰效應。
3，逆淘汰必然導致德才兼備的優秀新聞人出局。在媒體仍然被官方視為「喉舌」的制度瓶頸中，中國媒體走向獨立的內在動力，很大一部分來自優秀媒體人的自發推動，正是他們的開明觀念和新聞良知的覺醒，他們對新聞自由的不懈追求和對職業道德的頑強堅守，才使南方報業的改革模式歷經挫折而延續下來，嚴肅媒體才能在打擦邊球的夾縫中尋求漸進的點滴改良，起到 「半吊子第四權力」的作用。
俞華峰、程益中等人正是現代觀念的先覺者、新聞良知的實踐者和職業道德的堅守者，他們經營《南方都市報》的成功，贏得了同行的敬重、知識界的讚譽、讀者的認同和黨內開明派的肯定。然而，廣東當局以新聞管制制度為後盾，非但不鼓勵優秀新聞人進行卓有成效的改革試驗，反而對他們進行惡毒的司法構陷，使媒體改革的實績變成了改革者的罪狀，使稀缺的媒體人才變成大牢中的囚犯。這，無疑是對所有追求媒體獨立和新聞自由的媒體人的當頭棒喝，將中國的新聞良知置於動輒得咎的改革恐怖之下：不改革媒體死，但搞垮媒體的缺德經營者卻安然無憂且賺得暴利；改革媒體活，但救活媒體的有德改革者卻可能付出慘重的個人代價。
中共現政權正在高倡建立「現代政治文明」，而「現代政治文明」的主要標誌之一就是新聞自由。一個肆意構陷新聞良知和打壓開明媒體的社會，不可能造就具有社會責任感和職業道德的新聞隊伍，也不可能培植出獨立的第四權力，逞論新聞自由的現代文明！
2004年6月18日於北京家中
作者為獨立中文作家筆會主席
(轉自《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