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世紀五十年代起，毛澤東鍛造了兩條鐵索，把中國人捆綁在960萬平方公里的祭壇上。一條是所謂「領導一切」，也就是一黨專政。一條是由政府（用國家的名義）佔有、經營、計畫和管制全社會各種經濟活動，毛把它叫做「社會主義」，其實應該稱為毛式社會主義，或者國家社會主義。
當時中國經濟體制的根本問題是：國家（以及政府）捆住了一切企業及其經營者和勞動者的手腳。作為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在四川主持了以「擴大農民和工商企業自主權」為內容的「經濟體制改革試點」。到北京擔任政府總理之後幾個月，趙紫陽立即顯出了與歷屆總理迥然不同的觀點和抱負：別人把政府 「加強」對企業的領導視為當然，趙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卻在談笑風生中提出了「減強」。為了能夠被更多的人接受，後來他改用了「理順政府和企業的關係」的命題。他在政府任內，在處理經濟問題時，堅決不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抓權抓利，相反，他主動地、明確地、堅定地責成各級政府對農民和企業「鬆綁」 ，「減負」 ，「放權」 ，「讓利」 。趙紫陽帶領各級政府官員向政府開刀，「減」了名為「國家」的政府，「強」了市場與社會。許多糊塗人以為，維護政府權力就是維護國民經濟全局。趙紫陽清醒到了透徹的程度：政府不是主體，農戶和工商企業才是國民經濟的主體，政府應該為主體服務，忘掉主體就是丟掉全局。
中國政治體制的根本問題是：一個共產黨（以及政府），管制著億萬公民（以及由他們組成的社會）的喜怒哀樂。「東西南北中，工農商學兵，黨是領導一切的」 ，這是毛澤東締造的體制。在鄧小平唸唸不忘的「四個堅持」中，一黨專制是命根子，其他三個是這條命根子所藉以存在的理由、招牌和手段。鄧小平沒有意識到引導中國進入法治社會的使命，也看不到共產黨必須在法律範圍內活動才有可能得到正當的和正常的前途。作為總書記的趙紫陽又顯出了獨特的觀點和抱負：他堅決不替共產黨爭權，不替黨中央爭權，更不替總書記爭權。相反，他力求淡化和弱化一黨專政，分解和制約黨所擁有的絕對權力。在政治體制改革方案中，按照他的提議，他本希望把黨的作用嚴格限定在「政治領導」之內，即在一定時期提出一定綱領以影響社會。作為代理總書記，他宣布政治局常委會不管審判案子，不審查文藝作品。當選總書記後，他立即要求黨的會議制度和表決制度規範化，要求逐步推廣差額選舉。趙紫陽說服政治局通過決議，明文規定企業活動的中心不再是企業的黨委書記，而應該是企業的法人代表。對於群眾性的突發事件，總書記趙紫陽主張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通過社會各界協商對話解決；而不主張由黨的中央或所謂 「核心」 ，根據什麼天經地義，去「拍板」即作出判決。共產黨內有些庸俗淺薄的領導人把黨性當作最高原則。趙紫陽和這些官僚有本質上的不同。對趙紫陽來說，不尊重民意不體察潮流的黨是沒有前途的。他的潛台詞顯然是：社會比政府更重要，人民比黨更神聖，常識比教義更可靠。
趙紫陽把中國的改革概括為實行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和建設民主政治。這個論斷，儘管備受非議，但經受住了考驗，至今沒有人能夠推翻得了。他的觀察力和分析力是很敏銳的。遇到社會現象，他不滿足於僅僅指出誰是誰非和孰利孰弊，他喜歡深入到制度的層面去窮根究底。對經濟問題如此，對政治問題同樣如此。吳國光博士在《趙紫陽和政治改革》中，秉筆實錄了趙在1986-1987年幾次會議上對中國現行政治制度的積弊的批判，和對未來改革的設想。趙在十三大把中國政治改革的目標定位為「民主政治」，不是心血來潮，而是多年沉思和探索的結論。他是「在其位而謀其政」的負責任的政治家，他的職責不同於理論家，也不同於鼓動家，觀察家。他說話，不造聲勢，不求轟動，不圖痛快，而是告訴大家如何切切實實去做。他不說沒有把握的話，他所追求的，是辦得到，辦得有效，辦得成功。他講話很慎重，負責任，力求準確，不喜歡發表「隨感」 ，只是在必要的時候，才說必要的話。作為政治家，他這樣嚴格地約束自己；但是，他並不要求別人放棄各自的觀點和風格。他理解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崗位和處境。他的願望只是和更多的人在改革中合作。對探索未來的人，對提出目前難於實現的建議或理想的人，他不僅能有禮貌地傾聽，而且會饒有興趣地締聽－－你完全可以放心，他決不會高舉什麼旗桿，把你打成什麼危害黨國的敵對分子。
趙紫陽是在非常特殊的條件下從事改革的。對認準了的目標，他是不屈不撓的。至於走直路還是走迂迴曲折的路，不取決於主觀願望。在看清了 「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實績」之後，趙紫陽所做的，不是討伐社會主義，而是立論於「初級階段」 ，從而把毛澤東天天掛在嘴上的 「社會主義」 冷藏起來－－經趙紫陽提議，十三大批准，決定起碼把它冷藏一百年。「初級階段」在別人嘴裡可以只是四個音節，一個概念，到了紫陽手裡就得出了一系列有生命的結論，成了跟毛澤東所鼓吹的社會主義徹底訣別的宣言書。「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是趙紫陽對鄧小平的本質所作的深刻而又切實的概括。當人們（包括鄧小平自己）高舉「四個堅持」那個基本點的時候，趙紫陽總是無例外地提醒人們（也包括鄧小平自己），不要忘掉「改革開放」這個基本點，而且只有堅持改革開放才能服務於「一個中心」，否則鄧小平提出的「翻兩番」的指標勢必落空。每當「四個堅持」野性發作，「改革開放」就是牢牢掌握在趙紫陽手裡的制動閘。1987年鄧小平一怒而廢黜胡耀邦，幾乎釀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是趙紫陽把鄧小平拉回來了。1989年鄧小平的最深最痛處被學生觸動後，不惜孤注一擲，發動了軍事政變。結果，趙被非法軟禁，改革的力量遭到摧殘，改革的進程夭折了。
紫陽是一位溫文的長者，和他一起，如沐春風。他與人為善，善與人同，改革的人越多越好，大家一起和衷共濟。他會讓步，善於讓步，可以等待，也可以妥協－－為了替改革減少阻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從而產生選擇：有所為，有所不為。我和紫陽相處十年，夙夜在公，我能理解他的路是怎麼走過來的。他因同情弱者而在白色恐怖下，以十三歲的稚齡加入共青團，因反對法西斯侵略而加入抗日游擊隊。他青年時期曾醉心於馬克思和毛澤東。文革前他長期任廣東省委書記，毛澤東和黨中央的指示，廣東城鄉老百姓的喊得出來的呼聲和壓在胸中的心聲，香港街頭巷尾的現實和輿論，都在趙紫陽心裏發生過深刻難忘的影響。終於是那場血雨腥風的文化大革命，使趙紫陽得到了新的生命。用他的話來說，「文化大革命使人大徹大悟。」徹悟了的趙紫陽，以改革為第一生命。改革是他作出 「有所為」和「有所不為」的各種選擇的基準。你不准我邁兩步，我邁一步；我邁不開大步，先邁小步；客觀條件不利於長驅直入，那就步步為營。他看透了鄧小平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底線，他曾經試圖在這條底線下盡力而為，但是辦不到。到了必要的時候，他必須說必要的話。1 986年，儘管那時還沒有掀起眼下這種風捲殘雲般國有資產流失的狂潮，但官商勾結權錢交易已經顯露。民主和監督的必要，政治改革的必要，擺在經濟改革面前。不管鄧小平對政治改革一貫心存多大疑忌，趙紫陽向鄧一再指出：不搞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再也搞不下去了。得到鄧小平認可後，趙紫陽不僅從配合經濟改革出發，而且從國家長治久安出發，提出了全面改革的方案，把鄧小平1980年開出的那張從來不打算兌現的空頭支票－－「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牢牢鎖定為政治改革必須達到的目標。是的，到了必要的關頭，必要的話就非說不可，其他都無所謂。當1989年5月17日鄧小平違背中央政治局5月10日決議，悍然決定動用軍隊對付學生的時候，趙紫陽以光榮的一票，進入了永生。
鄧胡趙並存的格局，本來有可能使中國以最小的代價，平穩地轉上現代化的普世大道。但鄧小平毀了改革，毀了中國這個大我，順便也毀了他自己那個小我。他在驚惶失措中發表的南巡講話，是天鵝的最後一歌。他無視趙紫陽1986年「不搞政治改革，經濟改革搞不下去」的警告，在萬馬齊喑下開足馬力重新啟動經濟改革。但在黑箱中作業的那些力度極大的演出，從地產市場、金融市場到國企改制，每一步都以極大的力度替腐敗者打開了不受監督的大門。和趙紫陽的名字連在一起的改革，是城鄉居民普遍受益的改革。和鄧小平南巡講話連在一起的改革，則以最短的時間，最高的效率，把中國建成為腐敗者最大的樂園，它在普遍貧困、「白手起家」的基地上，劈開了最驚人的貧富鴻溝。
語雲，千秋功罪，蓋棺論定。鄧小平的功，主要在於支持了以趙紫陽為代表的經濟改革；鄧小平的罪，主要在於扼殺了趙紫陽主持並得到十三大批准的政治改革。從這個意義上說，鄧小平一蓋棺，趙紫陽就論定了。趙紫陽所做的工作和所起的作用，同胡耀邦所做的工作和所起的作用一樣，至今活在中國的現實生活之中：平反冤假錯案不可能逆轉，真理標準不可能遺忘，市場經濟也不可能逆轉，民主政治也不可能在中國公民的議事日程上砍掉。改革中途夭折，是胡耀邦趙紫陽死不瞑目的大憾。實現前人的遺志，落在我們十三億後死者肩上。中國改革的最後成功，要靠全體公民堅韌不拔，前仆後繼。中國公民中有千百萬改革者，趙紫陽是其中的一員。在中國共產黨內，也有許多改革者，趙紫陽也是其中的一員。去年開兩個大會，說中國出過兩個最偉大的人，一個毛澤東，一個鄧小平，今年聽說又出了第三個，他「改變了中國」 。聽到如此好聽動人的歌，我不得不說，當代中國最偉大的改革者，不是被喇叭吹得最高的「三個偉大」 ，而是被幽禁終身，最使某些人咬牙切齒和膽戰心驚的趙紫陽。我敢肯定，我用白紙黑字明明白白寫在這裡的這一論斷，比那些響徹雲霄的「偉大」 ，離謬誤更遠，離真理更近，更經得起考驗。
紫陽千古!
作者鮑彤為前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
－－原載《爭鳴》雜誌2005年4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