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果然憑著自己的努力，在五年之後用七石玉米買了房基地，並蓋了房子。
１９５６年，全國開展合作化運動，王慶坨也不例外，到處組織互助組。父親愁得吃不下飯，睡不好覺。終於有一天，他和母親在屋子裡挖了很深的一個坑，把很多糧食埋了起來。他說：「人們都要倒霉了，要不餓死很多人才怪呢，你沒聽當官的說嗎？『在過去，凍死多少，餓死多少！』就是說再過一段兒時間就會有凍死人餓死人的事。現在年頭兒不正，歪打正著，這個派兒（指政權）不會長久。」父親把「在過去」理解成「再過去」，因而惶惶不安，可是後來發展的結果，確實讓他不幸而言中了。說句玩笑話，他這才叫「歪打正著」了。
６４年四清運動中，階級成份要重新劃分，第一榜下來，我家被定為貧農。父親知道了以後，非常不高興，一再鼓動我的哥哥去找生產隊。他說：「這是欺侮咱家是外來戶，咱老家有地也有房子，夠不上富農，但上中農沒問題，憑什麼把咱家劃為貧農？」我哥哥當然不會去找隊裡，那時貧農是很光榮的，有些人就因為是貧農，說話走路都很神氣。我家是工作隊扎根的戶，工作隊長和兩個工作隊員每天到我家吃飯，父親就找工作隊長交涉，讓他把我家的成份改過來。工作隊長就笑著對他說：「大爺，您的老家我們去過了，房子沒有您的，地也沒有您的，您是革命依靠的好貧下中 農。」
在我的印象中，四清過後緊接著就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工作隊也沒有撤走。我們家有兩個人成了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積極份子，一個是我的哥哥，另一個是我的母親。哥哥當時年輕漂亮，腦子聰明，幹起活來手頭快，也很有力氣，能說能幹，是培養入黨的好苗子。父親知道後，就一再對他說：「你不能入黨，也不能當幹部，你要記住我的話，說出大天來不能入這個黨。」哥哥是父親領養的我叔叔家的孩子，自幼喪母，他很聽話，工作隊動員了他好多次，也不起作用，直到現在還是一個普通農民。我母親成為學毛著積極份子是因為她要學文化，那時沒有識字課本，她就整天拿著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學，其實上邊的字沒有幾個她認識的。
母親被工作隊宣揚成了名人，還被推選為人大代表。這一下可急壞了父親，他到了大隊部，指著上邊母親的名字（他不識字，卻認識母親的名字。）說：「這個人不合格，把這個名字劃掉。」當時許多人認識他，就把他連說帶勸拉了回來。回家後，他整天悶悶不樂，他對母親說：「官面兒的邊兒不能沾，你說，高景山真的多吃多佔了嗎？我看大隊幹部裡就他對人還算和氣，沒有官架子，愣給整死了呀。」母親說：「我不會入黨的，我也不是當官的那塊料兒，你就放心吧。」又過了幾天，工作隊把母親的人民代表證送到了我們家裡，大紅本本，上面有各級政府的審核公章，父親就更坐不住了。
一天，父親對母親說：「這個文化大革命更利害呀，他們沒有好主意，出個道兒就害人，薛達家三天就整死了兩口子呀，人家能把這事忘了嗎？早晚有一天人家不找尋這事嗎？我看透了，他們認準了要讓你入黨當官了，我們要想辦法。」
這以後，父親每到王慶坨的大集日，就到街上去，看到老家來的趕集的人，就和他們瞭解老家的情況。
學校裡的文化大革命很快就影響到了社會上，到處都有人在議論文化大革命，談論破四舊、立四新，談論「三家村」和「造反有理」等。父親對我說：「你們學校斗老師，批黑幫有你嗎？」我說：「沒有我。」他說：「沒有你就對了，別跟他們瞎摻和。『造反有理』，造反倒有理了？現在你造別人的反，以後別人也造你的反，那還有完嗎。再者說了，老師有什麼錯，老師就是教你學知識的，沒有知識以後你什麼也幹不了。不要讓人家把你當成傻狗，一啾啾你就上，他們這是巧使喚人。」我對父親的話並不是完全贊同，總覺得他的話是那麼愚昧和落後，離我們是那麼遙遠，但他說的老師不是壞人，不要鬥老師我還是同意的。我認為，老師不管有沒有錯誤，總之我們不能打他們。
文化大革命開始時間不長，我們家打了一次架，起因還是因為我。
我家房後邊有一趙姓人家，家裡的男孩子和我同歲，他的父親在４９年以前是一個給地主扛長活的。文革時，花生是油料作物，生產隊種得很少，一年中很難吃上一兩次，能吃到生的花生也是極大的享受。這個趙姓男孩子經常和我說，他們家過去給地主扛活時生活很好，地主家管吃喝每年還有五石棒子（玉米），他爸爸經常從地主家弄好多花生回家炒著吃。當然，他這也是聽他爸爸說的，因為那時還沒有他。
在那個地主階級被當作最反動的階級被斗倒、斗臭、消滅的年月裡，我經常聽到一些人為他們鳴不平。他們說，過去的地主其實都是很仁義的，仗勢欺人的非常少。道理很簡單，地主要是對扛活的不好，人家就不給他幹了。那個時候是隨便兒（自由）的，人們可以到別處去幹。村裡有一個姓張的地主，家裡掛著「千頃牌」，有上萬畝地。在農忙時，他家給幹活的吃饅頭、肉，而自己家的人卻吃餑餑（玉米麵作的餅子）和沒有肉的菜。說這些話的都是那些當年給地主扛長活和打短工的人，他們對過去的日子很懷念。那些年月，我們經常聽到不同於書本上的另外的地主的故事。
有一次，我帶一個同學到家裡來玩，在吃飯時我們說起了過去的事。我說：「我們就不該對地主總是那麼沒完沒了，地主其實不是壞人，那個時候人們也不挨餓。」我哥哥很生氣，他說了句「你看見了？」我說：「我沒看見，但我聽說了，和我說這些的都是經過那個時代的人，相反，我們現在過的才不是人過的日子。」哥哥不耐煩地說：「快吃飯吧，你哪來那麼多話呢？吃飯都堵不住你的嘴。」我就對他說：「不是說我們現在解放了嗎？不是說人民當家作主了嗎？怎麼日子反倒不如以前了呢？說地主不好，現在還不如那時候。」哥哥和我並排坐在飯桌的一面吃飯，這時他一回手，突然一掌向我打過來，我猝不及防，這一掌實實地打在我臉上。鼻子被打破，血流了満臉。
由於哥哥是抱養的，所以我父母從來不打他。這一下父親可不幹了，他趴在炕上不住地沖哥哥磕頭，又嚷又鬧：「活冤家，你這是要我們一家命來了。你乾脆把我們一家都打死吧。你就是爺！我們都服了你了不行嗎？」哥哥一時不知所措，我的同學也上來勸架。母親對哥哥說：「不就是說話嗎，幹嘛那麼下死手打你弟弟？」哥哥自覺理虧，紅頭漲臉的一句話也不說。其實我們一家心裏都明白，我挨打是因為我帶去的那個同學，我們那些話是不能當著外人說的，萬一那個同學顯積極，把我說的話向黨告了密，再添油加醋地發揮一下，我們一家可就真的沒法活了。薛達家三天整死兩口的事讓人聽了心驚肉跳！那些日子裡，時常有地、富、反、壞、右被整得自殺的事，也有因說錯了話被戴了反革命帽子的。
父親終於聯繫好了老家，有生產隊願意接收我們，一家人在一起商量了一下，這時哥哥已經結了婚，他不想回去，我還在上中學，也不能走，於是父親就辦了我父母和弟弟三個人的戶口。一切都辦妥了之後，那時搬家很簡單，父母背著行李和簡單的吃飯用具，弟弟趕著五隻羊，這就是我們的全部財產，離開了王慶坨。
哥哥心裏很不安，父母經過多少年的辛勤努力，只有三間土房子和一塊地皮，都給了他。他想，別人會不會說是我把父母擠兌走了呢？我成了什麼人了。父親對他說：「不要胡想了，現在只有回老家一條路了。如果還留在這裡，你媽絕脫不掉入黨、當人大代表這條路，那樣一家就都完了。」多少年來，我們都想不明白，為什麼入黨、當人大代表就那麼可怕。當時父親這樣說，我們也不好當面和他反對。哥哥對父親表示，以後他會努力過日子，幫家裡在老家把房子蓋起來。如果我不想回老家，能上學就繼續上學。不上學了，他會幫我蓋房娶媳婦。最後他表示，父母走後，他不入黨，也不當幹部，就老老實實當一個普通老百姓。後來哥哥果然沒有入黨，也沒當任何干 部。
父親對我說：「要好好上學，多學知識，文化大革命不會長，到什麼時候沒知識也不行，身上有力養一口，心中有力養千口。不要和他們一樣起鬨斗老師，社會不會總這樣下去，以後隨便兒了（自由了），就在街面上開一個小商店，衣食不會有問題的。」
我的父親死於上個世紀９０年代，雖然在他的有生之年沒有看到「隨便兒」社會制度出現，但他還是比較放心地去世了，因為在我家的所有人中，沒有和現政權沾邊的，也沒有一個人入黨。還有一個讓他高興的，就是我的妻子是地主出身，每當人們誇獎我的妻子文靜、漂亮時，他總要補充說：「她們家是大家主兒，好幾輩子都是地主。」得意之情，溢於言表。
父母和弟弟走了，哥哥去送他們，幾個人漸漸遠去，弟弟趕著五隻羊跟在後邊，消失在茫茫原野裡，通往老家的小路上。
轉自《民主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