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全球華人輿論的壓力之下，中共國上海陵園已經有了張靈甫等抗日名將的衣冠塚，而戴笠故居和湯恩伯故居也已修葺開放。然而，這一切都是靜悄悄地進行的，甚至顯得有些偷偷摸摸，好像在幹什麼見不得人的勾當。
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六十週年，中共政權面臨著如何紀念這一偉大歷史時刻的挑戰。法國紀念諾曼底登陸六十週年的恢弘氣勢已經向全世界展現過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週年紀念日也搞得轟轟烈烈，如何在紀念抗戰勝利六十週年之際、正確解讀中國人民英勇奮戰的抗日曆史，對曾經扮演漢奸國賊角色的共產黨而言，確實是一個大難題。
按照中共篡改過的說法，自盧溝橋事變至一九四五年六月的八年抗戰期間，國軍少將以上將軍，共犧牲一百一十五人；其中上將八人，中將四十二人，少將六十五人。但國民政府何應欽參謀長的數字卻是，陣亡將領二百零六人，傷亡軍人三百餘萬。事實證明，不論中共如何故意縮小國軍抗戰的功績，它還是無法抹滅中國軍人在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火中所作出的犧牲。
現在已經可以肯定，對於中國人來說，任何人企圖歪曲、顛倒、抹殺、遺忘抗日英雄業績的卑劣行為，都是真正的國恥，都是對全民族的犯罪。然而遺憾的卻是，共產政權為了其政治需要，至今仍在篡改歷史，其中尤以戰犯問題耐人尋味。 一九八一年，抗日名將杜聿明病逝，共產官方悼詞雖然稱他是「著名的愛國人士」,可他們卻沒有忘記把這位昔日抗日疆場馳騁殺敵的戰將蓋棺論定為「戰犯」。這並不只是杜聿明一個人的遭遇，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澤東開列了一份四十三名首要戰犯的名單，其中還包括了李宗仁、杜聿明、孫立人、薛岳、衛立煌、傅作義、何應欽、胡宗南、湯恩伯等抗日名將。
杜聿明同三百五十四名國民黨戰犯被關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這裡還先後關押過九百多名日本戰犯和溥儀等七十一名偽滿戰犯。這些為抗戰立下過汗馬功勞的戰將們，在撫順監獄屈辱地同日本戰犯一起接受共產「改造」。據統計，一九四九年後的共產中國，總共關押過一千零六十二名日本戰犯，其中一千零一十七名在一九五六年分三次被宣判免於起訴、釋放回國，另外四十五名也沒有一個被判處死刑，並於一九六四年四月全部被釋放回國。然而，國軍抗戰將士和他們的親人卻沒有日本戰犯那麼幸運，他們有的莫名其妙地被判處死刑鎮壓了，有的則承受著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風浪。直到今天，改造國民黨戰犯仍然是中共國宣傳吹噓的莫大功績，杜聿明、黃維等因此也必須違心地說：自己「走錯了路、成了千秋罪人」，「撫順戰犯管理是最值得懷念的地方」。
對於攫取了政權的中共黨匪而言，中國的抗戰將士同雙手沾滿中國人鮮血的日本戰犯相比，豈止是劃等號，甚至更加邪惡可怕。他們不但借由共產法律嚴厲懲罰那些昔日的英雄人物，而且還從道德上的極力貶低抹黑。那些曾經為衛國戰爭灑過熱血的國軍將士，就因為參加過戡共產之亂，就被惡意地描繪成匪、賊、寇。黨國御用作家吳強在其長篇小說「紅日」修訂本序言裡就有這樣的字眼：「張靈甫這個匪徒，……他驕縱、冷酷、矜持、虛偽、狡詐……。
在中共國那種政治氛圍裡，抗日名將屍骨無存並不奇怪，然而這卻是一種使中華民族蒙羞的「不奇怪」。對中國民族來說，張靈甫絕對不是罪惡纍纍的罪人，他驍勇善戰，是抗日戰場上的常勝將軍；儘管他在對日浴血奮戰中成了瘸子，但卻從未打過敗仗，是一位頂天立地效忠國家的英雄軍人。然而，令人遺憾的卻是，在今日中國的英烈祠中，張靈甫們竟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這不能不說是我們民族的最大悲哀。
事實上，在共產瘋狂的文化大革命中，豈止一位殉國將士被拋屍露骨。南京靈谷寺供奉的抗戰殉國將士牌位，湖南衡山由蔣介石手書「忠烈祠」並供奉的三次湖南戰役犧牲將士牌位，都先後被銷毀。就在這英雄們誓死保衛的國土上，日本鬼子已經被趕走，殉國者竟連供奉個牌位都不被允許，確實荒唐之極。然而，這荒唐卻名正言順地存在，以致一九五八年三月四日，中共國內務部關於撫恤工作的(58)內優字148號批復稱：「國民黨抗日陣亡官兵不需要、不應該由我們去撫恤」。面對此情此景，中共國人在此抗戰勝利六十週年之際，會對共產匪頭關於日本政客參拜靖國神社的義憤填膺表演作何聯想呢？他們是否會若有所悟地反問一句，作為自稱代表中國的政府，你們究竟打算如何來告慰為國捐軀的百萬將士在天之靈呢？
今天，共產意識形態佔統治地位的中共國裡，御用文人對中國人民八年抗戰史確實難以下筆。因為，要講到情報工作對抗戰的貢獻，就離不開軍統。可在中共的宣傳語言裡，軍統幾乎就是邪惡的象徵。位於重慶歌樂山的革命紀念館，竟然被中共命名為「中美合作所集中營美蔣罪行展覽館」；而且，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出版的小說「紅岩」、電影「烈火中永生」和歌劇「江姐」等中共黨宣部門撰寫的文藝作品，更是使中美合作所臭名昭著。
其實，中美合作所從來就不是一個為「反共」、「反人民」而建立的「法西斯集中營」，它是為反法西斯建立的軍事情報合作機構。昔日，日本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殞命，就有中美合作所軍統局人員在電訊偵測和密碼破譯方面的功勞。它正式成立於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五日，一九四六年一月國共內戰爆發之前就正式宣告結束。中國的年青一代，實在應該記住中美合作所，記住軍統對日作戰的功勛，絕對不應該羅織「反共」罪名一筆抹殺其功績。
另外，中共誣蔑國民政府對日抗日採取不抵抗主義、投降主義，也是不附和歷史事實的。昔日，九一八事變爆發，日寇佔據東三省，全國學生一致要求抗戰，理由很簡單：日本佔領中國領土，失地可恥，中國必須抵抗，即使戰敗，也在所不惜。然而，當時的現實情況卻是，中共在國內發動叛亂，割據一方，自建俄屬的蘇維埃國家，蔣介石為排除心腹憂患、凝聚全國力量一致抗日，只能提出攘外必先安內這一高瞻遠矚的策略。
歷史記錄顯示，當時喊出愛國口號力求速戰的政客都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例如，後來組建南京偽政權的漢奸汪精衛和跑到延安養精蓄銳、託庇俄國保護的毛共匪幫，都曾假惺惺地以形左實右伎倆喊出過激進的抗日口號，然而它們的真正目的乃是為了削弱國府實力，乘亂壯大自己、奪取政權。有關「攘外必先安內」之說，中共國人也許更容易理解：自江澤民上臺以來，共產當局一直以「穩定高於一切」推行其親俄的賣國外交，如果由此聯想，中共對當時國府抗日策略的栽贓也就不攻自破了。
還有，中共篡改的歷史一再吹噓，是毛澤東提出「論持久戰」才拖垮了日本，這也同當時的實際情況不相附和。事實是，早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國民政府就提出了「持久消耗戰略」，後來又提出「以空間換取時間、積小勝為大勝」戰略，從而為偉大的抗日衛國戰爭奠定了最後勝利的基礎。當年，蘇聯抗擊德軍入侵也曾採取此一戰法，中共甚至盛讚斯大林英明偉大，但它對自己國家合法政府的同樣作為，卻貶之以「大潰退」，豈不是自打耳光、自己否定自己。
事實上，國民政府從來就沒有消極抗戰過；正因為這樣，蔣介石政府始終是日寇打擊消滅的主要對象，而抗日主戰場也始終按照國軍的意志在進行調度。僅就長沙會戰而言，第一次長沙會戰，國軍就殲敵三萬三千人，第二次長沙會戰，又殲敵四萬八千人，第三次長沙會戰，再斃傷敵人五萬六千人。三次長沙會戰，同共產黨吹噓的它那唯一的一次平型關大捷殲敵一千餘人，簡直是天上地下。
中共國一九四九年出版的「血祭太陽旗」稱，在中國斃命的日寇將領共有一百二十九名，然而它卻不敢說清楚，其中只有三名日寇將領死於跟八路軍的戰鬥。由此可見，中共宣傳的所謂「國民政府抗戰史就只能寫成一部大潰退史」,乃是徹頭徹尾、別有用心的謊言。
歷史清楚地記錄著，就在巴黎屈服、希特勒鐵蹄蹂躪歐洲、菲律賓、馬來亞、荷屬東印度、緬甸淪陷、日軍橫掃東南亞、倫敦、莫斯科陷入苦戰之際，重慶還在戰鬥。這說明，蔣介石領導下的中國是一個不屈的國家，其人民是不屈的人民。 當時，南京是淪陷了，重慶成了中國抗戰的精神堡壘。日寇要想鯨吞中國，就必須攻佔重慶。從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八日到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日本陸海軍航空部隊進行了為期五年半的戰略轟炸。在日寇稱作「重慶大轟炸」的空襲中，它總共出動飛機九千五百一十三架次，投彈兩萬一千五百九十三枚，炸死重慶市民一萬一千八百八十九人、傷一萬四千一百人，炸毀房屋一萬七千六百零八幢，此外還有三十所學校遭到轟炸。重慶沒有因此而屈服，中國也沒有因此而屈服，重慶精神成了抗戰勝利的象徵、成了中國人的驕傲。然而，中共顛倒了的抗戰史卻將這一關係到中國生死存亡的重慶精神塵封了整整六十年，勝利後樹立在陪都重慶的「抗戰勝利紀功碑」也被中共改建成了它的什麼「人民解放紀念碑」。在此，共產黨匪仇視國人抗戰並視日寇為其再生父母的心態，可說是完全表露無遺了。
不過，勝利終究是屬於為之浴血奮戰的英雄人民的，無論中共匪為其政治需要如何歪曲、顛倒偉大的抗戰史詩，中國人每逢日寇投降紀念日，還是不忘歡呼慶祝。尤其值得慶幸的是，近十多年來，中共國內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有良知的中國人參與了把「顛倒了的歷史顛倒回來」的運動。他們豈止是呼籲，而且身體力行：舉辦研討會、撰寫回憶錄、發表評論文章，拍攝抗戰歷史巨片，堅定不移地要把抗日英雄為民族、為自由、為生存而戰的偉大功勛告訴他們的子孫後代。面對華人輿論與日俱增的「還史公道」民意，或者是為了宣傳共產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政治需要，昔日那些一貫褻瀆偉大抗日精髓、竊取抗日光環美化自己的共產土匪們，也不得不偷偷地作出了退讓。中國人完全可以相信，被顛倒了的歷史一定會顛倒回來，中華抗日英雄們建立的豐功偉業必將永世流傳，而且將因此激勵中華民族自豪地永遠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寫於抗戰勝利六十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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