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為竊賊爭利的經濟學家
2、誰是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3、做得好就有權力佔有公眾的財產嗎？
4、只要當上國企老總便可左右逢源，成也MBO，敗也MBO
5、創富運動－－企業家偷偷摸摸地幹，教授們理直氣壯地喊
6、從俄羅斯的非國有化看中國MBO爭論的誰是誰非
7、中俄兩國學者的比較－－捍衛人民利益還是，站在大眾對立面？
8、有權威站在大眾的對立面，我們就不敢為大眾說話嗎？！
9、到底要多大比例的私有化才能救中國？
10、壟斷資本主義－－通向民主，還是通向專制？
11、中國離俄國式的悲劇有多遠？
12、不是勸「退」，而是要警惕權力的「不作為」
13、要有作為的政府，但不是大政府、更不能是大政府主義
1、為竊賊爭利的經濟學家
2004年，中國學術界最引人矚目的事件，就是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家郎咸平教授與大陸經濟學家就MBO這個英文縮寫發生的激烈論戰。
MBO的英文全稱是（Management Buy-outs，MBO），即管理層收購。這個詞來自上世紀70∼80年的歐美國家－－企業所有者為了降低企業管理成本採取了以股權換管理、以股權換發展的策略。這種產權交易是在企業管理者與產權所有者之間發生的。不用說，在歐美，交易雙方的主體都非常清楚。在那裡，管理者不可能用國家銀行的錢為自己收購國家的資產，不可能自己定價，自賣自買；更不可能像我們這兒，用簡單拙劣的手法就可以化公為私。
此話是一位不慎翻船的國企老闆在交代問題時的原話：「其實我的手法很拙劣，簡直是明搶」！（《新華每日電訊》9月2日頭版：《吉林千萬元巨貪喬本平承認：我的手法很拙劣，簡直是明搶》）
事件是由郎咸平對幾家著名國有企業的發謫開始的：他指名道姓地點出幾家著名國有企業TCL、海爾、格林柯爾、科龍，在「國退民進」過程中，席捲國家財富！」
郎咸平首先聲稱自己的結論是「做了大量案例研究後得出的結果」，說他的「每一句話都有數據支持」。
他語出驚人－－
「保姆佔了主人財產！」
「相當數量的公司正在『國退民進』的盛宴中狂歡！」；
他呼籲－－
「國企改革不是國有資產瓜分！」；
「警惕民企夥同國企合法吞併國有資產！」……
「抵制國有企業打著『國退民進』招牌侵吞國有資產！」
……
郎咸平在這場國有資產保衛戰中發射出去的「重磅炸彈」，引起中國社會的強烈反響：來自媒體和網際網路上聲援幾乎是一邊倒（根據新浪網的統計，有4萬多網民參加的網上調查中，認為郎的文章「一針見血，分析精闢」的超過了90%）；相反，企業家與主流經濟學家的反彈卻十分強烈：某國企老闆在香港將郎咸平告上了法庭；主流經濟學家對郎咸平的觀點和數據發起了毫不留情的批評和批判。
開始，主流經濟學家對郎咸平的打出的這記重拳保持著沉默（媒體稱之為「集體失語」！），對此，郎咸平深感失望，他原以為，自己對社會強勢集團的進攻會得到知識份子同類的聲援而不是孤軍奮戰。
與郎咸平的預期恰恰相反，就像某位國企老闆從最初的眩暈中清醒過來立即將郎咸平告上法庭一樣，回過神來的主流經濟學家馬上對郎咸平實行了圍剿。
第一槍是主流經濟學家的領軍人物、某名牌大學的名牌教授打響的。他批評郎咸平以「罵政府，罵富人」為能事，並且發表署名文章，提出「要善待為社會做出貢獻的人！」
2、誰是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當代知識精英所謂「對社會做出貢獻的人」，是指經濟精英－－那些在改革開放中「先富起來」的人。
今天，成功人士的成功標誌已經越來越取決於他是否先富起來，是否積累了巨大的財富；無論這財富是對社會貢獻的結果還是從社會攫取的結果；具體到國有企業，「對社會做出貢獻的人」 就是指那些掌控著、或掌控過國有資產因而已成為、或正要成為億萬富翁的成功人士。
本來，國企的發展，首先是因為有我們兩三代人用血汗攢下的那份家當，其次是國家政策上的傾斜－－人力資源、自然資源、銀行資源的優先使用或無償使用；以及，轉制時期雙軌制之類對國企特別有利的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的關照；最重要的一條是，國企有一支技術和紀律都特別過硬的勞動大軍：國企的工人、技術員、職員，他們不僅為國企的發展立下汗馬功勞，而且幾十年來一直是付出的最多，得到的最少，是為既得利益集團的巨大利益買單的人－－從改革開放前直到今天，他們的勞動報酬幾乎只能維持生存。所謂「獻了青春獻終生，獻了終生獻子孫」，就是這幾代產業工人（當然也包括廣大工程技術人員、管理、營銷人員）的真實寫照。
今天，在談論「對社會做出貢獻的人」時，我們的知識精英為什麼恰恰會無視這個群體的存在？
上述幾條，為國企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可以這麼說，只要國企的高層不是太無能，不是太腐敗－－比如，能將雙軌制給國企的優勢和特權用在企業的發展上，而不是貪得無厭地為自己和自己的子孫撈取好處；或者退一步，即使他們很難做到不損公肥私、不為個人謀取個人私利，但只要不是心太黑、心太狠，以致不惜出賣企業的根本利益而將企業搞跨－－那麼，國企是不應該在市場競爭中處於下風的。因為國營企業有優於民營企業的先天條件：家底雄厚、勞動力素質高而成本低，以及銀行的無條件支持、國家的信用保證，由國家支持的市場壟斷或市場份額佔有……這樣的企業當家人不好當嗎？
前些年，一些效益好的企業，即使上級派來了幾乎是外行的廠長經理（國企領導人按行政級別任命和調用，所以行政級別相同的政府官員和國企領導人互調是常有的事），企業照樣順利運轉；反過來，查查那些虧損或倒閉企業，它的老總肯定不僅是能力太差，還大多有經濟上的大問題。
所以，我們的結論是，「對社會做出貢獻的人」，絕非是佔社會資源最多，掙錢最多的的國企官員；而國有企業的發展也不是僅僅是總經理、廠長的功勞。
當然，在知識精英面前強調普通工人、普通職員、技術員，以及從70年代開始就有了的只掙血汗錢的農民工（當時稱合同工）的奉獻，精英們肯定會嘲笑我們，肯定會認為我們的觀念還停留在「勞動人民創造歷史」革命時代。
那位名教授在反駁郎咸平時，就十分明確表達了這層意思。他說：「不應該被大眾的情緒所左右，不應該去迎合某些大眾的心理情緒」；這位出身於西部農村的學者甚至還說，「對一個真正的學者來講，最難做到的不是你罵政府、罵企業家，而是你敢不敢站在大眾輿論的對立面，堅持自己的觀點。現在只要是罵政府、罵富人、罵企業家，就被認為是有社會良知的表現，只要不罵的或者幫企業家說話的，就被認為是拿了企業好處的，這種思維方式是不對的，對社會有害無益。我們不應該像馬克思批評過的，用妓女的心態看待所有的性關係。」
好一副精神貴族的口氣！
是的，學術是高深的，決不是草根百姓所能理解。因此在學術爭論中不應該抱有媚俗、從眾心理；然而，現在談論的不是學術問題，而是「大眾」以及他們的父輩幾十年來辛辛苦苦積攢下來的血汗錢－－這筆錢管得好不好？以後該怎麼管？如果國家不管了，該怎麼分？
這些大事與「大眾」如此休戚相關，甚至可以說這原本就是「大眾」的事，為什麼不能聽大眾的聲音反而要站在「大眾的對立面」？！
一兩代「大眾」，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裏，辛辛苦苦積累下的這點兒家底（國有資產）由國家和國家的代理人國企官員代管了幾十年，現在說要分家了，要將將大眾的財產分給、或售給因管理這些財產而形成的社會強勢群體，此時，什麼樣的經濟學家才會不考慮大眾的感情、大眾的立場、大眾的歷史利益呢？！
3、做得好就有權力佔有公眾的財產嗎？
我們退一步，就算我們忽視了一兩代人的犧牲和奉獻，就算國企裡的發展完全功在個人，功在老總，那麼是不是就應該給他股份，給他產權，讓他們佔有本來屬於大眾而僅僅由他們代管的公共財產？
我們的學者教授的回答是肯定的。
他們的理由是這些國企老總有功，應該重獎。用那位呼籲要「善待對社會做出貢獻的人」的名牌教授的話來說就是，「因為他有責任心。如果是在私營企業當經理人，你搞不好就完蛋了，但是好多國有企業你搞不好也不完蛋。那麼你為什麼要搞好國有企業？所以這些人是非常令人尊重的。」
因為這些老總將他們本來可以不搞好的國有企業搞好了，所以這位教授「非常佩服這些搞得好的國有企業的經理人」，所以他認為，如果不讓這些國有企業經理人從他們搞好了的國有企業拿走部分或全部產權，就是沒有善待這些「對社會做出貢獻的人」。
這是什麼邏輯？！
還有一位學者的發言更加直截了當。此人大聲呼籲應該用產權回報有功的國企領導人。因為當初這些企業「假如不是交到有創業精神的企業家手中，也許早就關門了」。
這話是一位自稱有10多年「商界經驗」(其中7年任CEO) 的「國際學者」說的。我想，之所以是國際的，大約他拿有外國護照而且還是境外某金融機構的總裁顧問；之所以是學者，是因為他是國內某大學商學院的名譽院長。這位不知道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是CEO還是教授的「國際學者」還說：「政府早年把一個瀕臨破產、負債纍纍的負資產的小企業交給企業家承包，大部分政府官員對企業家說，你只要解決工人就業，都歸你了……」 （《郎咸平，你不厚道》新民週刊2004年9月6日）
這裡一句「大部分政府官員」說過的一句話「都歸你了」（「大部分政府官員」是誰？他們在哪兒說的？難道這位「國際學者」見過相關的內部文件？），便成了國企老總可以佔有國有資產的法律依據？！
郎咸平的觀點與這些教授學者恰恰相反。
郎咸平並沒有否認許多國營企業做得很好。這一點他與這些教授沒有區別。他們的區別在於，郎咸平認為「國企的老總就是職業經理人，就是保姆。作為保姆，她做得好是應該的，做得不好是要承擔責任的，總不能為了調動保姆的積極性，就讓保姆做主人吧。調動國企老總的積極性，只能給高薪，不能給股份！」
郎咸平還打比方說，「家裡很髒，請了個保姆，結果保姆反過來成了主人。」
這是關於如何對待幹得好的「保姆」的爭論，是經營得好的國有企業該不該將產權獎給管理層的爭論。
該不該將家產給予「幹得好的保姆」，只是問題的一半；這次來勢凶猛MBO，不單是搞得好的國企和幹得好的國企老總，還包括搞得不好的國企和幹得不好國企老總。
主流經濟學家的觀點是效益不好的國企更應該MBO，更應該國退民進，變國營為民營。
4、只要當上國企老總便可左右逢源，成也MBO，敗也MBO
國有企業搞好了要MBO，要用股權去獎勵和善待「對社會做出貢獻的人」（也就是國企官員）；而如果企業虧損了、瀕臨倒閉了，則更要MBO！
要搞MBO，要把國企的產權送給或賣給國企老總的另一個理由是：國有企業是管不好的，早一天讓國企老總從管理者變成所有者，就早一天避免國有資產流失。國企搞不好的原因是國有企業在產權問題上，具有「所有者缺位」的致命問題。
還是那位名教授的論點：「如果國企改革當中確實存在國有資產流失的話，這恰恰說明國有企業『所有者缺位』的問題。沒有負責任的老闆，就不會有合格的員工；沒有合格的主人，也難有稱職的保姆。把經理人比做保姆是我當初打的比方，現在要問的問題是，如果保姆糟蹋這個家的話，主人哪兒去了？主人為什麼不僱用一個好的保姆？」
因為「所有者缺位」！所以要給企業找一個主人。
這種理由和口氣，我們在十年前的俄羅斯就聽說過了：「俄羅斯的董事長們總是說，『企業必須有一個所有者』，口氣聽起來像一個不折不扣的資本家。他們指的是一個人，一個可以決定企業命運的資本家，許多人已經明確表示他們指的就是自己。」（《俄羅斯私有化調查》P58）
多麼相似的目的和手法呵！不同的是，90年代的俄羅斯，這話是董事長自己跳出來說的；而在2004年的中國，卻是學者們站出來替國企官員表達的。
看來，有了「所有者缺位」這個冠冕堂皇的理由，「保姆糟蹋這個家」便理所當然、便造反有理了！反過來，要是不把產權交給老總，那麼，國有資產糟蹋了、流失了，就不是「保姆」的責任而是國家的問題、是國有企業注定了的命運。
郎咸平卻認為，所謂「所有者缺位」，是某些經濟學家幫那些窺視社會資產的人「拍腦袋」想出來的。他說，「中國國有企業不存在所有者缺位的問題。誰是所有者？毫無疑問就是國家……歐洲也好，南美洲也好，國家持股就是股東的一部分，沒有所有者缺位的問題」
郎咸平還指名道姓地點了某些著名國企的老總：「國有企業老總覺得國家對不起自己，覺得自己受到委屈了。比如儲時健，做了一點事情就覺得國家對不起自己了，就想控制公司。你有什麼資格？儲時健、倪瑞峰、張瑞敏都是『保姆』，都是職業經理人。你要做職業經理人，就應該把自己該做的做好，職業經理人應該有對股東的信託責任，但是中國沒有。因此，現在國有企業並不是所有者缺位的問題，而是職業經理人缺位。」（和訊專訪郎咸平?：「是誰在合謀『剝削』國有資產」2004年8月13日）
綜上所述，學者要求立即MBO有兩個理由－－
國有企業是搞不好的，所以必須MBO,必須把產權分給廠長經理、必須國退民進，才能保證企業的效益。（當然，這些教授話語裡，國退民進的「民」，是民營企業家的「民」，而非國有資產的真正所有人、人民大眾的那個「民」）；
學者要求MBO的另一個理由是，搞得好的企業，也應該把國有資產分給有功之臣，因為「在中國，相比於死的資產，企業家資源更寶貴，是更稀缺的資源。」
這話還是那位國際學者說的，他還特別為那個因侵佔國有資產而被判刑的仰融說話，說是應該用「聯想」模式來解決問題：「仰融式，挂靠人民銀行等部委，使用了政府的無形資產，現需分割產權，建議使用『聯想』模式」。
所謂「聯想模式」，就是拿出35%的股權給經營者。
真是只要佔據國企高管的位置，便可以左右逢源－－國企發展了，功在自己，所以要MBO；企業效益不好了、甚至瀕臨破產，則罪在國有制，更應該MBO。總之一句話，成也MBO，敗也MBO！看來，這MBO是搞定了，誰要是反對，誰就是妓女心態、就是受大眾情緒左右、就是流氓教授。
到底誰是流氓教授？
5、創富運動－－企業家偷偷摸摸地幹，教授們理直氣壯地喊
在我們的教授、經濟學家這裡，變國有為民營，變國企官員（他們當然是官員！國企裡的廠長經理一直名正言順地享受著政府官員的行政級別和待遇，並且常常以相同的級別調任政府官員；所以幾十年來，謀取企業的廠長經理，和在黨政部門謀取官位的路數是一樣的）為資本家的轉制，居然那麼有根有據，理直氣壯。那位名教授就曾經公開為國企老總不能正大光明地佔有國有資產而叫屈。他說，「由於意識形態的束縛，導致很多正當的交易都變成名不正言不順的、偷偷摸摸，增加了交易的不公開、不透明……」
教授學者們希望有了他們理論上的支持，這場變公為私、化公為私的造富運動，就可以正大光明、名正言順，甚至理直氣壯了！
事實正如這位名教授所說：國有企業的老總們在購買或轉移國有資產時，並沒有我們這些學者教授這麼大張旗鼓；他們偷偷摸摸、只干不說。
從九十年代中期開始，他們就在「沉默中潛行」，「多數MBO案例直到其大功告成之時方為外人所知－－MBO所帶來的以億元計的財富令人驚詫，而其在運作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奇詭精巧的股權騰挪、撲朔迷離的資金鏈條及環環相扣的操作手法則更令人嘆為觀止。」（劉猛：《MBO創富：內部人操控的遊戲》《新財富》2004年9月22日)
國企老闆們在倒騰國有資產時的無聲無息、奇詭精巧、撲朔迷離，與我們的教授學者提到理論高度的論證和理直氣壯地鼓吹、策劃，的確形成鮮明對比；但這種分工明確，使得雙方各顯才能，相得益彰：一邊是幹起來再說；另一邊是理論支持、合法性論證隨後跟上。目的只是一個－－將這場「創富運動」進行到底。
MBO這一創富運動，可以說是「先富起來」運動的繼續和質變，「相比於中國1984年進行城市體制改革以來出現的承包國企、價格雙軌制、『零價格』收購國企等幾個暴富階段而言，MBO所製造的全部是中國頂級富豪……」（同上）
查了查廣東某家被郎咸平點名的國有企業，MBO以後，這家國企管理層所分的股權流通市值十分驚人：總裁是6億多，副總裁、黨委副書記為一億左右；最引人矚目的是這家國企的黨委副書記兼群工部部長、紀委書記也分得一千五百多萬股，按當時的市值算，這位黨的幹部一夜之間就有了六千多萬的身價。
由MBO發起的這場創富運動，所造就的千萬富翁、億萬富翁絕非個別，許多國有企業，尤其是許多國家控股的上市公司，這幾年的MBO的步伐異常迅速，以至於對利益像狗一樣敏感的資本，因為從中嗅到了點石成金的機會而成立起專門為MBO提供融資渠道的「MBO基金俱樂部」；這些基金經理興奮異常，他們公開宣稱：「2003年將是中國的MBO年，這將是一場資本和企業家的盛宴。」
這宴席上的大餐，便是國有或曰國民所有的資產。
這是基金經理們的盛宴，是國企老總們的盛宴，也是為MBO搖旗吶喊的學者教授們的盛宴，「一夜之間從企業的管理人員成為企業的所有者，成為擁有一定資源基礎的創業者，這種『不可思議』的蛻變無疑是令人神往的。但MBO項目要想成功實施並不是那麼簡單，只有找準合適的機會、選擇適當的途徑、控制內在的風險才能保障項目的成功。」（《銷售與市場》 2003年1月號）
這種「一夜之間」「不可思議」的蛻變和暴富，雖然令國企老總們神往，但我們的學者卻語重心長地告誡，「MBO項目要想成功實施並不是那麼簡單」。（是不容易，而不是不應該！）所以，知識份子的出謀劃策絕對重要，專家學者在MBO過程中的作用絕對不可低估！
為了保證MBO的成功，保證這些經理、老總能迅快捷、低廉，而且合法地將社會資產據為己有，為了幫助這些人盡快地找到機會、找到規避經濟和法律風險的最佳途徑，我們的專家學者搞演講、辦講座、出專著、寫文章來教導和幫助這些成功人士走向更大的成功。
看到過不少學者書寫的關於「企業重組」和「產權交易」之類的文章和專著，學者教授們觀點易懂而且具體，思考周密而且可操作性強。比如，上面引用過的那篇文章的小標題為就十分精彩：「展示一個案例」、「具體收購過程」、「集中兩種權利」、「確定一條思路」，細膩而耐心，真有那種手把手教孩子學習的拳拳之心。
不知道寫這種為老總們獻策獻計文章的作者是否已經找到了買主？不知他們能不能從中分得一份？不知他們有沒有最終由知識份子變為成功人士……
6、從俄羅斯的非國有化看中國MBO爭論的誰是誰非
郎咸平中國式的MBO的批評，對2004年的中國經濟學界，猶如一陣旋風：主流和非主流經濟學家、學者幾乎都捲入了郎咸平挑起的爭論，並且涇渭分明。媒體因此用了「各種力量，在郎咸平挑起的爭論中匯聚」這樣標題。後來，廣大網民也紛紛加入這場爭論並以極端的語言支持郎咸平批判主流學界；但另一方，對郎咸平提出問題的討論已經變成了聲討和批判，某些主流濟學家在回擊郎咸平時，甚至用了「流氓教授」、「妓女心態」、「特務」等字眼……
這場論戰所涉及的問題對中國社會的轉型來說，無疑是生死攸關的大事。但這場論戰的深刻意義很可能要以後相當一段時間才能顯露出來。
希望這段時間不會太久，更希望中國社會不會因為今天對這個問題的忽視而在日後的改革中付出更大的代價。就如波蘭由於在1989年劇變前後，掌控著國企管理大權的廠長經理趁政治權力轉移的時機搞過「權貴私有化」，當1993年4月頒布並實施「大眾私有化法」時，不得不用相當的時間和成本來糾正和追討在「無法無天私有化」時所流失的國有資產。
在這裡，筆者只能簡單地談談自己的看法，以及在俄羅斯所看到的與我們很相似的國有企業改制歷程。
俄國人起步比我們早，私有化程度也比我們徹底。他們的經驗、尤其是他們的教訓，對於有過相同歷史進程，有著相同改革要求的中國來說，無論如何都不該視而不見！
俄羅斯的私有化是從1991年將成千上萬個小商店賣給個人開始的。但真正意義的私有化則是1992年12月，以拍賣莫斯科市「布爾什維克」餅乾公司為起端，才掀開了俄羅斯經濟核心－－大型國有企業－－私有化的新篇章。
選一個名叫「布爾什維克」的國企實行首次拍賣，的確很具有改社會主義為資本主義的象徵意義！
從1992年底僅有18家大中型國有企業被私有化，到1995年底，有105111家小商店、12118000套住宅（俄羅斯的住宅私有化是無償的）、17937家大中型國有企業完成私有化；而「到了1996年，俄羅斯的大中型企業－－幾乎創造俄羅斯90%的工業產出－－中已經有3/4以上被私有化，脫離了國家的控制。」（《俄羅斯私有化調查》P51）
而在轉制前，俄羅斯的國有經濟佔經濟總量的96%。
從1992年到1996年，俄羅斯的私有化用了4年時間；再從1996到2004年，在徹底私有化的基礎上崛起的新俄羅斯又度過了8個年頭，12年的時間，俄國人經歷過了巨大的希望、得到過令他們歡喜若狂的政治自由，也經受過經濟上的陣痛和幾乎死了一次的「休克」，那麼，差點兒被置於死地的俄羅斯，有沒有死而後生呢？
作為一個在俄羅斯轉型期間曾經在莫斯科生活過一段時間的中國人、作為對非國有化有過長時間關注和研究的中國學者，筆者忍不住離開本書的主題，來談談俄羅斯的私有化到底給俄國人帶來了什麼？
轉型初期，西方著名的左翼政治和社會學家達倫多夫（Ralf Dahrendorf）曾經對俄羅斯轉型設定了一個時間表：「政治民主化及法治，六個月；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非國有化），六年；公民社會的出現，六十年。」（雅克．胡普尼：《十年後的東歐：在後共產主義時期的分野》《當代中國研究》1999年第四期）
到2004年，俄國人度過了12年漫長的改革歲月，已經大大超過了達倫多夫預定的時間。
這12年，俄羅斯的民主政治體制已經建成，從計畫經濟向以私有制為核心的市場經濟轉型也基本完成；這12年，俄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以前不太富裕、但也絕非貧窮的俄國人分化成兩級－－讓西方的財富階層為之驚嘆的轉型受益者、俄羅斯新貴；以及連中國人都用憐憫的眼光注視著的俄羅斯平民百姓。
據俄羅斯國家統計委員會1998-1999年，有關《俄羅斯居民生活水平和社會地位調查》顯示，俄國人的貧富階層比例如下：
貧困階層－－約佔人口的33%左右，其收入不及最低生活標準。主要包括一些傳統工業部門的工人、部分農民、退休人員及物業人員及多子女家庭等；
窮人階層－－佔總人口的40%，一般能夠維持日常生活，包括一般的專業工人、技術人員以及部分知識份子和國家公務人員；
中等階層－－約佔25%左右，一般能夠滿足社會的各種需要，包括個體從業者、企業家、管理幹部科技或文藝界知識份子；
富有階層－－約佔1%－2%，其中巨富階層約佔0.2%左右。他們主要由新舊當權者、「新俄羅斯人」、某些國企大中型企業負責人及黑手黨頭領等構成。 （《過渡時期的俄羅斯社會》P113）
另據英國《金融時報》駐莫斯科記者站主任克里斯蒂亞．弗裡蘭的數據：「在新俄羅斯，發跡的幾乎只是那些極少數的超級富翁。最富有的10%的人口掌握著全國一半的財富，最窮的40%佔有的財富不足五分之一。3000萬∼4000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即每月不到可憐的30美元。俄羅斯的新資本家貴族們在相當短的時間裏及其迅速地發了財，但並沒有帶動整個國家的其他部分一同發展。」（克里斯蒂亞．弗裡蘭：《世紀大拍賣》中信出版社2004年10月）
一位俄國學者說，「最富的百分之十的俄羅斯人的財富，是最窮百分之十的俄羅斯人的80倍。國家已經分裂，一方面是一小批億萬富翁，另一方面是絕大多數的窮人。自由改革的結果就是我們現在有了兩個俄羅斯，一窮一富。」（俄羅斯社會科學院院士弗．伊．多博列尼科夫2003年10月27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演講）
在俄羅斯大規模私有化十年之後，俄羅斯和俄國人（當然要除去那百分之十的財富精英）的狀況並沒有因此而有所改善；恰恰相反，還是引用多博列尼科夫院士2003年的報告，「上世紀30年代至50年代，千辛萬苦得來的工業化結果現在已經基本上化為烏有了……俄羅斯聯邦的外債達到天文數字，1700億美元。所以有人形象地說，每一個嬰兒在出生的時候，就帶有1000美元的債務。」（同上）
俄羅斯的一位歷史學家因此寫道：「俄羅斯人在共產黨時期不好過，以為在民主下將會好些。然而事情並非如此。雖然自由多了些，但生活卻更困難了。」；用本人在莫斯科聽到的老百姓的話則是：「我們得到了自由，卻失去了安全。」
所以，如果有人說私有化讓俄羅斯受益匪淺，那必須問一問，他說的是哪一個俄羅斯？是指佔有人口10%的富人俄羅斯，還是佔人口90%的平民俄羅斯？如果是前者－－俄羅斯的財富新貴，那麼此話不假。在福布斯公布的2003年全球富豪榜上，就有17名俄羅斯財富新貴榜上有名。他們中年齡最大的53歲，最小的僅僅35歲。
另據《富比士》(Forbes)雜誌2004年5月份的調查，莫斯科的億萬富翁人數已經躍居世界第一。俄羅斯私有化僅僅12年，就給莫斯科造就了無數億萬富翁。儘管紐約是資本主義社會當之無愧的中心城市，儘管美國富人經歷了幾代人的財富聚斂，但曼哈頓還是將地球上擁最多億萬富翁的城市稱號讓給了莫斯科。據《富比士》的統計，截至2004年，莫斯科的億萬富翁（以美元計）是33位，而紐約的億萬富翁只有31位。
這些俄羅斯財富精英的巨大財富是從哪裡來的？（這個問題正好與我們現在爭論的MBO有關）；或許，下面這些數字可以讓我們找到部分答案－－
俄羅斯大規模私有化後，通過重組、通過MBO，俄羅斯約有500家大型國有企業被以72億美元的低價出售，而這些國有企業的的實際價值超過了2000億美元；
莫斯科「吉爾」汽車製造廠資產總量約合10億美元，一傢俬人財團購得的價格僅為400萬美元；
莫斯科市化工進修學院的房產及設備價值約1億美元，某公司僅以800萬盧布的價格購買……（見《過渡時期的俄羅斯社會》新華出版社P224）
俄羅斯私有化的最終結果幾乎是，國有資產原來誰在管理，最終就被誰佔有了，從而出現官僚私有化和官僚資本主義。
7、中俄兩國學者的比較－－捍衛人民利益還是，站在大眾對立面？
在談到俄羅斯的國企老總在私有化過程中大肆侵吞和佔有國有資產的事實時，必須強調一點，俄國國企管理層侵佔國有資產之所以成功，政府和學者無疑負有責任－－政府對私有化法規的制定後滯、執行力度不夠；部分學者們卻因為認為俄國的市場經濟和民主化進程依賴於新興的資產階級的誕生，而對這種財富的非法積累採取了容忍甚至歡迎的態度。但是，整個私有化過程中，俄國政府畢竟沒有一邊倒，政府的許多私有化法規常常能考慮到大眾的利益；而在學者方面，也很少聽到經濟學界的學者同企業家合謀掠奪國有資產、參與分贓的報導。
恰恰相反，俄國政府和俄國的許多學者在企業家實施巧取豪奪時，都有過許多法律上和學術上的努力－－制止這種公開的掠過：
1992年，俄羅斯政府出臺私有化法，8月，俄羅斯總統葉裡欽在電視演說中向俄羅斯人民首次宣布這一法案時，公開地表明：俄羅斯實行私有化的目標是實現廣泛的所有權，是要為俄國創造「一百萬個財產所有者而不是若干百萬富翁。」（《俄羅斯私有化調查》P32）
在實施私有化的過程中，政府曾經拿出了兩個方案：
方案一、允許40%的股份出售給職工，剩下的60%將在拍賣會上出售或由國家持有今後出售。在40%中，工人免費得25%……工人們可以按賬面價值的七折再購買10%的股份，經理們以正常價格可購買5%。另外，養老金計畫也可購買一些股份。
方案二、允許51%的股份出售給職工，剩下的49%將在拍賣會上出售或由國家持有今後出售。工人不得不支付賬面價值的1.7倍。另外，養老金計畫也可購買一些股份。
（《俄羅斯私有化調查》P41）
在學者方面，相當多的俄羅斯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一直密切地關注著這場私有化運動，關注著、警惕著國家的利益、大眾的利益會不會被在國企裡佔有強勢地位的管理層侵佔和剝奪？
在轉制初期，在俄羅斯學界，曾經就私有化問題展開過公開的、廣泛的討論：
「私有化企業的主要所有者是企業職工，還是僅僅是企業經理？」；
「誰將擁有私有化之後的俄羅斯企業？」；
相當一部分學者們的立場也十分鮮明：「私有化被認為是在全民中分配財產的方式」（見《俄羅斯私有化調查》P8）
俄國科學院院士、著名經濟學家O．T．博戈莫洛夫1992年在接受《明鏡》雜誌採訪。在問及俄羅斯的私有化的對象時，這位學者態度明朗地站在了大眾的立場上。
問題是由《明鏡》雜誌的記者提出來的－－
記者問：您想把國家的經濟作為禮物送給人民嗎？
博戈莫洛夫：最重要的是，不要再要求人民做出犧牲。應該馬上把地產：他的住宅、土地、在工廠和自然資源中屬於他的份額，交到他的手中。這一切應該是無償的、或者只採用象徵性的價格。否則，暴動、叛亂、起義、搶劫等將是不可避免的。
（O．T．博戈莫洛夫《俄羅斯的過渡年代》P116）
俄羅斯經濟學家是站在大眾的立場、站在俄羅斯的長遠利益而關注和研究私有化的。他們認為，為了社會的穩定，非國有化必須考慮到人民的利益。
可在我們這兒，那些「站在大眾對立面」的教授、學者也在強調發展，強調社會的穩定，但他們的結論卻是那樣的不同。在我們的知識精英眼裡，別說讓人民大眾也分得一份需要民營化的國有資產，就是讓大眾參與討論、參與分家的過程都肯定會工廠大亂、國家大亂、從而使我們失去了寶貴的安定團結的大好政治、經濟秩序！
或許有人會反問，俄國政府和俄國學者的努力，為什麼沒能阻止俄羅斯私有化最終成為權貴的盛宴？
這的確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和追問的問題，也是對中國的轉型非常具有現實針對性的問題。但這個問題如此之大，決不是我們這個小章節所能回答。我們所能回答的只是，俄羅斯並不成功的非國有化結局，除了新政府繼承了一個沈重的「帝國遺產」外，尚有許多現實教訓。比如－－
政府私有化立法不夠及時、細緻，使得有法可依的私有化落後於廠長經理的「自發的私有化」、「無法無天的私有化」；
政府沒有拿出優質的國有資產，讓無償得到「私有化憑證」的公眾購買，結果大眾因為無法在產權市場購到優質資產，而只買下了一些垃圾股。據對已經買到了國有資產股票股民的調查，整個1994年，得到分紅的股民只有4%；
政府在對全民實施無償私有化的過程中，沒有及時對來勢凶猛的通貨膨脹作出積極應對，至使原來價值不菲的「私有化」證券，在通貨膨脹中變得一錢不值。
俄羅斯的「私有化證券」是用社會資產總量除以全體人民（包括嬰兒在內）算出來的：1張私有化證券═俄羅斯70年社會資產總量÷全體居民總數═10000盧布。（這一比例甚至高出了「大眾私有化」相對成功的波蘭、捷克）但到了1994年，卻貶值為：1張私有化證券═10000盧布═7美元═1公斤香腸」（見《過渡時期的俄羅斯社會》P222）
因此，如果要給俄羅斯的轉型失敗下個簡單的結論，那麼可以這麼說：即使新政府主觀上有過為人民的設想和努力，但歷史的重負和侷限，使其心有餘而力不足。這一點，在總統葉裡欽身上表現得十分明顯。
作為新俄羅斯的第一任總統，葉裡欽在穩定轉型初期的俄國社會方面功不可沒，他用鐵血證明自己是一個魄力非凡的政治家。筆者親歷了1993年10月葉裡欽與國會的那場爭鬥，並幾次去到那座被葉裡欽讓坦克和士兵所包圍的白宮前（俄羅斯國會駐地），目睹了被葉裡欽下令炮擊過的白宮－－最高幾層已經一片漆黑，使通體白色的國會變成了黑白分明的建築；而那些反對葉裡欽的議員和議長魯茨科伊就在底層。
這場爭鬥的結局是議長被捕，葉裡欽牢牢地控制了俄國政局。
然而遺憾的是，葉利欽的領袖魄力只在革命而非治國，只在政治而非經濟。他政治生涯中最出色的表演是與人斗、與各個權力集團鬥。這幾乎是現代俄國政治舞台上唯一的劇目。但對於俄國社會的經濟轉型，葉裡欽卻顯得優柔寡斷、搖擺不定、力不從心。
目睹了葉裡欽的經濟改革對俄國社會的影響，筆者十多年前曾經這樣評價葉裡欽時代的俄國－－
土地的私有化和工廠社會化進程十分緩慢，而權力向資本的過渡卻十分迅速－－越來越多的公共資產流失到那些些既不是資本家，也不是工人委託的管理人、即政治官僚手中；
前政權的政治官員利用民主和市場的口號迅速成為俄羅斯的新貴；
克格勃操縱、或直接轉變為黑社會；
第三產業還由國家僱用的官商操作著……
俄羅斯仍然是懶散的、不負責任的低效率國家；更為嚴重的是，舊的法律秩序已經破壞，新的民主秩序卻沒能建立起來，無法無天、背信棄義的行為在政界、商界、法律界和幾乎所有的社會領域蔚然成風，其腐敗和無法無天的程度完全可以和那些由統制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的國家－－如拉美和中國－－相比。（拙作：《在民主與鐵血之間走鋼絲的葉裡欽》香港《信報》1993年12月3日）
在這篇文章中，筆者還對葉裡欽的歷史侷限作了簡單的分析：
葉裡欽畢竟是從舊的政治土壤上成長起來的，那塊土壤是專門培育政客權術、以及密室政治所必須的一切－－陰謀、陽謀、背信棄義、厚顏無恥地自食其言和同樣厚顏無恥地顛倒黑白、推卸責任；從這裡培育出來的人無一例外的具有高超的控制權力和搞政治鬥爭的能力，也無一例外的不具備治理國家的起碼知識。（同上）
葉裡欽的背信棄義、自食其言一直持續在他的整個統治時期。1998年，當致命的金融危機衝擊著轉型後的俄羅斯時，俄羅斯央行已經將銀行利率提高到了150%，可葉裡欽還是在1998年的8月14日，向公眾保證，盧布決不貶值；然而，三天以後，葉裡欽便由他新任命的商人出身的總理基裡延科出面宣布：「盧布貶值，停止支付國債，延遲償還企業拖欠的外國債務。」
當然，在今天看來，將俄羅斯經濟改革的失敗完全推卸到葉裡欽身上，未必公允；尤其是相比之下，葉裡欽在制定私有化法時，畢竟與部分政治精英、部分俄羅斯學者一起做過許多努力；他們畢竟在某種程度上能站在全民、而不僅僅是富人的立場上（哪怕是一種姿態！），對私有化有過冷靜的思考、有過對不公平的擔憂和告誡、有過警惕權貴掠奪國民資產的呼籲和宣傳；還有，俄國政府和俄國學者不僅在產權轉移時能站在民眾一邊，盡政府的職責、盡知識份子的職責；即使到了今天，俄國學者和俄國政府也沒有放棄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和追查。
在談論俄國人並不成功的國有企業轉制時，還有一個應該引起中國人警示的現象值得一說：俄羅斯的國企改制，即使有了政府和學者的呼籲、努力，希望幫助大眾從國有資產中得到屬於他們的那一份，但大眾最終也沒能鬥過廠長經理，國有資產的絕大部分，最終還是被企業中佔有絕對優勢地位的國企官員所攫取；那麼，在我們這兒，上有傾向於富人的政策，下有為富人服務的學者為企業家吶喊、出謀劃策，中國的改制會是一個什麼結局呢？！
難怪在談及已被瓜分和將要被瓜分的國有資產時，大多數人都表現出一種無奈和絕望。
我們說俄國政府和俄國學者的努力並沒有制止住俄羅斯的私有化最終走向「權貴私有化」結局，決不是要說政府和學者們的努力是不必要的、沒有意義的。當一個民族處在重大的歷史關頭，當一個國家的社會利益格局進行重大的、重新組合時，政府和知識份子當然應該擔負起自己的職責－－因為在這種時候，正義和公正對歷史的促進，將比任何時期都顯得重要；只要權力和知識份子能為大眾的利益儘自己的本分，那麼，歷史的希望就不會被「公正危機」所吞噬。即使歷史暫時沒能取得勝利，但至少問題會暴露出來、會埋存在民眾心中而留下以後解決的希望。2004年，普京政府對俄國首富霍多爾科夫斯基的逮捕，難道不是與這一系列的關注、呼籲、努力有關嗎？
所以，俄羅斯政府對尤科斯公司的清算，對霍多爾科夫斯基的逮捕，與其說是新利益集團之間爭鬥的開端，不如說是那場國有資產爭奪戰的繼續！
還有一點特別需要告訴中國人，波蘭和捷克相對成功的「大眾私有化」證明，不讓國企官員利用自己在企業的強勢地位侵佔國有資產，不僅應該，而且在技術上是完全可行的！
我們過去總說，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但願在國有資產私有化問題上（貪污盜竊的私有化也好，堂而皇之的MBO式的私有化也好），俄羅斯的今天不會再次成為中國的明天！
8、有權威站在大眾的對立面，我們就不敢為大眾說話嗎？！
該不該私有化、私有化到什麼程度是一個問題；如何私有化則是另一個問題。後一個問題涉及到國家、資本和公眾三方；或者說，其本身就是大眾的問題：國家和國企管理人不過是公眾財產的保管人、管理人（而且並非由大眾自主選擇的代理人！）因此，掌握著公共話語權的知識份子，在這個問題上不僅不應該只看到國家和資本而無視社會，而是應該向公眾作出簡單明瞭的說明－－國有資產就是大眾的財產。
只要有了這個前提，公眾可能理直氣壯地發問：在討論財產的歸屬時，憑什麼將將真正的主人－－大眾排斥在外？
今天，「大眾」兩個字在我們社會生活中的確是久違了－－權力聽不得它，資本見不的它；而原本應該對權力和資本說「我不效勞！」的知識份子卻因為不能從大眾那裡得到利益而將其忘得一乾二淨……
沒有了大眾的位置，沒有了大眾的利益，還有社會的立足之地嗎？
可我們這兒至今還叫著「社會主義」國家呵！
記得1995年時，筆者在《南方週末》主持新擴版的「世界經濟」版工作。在這個版的創刊號（1996年元月）上，我集中編輯了三篇有關捷克「大眾私有化」的文章，希望引起剛剛在談論這個問題的中國人關注。為此，筆者訪問了捷克有關官員，還專訪了波蘭負責經濟轉型的副總理、經濟學家薩道夫斯基。我想在以後的時間裏，在自己的版面上將波蘭、匈牙利、俄羅斯等國的非國有過程所有過的「大眾私有化」全面地展示給《南方週末》的讀者，以幫助中國人從這些國傢俬有化的經驗教訓中找到我們所需要的東西。
可就在出報前，主編左方突然打電話給我，要我趕緊準備稿件，以替代那三篇中的兩篇。
當時已是深夜，我詫異地問，「哪兩篇有問題？」
左方回答：「不是具體的那一篇，而是放在一起就成了問題。」
於是，只留下了一篇－－而且是最簡單的一篇。
這個要求不是左方而是一位主管《南方週末》的上級負責人提出來的。因為一般重要的稿件都要報到他那裡終審；何況是這個版面的創刊號。
我那個野心勃勃的計畫還沒有實施就夭折了。
已經十年了，不知道十年後的今天，在各類官的面前談論「大眾」和私有化的關係，會不會還有深夜打來的電話？但有一點是清楚的，那就是「大眾」這個詞是不能在教授學者面前提及的－－那句咄咄逼人的「你敢不敢站在大眾輿論的對立面」的質問，不就是2004年說出來的嗎？！
在這裡，筆者要旗幟鮮明地宣稱：市場經濟不等於絕對的私有化，中國的政治經濟前景也並非如我們的主流經濟學家所宣稱的那樣－－只能寄希望於一個龐大的資本家階層的形成。儘管他們避諱資本家這個詞，儘管他們躲躲閃閃地將資本家稱之為民營企業家，但他們為這個新興階層的吶喊卻從不避諱：
為富豪非法的原始積累開脫－－所謂無論在哪兒第一桶金無不是骯髒的，所以不能、也不必追究；
為資本家進一步壯大而鼓動他們向公眾的資產下手；
為提高資本家階層的政治、社會地位地位而不遺餘力地呼籲……
今天，資本家能堂而皇之地成為國家的基礎和「黨」的發展對象，難道不是這些專家學者的理論在起作用嗎？
9、到底要多大比例的私有化才能救中國？
我們並不否認中國的國有企業存在著效益低下、管理層貪污腐敗的現象；但需要提出的問題是：這是國有企業與生俱來、不可治癒的絕症嗎？是不是解決國企問題除了出售、派發，政府別無選擇？也就是說，是不是唯有資本家才是中國國有企業的救星？
我們的主流經濟學家的回答十分明確：如果不將國有企業變成私營企業，如果不將國企官員變成資本家，國企就要倒閉；甚至說，「再過幾年就是白送也沒人敢要了」！
為了表示國企問題的嚴重性和緊迫性，清華大學一位經濟學教授將國有資產比喻成一根冰棍。他說，現在天熱，「放不住，要麼吃了，要麼化了」；
因為國有企業馬上就要像冰棍那樣化掉，所以形勢緊迫，所以這位教授說，「我非常反對的一點是過於把公平的問題理論化、哲學化，起點公平、過程公平、結果公平等等，我覺得沒用。如果這麼討論的話，這個事沒法兒辦，我們得找出一個能辦的辦法」；他還說，「什麼機會公平、起點公平，我們先不討論這個問題。」 （見2004年09月20日 新浪財經：《國有資產就好比是大熱天裡的一根冰棍》）
看得出來，這位教授對公平的討論既反對也反感，因為那樣，瓜分國有資產的事就「沒法兒辦」了！
不討論公平，他們討論什麼？
討論如何趕緊將冰棍吃掉。
這位清華的經濟學教授說了三個辦法：
「一個是少數人把它吃掉了，第二個是一人來一口，第三個是誰也不吃讓他化掉」
不用說，首先要排除的是讓冰棍白白化掉；第二個選擇，每人來一口，也不該考慮，因為冰棍沒有了卻誰的飢渴也不能解決；那麼，當然是少數人把它吃掉最好，雖說不公平，但至少解了一部分人的燥熱（發財的焦燥和狂熱）……
不愧為經濟學教授，表述得又生動又準確啊！
讓這些主流經濟學家如此心急火燎的理由有兩個：一是中國國有經濟比重太高，必須下大決心「國退民進」搞私有化（他們始終不公開提私有化，而說轉制、說民營化、說國退民進）；二是國企的形勢危急，如果繼續保存下去，不是將來白送都沒有人敢要，就是像熱天的冰棍，最後誰也得不到。
先看第一個問題。
據國家統計局的公報：「2002年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的產出在工業增加值中的比重只有36.1％；國有經濟在GDP中的比重沒有確切的數據，一般估計為1/3左右。」（《 中國經濟時報》 2003年7月18日）
這是2002年的數據，這幾年，國有經濟的比重肯定還要少於上述數據。
中國還沒有明目張膽地搞私有化，就已經使國有經濟的比重從毛澤東時代的幾乎百分之百，降到了百分之三十幾，這不能不讓人吃驚。改革前，波蘭的國有經濟佔國民生產總值的份額是81%，遠遠低於改革前捷克的97%和俄羅斯的96%。然而，就是這麼個國有經濟並不算最高的波蘭，儘管經歷了轟轟烈烈、令世界矚目的私有化運動，但截至1995年底，波蘭國有經濟在經濟總量中還佔有40%左右的份額，仍高於今天中國的國有經濟。
為什麼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學家連這百分之三十都不能容忍、不願放過呢？
退一步講，就算這個比例還是偏高，是不是高得成了當今中國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迫切到等不及國家出臺成熟的轉製法令，迫切到不問代價、不計血本的方式賣掉或分掉的地步？
還有一個問題：國企是不是一支馬上就要化掉的冰棍？
回答這個問題要簡單得多，那些個被郎咸平反對、被主流經濟學家支持，要實行「國退民進」的國有企業，恰恰是這些年發展迅速的優質國有企業，沒有一個是就要化掉冰棍；另外，查看一下上市公司的報表，無論是老牌大中型國有企業，還是最近二十年新建的大型國企，這些年還是有不俗的表現（像上海寶鋼股份公司稅收由2002年的38億飆升到到2003年的72億），反而是那些不斷重組、轉制的企業，倒是陷阱多多，讓中國股民吃盡了苦頭。
一般來說，納稅最能代表一個企業的實力和效益，近年來，國有企業的納稅額逐年增加：據中央電視臺2004年11月8日的新聞報導，「2004年1-8月，186家大中型國有企業共完成稅收3203億元，同比增長45.6%」
可見國企不僅不是一支正在融化的冰棍，反而是正在增值；相反，那些經濟總量逐年擴大並已超過了國有企業的民營企業，在稅收上卻有很大差距。根據國稅總局2004年的統計排名：「2003年，全國100強納稅企業，民營企業無一上榜。山西海鑫國際鋼鐵公司以2億元的納稅額排名民營企業納稅總額第一，其次是長沙遠大和吉利汽車。而剛剛評選出的民營企業500強前10位的聯想控股、復星集團、江蘇沙鋼集團、東方集團和萬向集團等甚至都沒有出現在民營企業納稅100強之中。這多少令人感到意外」（《誰在為中國創造稅收？》《21世紀經濟報導》2004年9月15日）
當然，納稅少，並不就等於民營企業沒有賺到錢。在《21世紀經濟報導》的同一期文章中，就對「暴利」行業的房地產之所以出現「財富巨人與納稅巨人的差距」作了分析。文章說，「房地產企業的資金量與納稅程度失衡的現象屢見不鮮。同時從網路上眾多的房地產企業納稅籌劃研修班（繼幫助富人掙錢之後，我們的知識份子開始幫助富人省錢了！）火熱招生的狀況也不難看出，為了實現利潤最大化，不少企業把不應花費的力氣用在了研究納稅籌劃空間、規避納稅風險上。」（同上）
不過，在第二個問題上，我們也退一步，就算這百分之三十的國有經濟，真的比不上私營企業，真的像我們的經濟學家所言，是一隻馬上就要化掉的冰棍，必須按我們主流經濟學家的主張盡快地「國退民進」，我們也必須向他們提出質問：這「國退民進」的「民」字，該如何解釋？
以我們的學術權威所指，這「民」，當然是指民營企業家的民，那麼，「國退民進」，其實質是公有制退、私有制進；社會主義退，資本主義進；大眾退，資本家進……
這種結果如何，我們無需假設，只要看看那些被私人承包、或已經轉制了的學校（叫民辦公制）、醫院、劇院電影院就知道了。退出國有後，這些地方的設施雖然闊氣了，服務質量也提高了，但這些變化與老百姓有多大的關係？（難怪一些學校要叫「貴族學校」!）
上海一家老電影院，走向市場後，票價從原來的二角五分，到四五十元，最近漲到一百元。因為將放映廳營造成了「頭等艙」和「情侶軟臥」了……
中國的國企如果都按這種方式一路「退」下去，恐怕以後能在中國用水、用電、取暖，上學、看醫生，上劇場、看電影，去博物館、逛公園，去海灘、爬青山，過橋樑、上高速，都只能是富人的享受了……
這不是危言聳聽、不是杞人憂天，而是在錢的一步步緊逼下，正在發生的現實。最近旅遊景點的漲價風頻頻吹來，看一看對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遺產，已經越來越成為大眾負擔不起的奢侈－－頤和園門票要漲到80元（80年代還是一角錢啊！）故宮要漲到100元，而去長城看看要交納80元錢（不算古長城，就是明長城也有六七百年了，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收費的？）；一些有文化特色城鎮也開始收取進莊費、進城費；連屬於全民的自然資源的海灘、海島也封鎖起來，開始收取海灘費、海島費……
2004年12月，北京剛剛開過旅遊景點漲價聽證會沒幾天，廈門市宣布：擬對該市的居住區「鼓浪嶼」收取「上島費」。價格從15元到60元不等。對於島上居住的1.8萬住戶及他們的島外親友，則必須事先申報、留下指紋，以後上島「需憑指紋出入」。
消息發出後，網上罵聲一片。一位上海網民在網上留言說：「建議向北京和鼓浪嶼的同志們學習，對進入上海市區的外地人士一律收取「進市費」！既然北京是北京人的，鼓浪嶼也是鼓浪嶼人的，那麼上海應該就是上海人的了」
對旅遊景點漲價的留言非常之多，而且罵聲一片。這些網民未必是因為把故宮、鼓浪嶼當成非去不可的地方，才對收費、漲價感到氣憤的；我想，這是擔心「錢」最終會逼進他們的日常生活而產生的危機感吧。
不過在這一邊倒的罵聲和憤怒中，肯定不包括這些景點、或這些住宅區的收費承包人……
10、壟斷資本主義－－通向民主，還是通向專制？
幫國企官員要權－－先是要企業經營管理權，後是產權－－始終是主流經濟學家堅持不懈的目標。
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們的經濟學家為醫治國有企業開出了一味重藥：「放權」。
向作為國企官員的廠長、經理放權，而不是向作為名譽上國有資產主人的職工放權。
不過那時，他們要求國家所放的權還不是產權，而僅僅是經營上的「企業自主權」。
那時，大家對「放權」的意義堅信不疑：只要國家不再干預，讓國企老闆放手去幹，讓市場自動調節，一切就會好起來的。
放棄監管權，是「國退」的第一步。
以當時中國的狀況論，這第一步或許必要。那時，國企的婆婆太多，而經濟計畫又總是隨著政治路線的變化而變化，結果是「計畫經濟」一點兒也沒有計畫，完全跟著長官的意旨走（因為國企的老總都是政府官員，當然會在更大的官面前唯命是從）。所以「放權」，曾經給國企帶來過春天，使一些老總在逐漸開放的市場經濟中學會了當企業老闆的第一課。
但同時，那次放權也讓更多的國企老總得到了令他們驚喜不已的好處，一夜之間他就從媳婦熬成了婆，就成了沒人監督因而可以為所欲為的財產主人－－而且是那種可以享受權力又不承擔任何責任的主人。對這一點，我們前面提到的那位經濟學權威說得很對，「如果是在私營企業當經理人，你搞不好就完蛋了，但是好多國有企業你搞不好也不完蛋。那麼你為什麼要搞好國有企業？」（就憑這個邏輯，第一次向老總下放經營權，就已經是一個錯誤了），於是，許多國企成了老總們的「家天下」，成了他個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公有」資產。
那時，中國人剛剛經過了幾十年計畫經濟的短缺，經過了大鍋飯時代的貧窮，所以談「國有」而色變。這可以理解。人們寄希望於「市場經濟」，寄希望於國家擴大企業自主權，也沒有錯；錯的是，擴大了的企業自主權只交給了廠長、經理個人，而完全將全體職工排斥在外。
當時，政府曾經有過非常有意義的嘗試：讓「職工代表大會」參與國企的重大決策、參與企業的監督管理。
但由於老總們對管理權的殊死拼搶以及學者們關於「能人當家」、「精英治廠」的鼓吹（當時諸如《喬廠長上任記》之類的文藝作品、理論文章充斥報刊，彷彿只要有了喬廠長那樣的強勢廠長，國企的問題就迎刃而解），「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從一開始就沒有被重視。僅僅是在頭兩年還有過「職工代表大會」與管理層的矛盾和抗爭，但很快就形同虛設；以後，這個機構連花瓶的功能都失去了。
今天，國有企業中，還有職工代表大會嗎？
對此，知識精英的精英主義難辭其咎。
「放權」的另一個錯誤在於對市場經濟的迷信。當時，我們的專家學者對市場經濟的崇拜簡直到了迷信的程度：他們堅信，只要國家放鬆對企業的監管（所謂「鬆綁」），只要讓老總們帶著國有資產走進市場經濟，國企就會前途光明；總之那時，企業家是國有資產的救世主，市場經濟是能讓國企起死回生的萬應靈丹！
比起僵化了的計畫經濟，市場經濟當然有不可比擬的優越性。但此話只說對了一半；另一半是，市場經濟的自由，只有在有著良好法律秩序的地方才能保障社會的進步。而在當時的中國，從政府到學術界，大家都是「跟著感覺走」、「摸著石頭過河」，因而深思熟慮的、嚴謹的、健全的法律根本無從談起。
於是，那種「非人道的市場經濟」、那種「攔路搶劫式的資本主義」，勢必氾濫起來而且必定成災！
「非人道的市場經濟」和「攔路搶劫的資本主義」這兩句話，不是出自社會主義經濟學家；這話是德國「新自由主義－秩序學派（Ordnung）」的創始人瓦爾特．奧肯說的；這個學派的經濟學家「在經歷了魏瑪時期的自由放任和20世紀30年代的大危機後，認為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是一種『非人道的市場經濟』和『攔路搶劫的資本主義』，並認為它是導致民主崩潰和納粹得勢的原因。」（見吳友法：《德國資本主義發展史》武漢大學出版社）
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會導致「民主崩潰和納粹得勢」？！
這的確是奇怪的提法，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居然可能導致法西斯主義？！而在我們這兒，我們的學者用了那麼時間和那麼大的精力進行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的啟蒙和補課。他們言之鑿鑿地說，資本必然削弱權力，最終為民主化打下基礎；市場必定帶來公平的競爭，而國有制則是「通向奴役之路」
然而，我們從西方學者的論述和德國的歷史中恰恰看到了相反的例子－－
20世紀30年代，是希特勒德國崛起時代。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希特勒出身低微，他的黨又叫「國家社會主義黨」，所以肯定是國有制的鼓吹者；而且，希特勒之所以能成為權傾歐洲的專制者，首先是他以納粹德國的名義壟斷了全部的社會資產……
然而歷史並非如此。希特勒德國的確有過對社會經濟的強制干預：對猶太人產業的沒收，為經濟「雅利安化」而幾次通過立法，以不提供原料和緊縮貸款的方式，讓小企業破產或被大企業強制性的兼併。
但希特勒對經濟干預的目的是強化德國壟斷資本家的地位，而絕非實施國有制。1933年，希特勒頒布法令，成立了「全德經濟總會」。這個對操有德國經濟大權的機構，除了5名納粹頭目，其餘的全是銀行寡頭和工業巨頭。
資本、尤其是壟斷資本，在希特勒時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以克虜伯公司為例，其利潤從1932-1933年度的650萬馬克猛增至1937-1938年度的12100萬馬克，五年時間增長了17.6倍。
總之，希特勒的第三帝國是完全建立在壟斷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的。「國營企業的資金1932年相當於私營公司與有限公司的7.3%。1939年12月底則為8.7%。百分比略有提高首先是由於加上奧地利與蘇臺德地區的國營企業，其次還有由於某些國有企業有所發展。」（[法]夏爾．貝特蘭《納粹德國經濟史》P34）
從希特勒1933年上臺，到其全面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1939年，六七年的時間，納粹德國的國有化程度並沒有提升。「由此可見，生產資料私有制在第三帝國仍然是所有制的主要形式……最典型的形式有：托拉斯所有制、康採恩所有制與卡特爾所有制。第三帝國的全部立法曾試圖強化私有制。」（同上）
希特勒德國不僅在國有制與私有制之間選擇和強化了私有制；在資本家與工人之間，希特勒仍然是選擇了維護資本家的利益；而在私有制的範圍內，希特勒又優先考慮大資本和壟斷資本的利益：「納粹當局採取了一系列行政和立法措施進一步強化了大資本的地位……取消工人和工人代表制……」（同上P111）
在總結納粹德國強化私有制的結果時，這位法國經濟學家幾十年前說過的話，對今天的中國具有特別的現實意義。希望我們中國人能特別認真地對待這段給世界、最終也是給德國人帶來巨大災難的德國歷史：
正如我們曾經考察過的，納粹政策的基本傾向是加速再私有化的步伐。我們無需再列舉有關事實，只須從中得出如下結論：在一個最重要的方面，即生產資料和運輸工具的所有制方面，自詡為社會主義的法西斯主義，標誌著集體主義的倒退而不是進步。正是為了應付這種倒退造成的各種後果，每當為要求經濟朝著反方向發展而擴大干預時，總要把調動警察力量之權交給壟斷組織的代表人物。」 （[法]夏爾．貝特蘭《納粹德國經濟史》P187）
希望每一個關注國有資產轉移的中國人都能認真地讀讀、並記住納粹德國的這段歷史！
這樣的歷史教訓在今日的俄羅斯的私有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