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4-20 02:36:33作者：張先痴
題記： 俄羅斯大文豪托爾斯泰給後代留有千古名句說：「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卻各有各的不幸。」很遺憾，我的這幾位右派朋友都因為家庭的不幸而匆匆地離開了人世。
詩人王志傑死於孤寂清貧
1959 年，林昭和甘粹這對右派戀人向中國人民大學資料室黨總支提交了結婚申請書，頂頭上司不予批准，理由是一句絕滅人性的話：「右派份子還結什麼婚」。十年以後的1969年，終於在四川省解除了勞動教養的右派份子王志傑被批准結婚了，其對象竟然還是一位有幾分姿色的妙齡女郎，更令同隊眾份子艷羨不已的是，這位比三十七歲的王志傑年輕十多歲的小妹還是一位黃花閨女。
當時王志傑所在的勞教就業中隊正在修建宜（賓）珙（縣）鐵路，「份子」們都住在同一間工棚裡，沒有適合小倆口單獨住宿的房間，中隊部臨時決定，將原來用作堆放工具的破茅棚充作新房。王志傑手忙腳亂地搬進搬出時，從中隊部走出了那位姓劉的管教幹事對著眾「份子」一雙雙羨慕的眼光說：「高興什麼，不就是個瘋婆子嘛」。這位剛和女方談過話的國家幹部似乎意欲未盡，便接著展示了他的幽黙才智：「右派份子結婚有一個共同特點，女方都屬於‘五子登科’類型，也就是麻子、跛子，瞎子、瘋婆子和寡母子……嘻嘻！」他這句話和人民大學那位黨總支書記的話在絕滅人性方面可謂異曲同工。
反右當年，我和王志傑同為詩歌愛好者，他在自貢市文聯編《釜溪河》，我在南充市文聯編《百花》，同為文學期刊有相互交換的慣例，我們彼此從這些刊物中熟悉了對方的名字。不久我們都被打成了右派份子，而且成了同一筑路支隊的勞教分子，只因中隊各異而從未謀面，後來我因逃跑被判刑升級成了勞改犯，對王志傑結婚生子的故事一無所知。上面列舉的情況，都是我類右派被「改正」以後，我和王志傑都熟悉的一位右派難友介紹的。
1988年，我接手了《星星詩刊》函授部的工作，主編葉延濱特意交代說：「編輯部的王志傑同志家庭生活比較困難，你可以請他在函授部打一份工，讓他增加些收入」。從此，王志傑和我頻繁接觸愉快的合作了三年，我曾多次去到他家裡，也經常看到他的妻兒。
他妻子的確是一個精神病患者，面無表情的對待任何一個來訪的客人，我從來沒有聽見她開口說過一句話。更糟的是，這對可憐的夫妻生下的兒子王蔥已經成年，並一天比一天更明顯的出現精神病症狀，這顯然是他母親的遺傳結果。家中這兩個大活人，沒有能力應付任何一種工作，全靠王志傑一個人的那點工資來養活，他只有拚命的工作和寫作以掙更多的錢。他妻兒甚至無法做一點家務事，以減少些他的勞累，王志傑無奈地說：「你蹲在廁所裡，她可以給你端一碗麵來讓你哭笑不得」。更不幸的是他們這一家三口雖然是血肉至親，卻沒有感情交流，長年累月的生活在冰涼的精神氛圍裡，我們這位詩人的血肉之軀究竟能支撐多久？
三年後我去了北京，從此便和他失去了聯繫，後來又在武漢呆了兩年。途中也曾短暫的回到成都，偶爾也聽到王志傑的消息，開始是說他兒子結了婚並生下一對雙胞胎孫子，我想一生辛苦而清貧的他，退休前能享到這份幸福，興許也有幾分欣慰吧！
2001年，我回到成都，聽說六十多歲的王志傑身體不好，已無力照看病中的妻兒只好接受精神病醫院的霸王條款，支付高昂的住院費用。還聽說他兒媳終因耐不住精神的孤寂離家而去，丟下兩個幼小的孫子，使王志傑的拮据雪上加霜。
又過了不久，突然有《星星》老友打電話告訴我說：「王志傑死了！」那時他不過六十六歲呀，電話那端的老友似乎聽見了我的嘆息聲，接著又補充了一句：「他是累死的」。
後來我從省作協的老熟人處得知，他住院期間，曾請某位護士替他買兩個蘋果，接下去他補充了一句令人心酸的話：「請記住買小一點的，因為我沒有錢」。
一個沒有得到過女人的愛撫、沒有享受過家庭溫馨的悲情詩人死了，把他扔進這無邊苦海的是獨裁暴君發動的那場罪惡的反右運動。
作家遙攀倒在大街上
遙攀，本名潘克廉，為紀念他早逝的母親姚氏而取了這個筆名，1926年出生在四川南充市李渡鄉。我早就聽說遙攀的父親是個大地主，土改時被槍斃了。觀察
1956 年在省文聯《草地》雜誌社當編輯的遙攀到南充來組稿，當時在南充縣政府工作的業餘作者張先痴，正是他組稿的對象之一，交談中他給了我很多幫助和鼓勵，以後在頻繁的通信中，加深了相互瞭解，特別我參加省文學創作會議後，我兩成為推心置腹的朋友，我曾對圈內人說過：「遙攀對我有知遇之恩」。
今天七十五歲左右的成都老人，如果他中學時代曾經是一個文學愛好者的話，他不可能不知道遙攀這個名字。1948年前後，遙攀就讀於南虹藝術專科學校時，他已經在成都文學界小有名氣，經常在報刊上露臉的抒情詩作令若干少男少女如痴如醉。如果沒有這個「小有名氣」，1949年中共建政後他也不可能很快進入省文聯當編輯。
像遙攀這種家庭背景的機關幹部，若想躲過反右運動的劫難，也許比一頭肥豬想不被宰殺更為困難。所幸者反右前幾個月，遙攀調去了地廣人稀的阿壩州，在那裡當上右派以後，他便埋名隱姓，挑著一挑補鞋的工具自食其力地雲遊四方。
1976年，遙攀之類的右派先後得到「改正」，而我這類由右派又升級成勞改犯的類型顯然複雜得多，直到1980年8月我才在勞改農場收到原判法院印有無罪釋放四個字的裁定書。
成都是我返回南充原單位的必經之地，我從文學界的一位老熟人那裡，聽說遙攀早已「改正」並安排在南充教育學院教書，我甚至有一種「有緣千里來相會」的幸運感。
分別二十多年，當我站在他門口的時候，兩人都相互認出了對方，我們都強忍著隨時可能奪眶而出的淚水。本來嘛.這過去的二十多年該是多麼血腥的歲月呀。
在我未上班之前，遙攀執意要我住在他這個單身漢的家裡，一貧如洗的我沒有理由不撿這個便宜。現在回憶起來，我們這群「改正右派」當年都有一種天真的想法，認為中國的問題是必須從教育入手、提高國民素質才能解決的。我不願回到政府部門去當錦衣玉食的國家公務員，而堅決要像遙攀和幾位老友那樣改行去教書，自己去踏破鐵鞋聯繫單位，這樣一折騰，便在遙攀家裡住了一個多月。
多年前，我彷彿聽遙攀說過，他結髮的妻子在土改時投嘉陵江身亡。這幾天正有兩位同窗老友刻意為這個年已五十四歲的老光棍介紹對象，第二天便將這位五十出頭的准老太太帶到他家裡來了，此前遙攀曾私下要我給他「參謀參謀」，會面結束後遙攀問我印象如何，在好朋友面前我不能說假話，便勸他慎重考慮，不要匆忙作出決定，我特意將「什麼都可以勉強，唯獨婚姻不行」的祖傳秘方告訴了他，他卻坦率地回答說：「我身邊多麼需要一個女人啊」，作為同樣被性飢渴折磨了二、三十年的男性，我再也說不出什麼話來。
不到一個星期，他倆便領了結婚證，幾乎與此同時，遙攀復出後的第一篇小說《養蜜蜂的姑娘》在《四川文學》上發了個頭條，難怪有朋友在婚宴上用雙喜臨門這個激動人心的詞彙為他倆的那杯五糧液命名。
我教書的學校距市區三十多里，很難再和遙攀見面，兩年後我調到南充市文聯編《嘉陵江》雜誌，難免找遙攀寫稿，便隔三插五地找他。
寫到這裡，我不得不給朋友這個詞下個定義：你願意主動將隱私告訴他的那個人就叫作朋友。遙攀悄悄對我說：「在床上她簡直不許我碰她」。說到床笫之歡，她說：「都這把歲數了，還做那些事簡直羞死人了」。還說：「結婚只是為了合作寫一部回憶錄」。
當初的雙喜臨門一變而為禍不單行，遙攀延續他的性飢渴，而且再也沒有寫出一篇文章了。
不久，放棄了「教育救國論」的我去成都、北京和武漢鬼混。若干年後，我回南充去看了遙攀，發現他精神狀態很糟榚，異常疲憊，相當蒼老。那天文聯的一位年輕編輯用嘲笑的口吻對我說：「有人在某個涉嫌色情的場所發現過遙攀的身影……」我的內心一陣絞痛。請別嘲笑可憐的遙攀，也別責怪不幸的遙攀，要知道像他這類老知識份子，當他跨進那個房間、也就是跨越他一貫堅守的道德底線時，要經歷多麼嚴酷的自我鬥爭，然而他畢竟是一個有血有肉的男人呀！
1996 年5月30日，剛過古稀之年的遙攀獨自一人外出散步時，突然倒在街上人事不醒，有人叫來急救車，在急診室，一貫不修邊幅的他衣著邋遢，衣兠裡沒有任何身份證件，醫護人員甚至懷疑他是個腰無分文的農民，也就挫傷了他們救死扶傷的積極性，這是因為「國情不同」所致。直到第二天，醫院知道他是一位大學教授時，他早已孤獨的死去。
如果那天他散步時，身邊有個人挽著他的手臂，這一切還會發生嗎？如果遙攀的命運一開始就不那麼苦澀，這一切又會發生嗎？
始作俑者，「組織上」也
這是一個不得不對主人翁「姑隱其名」的故事，雖然這個作法將暫時改變我的寫作習慣。這樣作的原因是我擔心本文中的某些句子，不小心而傷害到那些不幸的倖存者。
中共在決定給右派改正的文件中，曾有這樣的規定，其大意是：凡因錯劃右派而導致離婚的夫妻，右派改正後，如本人要求恢復夫妻關係時，組織上可以出面協助。前文提到的「組織上」三個字萬萬不可低估它的份量，在我們這個共產極權國家，它甚至就是一黨專政的代名詞。
我對上述貌視「破鏡重圓」的政策，通常是用一句民諺來表述我的看法，民諺說：「既知今日，何苦當初」。
勿庸置疑，被我稱作朋友的人，十之八九都是右派份子，除非他已經是個反革命分子。我的這位朋友名叫賈民，是個勞教分子（肯定是右派份子），在當右派之前，曾是他所在單位的一名副科長，他有一個幸福美好的家庭，妻子是一個賢淑漂亮的護士，名叫齊麗，他們還有一個十分可愛的女兒。也許正因為有這樣一個女兒，賈民在勞教期間，雖然「組織上」曾幾度動員她和階級敵人賈民劃清界限，齊麗總是婉言回絕，她回話說：「我相信英明的黨能把他改造好。」直到賈民再度以「反革命罪」判了十八年重刑，這個事實證明他已經很難改造好了，她才接受了「組織上」的勸告，嫁給了一位藥劑師。婚後這一對夫妻又生了一兒一女，家庭也算和美。
1980年，賈民的右派問題被「改正」後，反革命案旋即平反，出獄後賈民回到原單位，第一件事就是向「組織上」提出了復婚要求，這個符合現行政策的要求，「捉鬼是他，放鬼也是他」的始作佣者是沒有任何理由拒絕的。「組織上」便再次找到了齊麗，當然也找了藥劑師……
在中國大陸很少有人敢於抗拒「組織上」的意圖，這對還算恩愛的夫妻只有忍痛割愛，辦了離婚手續，女兒判給齊麗，兒子歸藥劑師。
賈民是個血性男子，十分堅強，他在監獄裡受盡酷刑，手臂被捆斷，肋骨被打斷，也許長期的精神和肉體的折磨扭曲了他，在家庭生活上，他心胸不是那麼開闊，對妻子的再婚和婚後生的一兒一女格格不入，而他又是個大男子主義者，這就苦了齊麗和她從藥劑師家裡帶回來的女兒，偏偏齊麗又是那樣溫馴善良。
一次，慈愛的母親背著賈民給不在身邊的兒子準備了幾件衣服，被賈民發現，他甚至認為是齊麗懷念藥劑師的鐵證，便當著全家人的面將這些衣物用菜刀砍碎，當然也同時砍碎了齊麗的心，為這個「破鏡重圓」的家庭抹上了陰暗的底色。
在這個陰暗的家庭裡，齊麗帶回來的女兒終於患上了憂鬱症，在她滿二十歲生日那天從五樓的窗口縱身跳下，當場斃命。
賈民的心理扭曲和多疑，在傷害了他眾多親人的同時，最為嚴重的受害人其實還是他自己，六十八歲時的某日，他站在客廳裡，好像自言自語似的說了句：「我好像不行了。」說完便倒在沙發上，再也沒有動一下。
1955年，當賈民和齊麗攜手走進婚姻殿堂時，參加婚禮的男女老少，無一不向這一對郎才女貌的天作之合投去驚嘆和祝福.誰想到，兩年以後開展的反右運動，讓這一對郎才女貌在歷盡重重苦難之後，結局卻又是這般淒慘。
詩人王志傑死於孤寂清貧
1959 年，林昭和甘粹這對右派戀人向中國人民大學資料室黨總支提交了結婚申請書，頂頭上司不予批准，理由是一句絕滅人性的話：「右派份子還結什麼婚」。十年以後的1969年，終於在四川省解除了勞動教養的右派份子王志傑被批准結婚了，其對象竟然還是一位有幾分姿色的妙齡女郎，更令同隊眾份子艷羨不已的是，這位比三十七歲的王志傑年輕十多歲的小妹還是一位黃花閨女。
當時王志傑所在的勞教就業中隊正在修建宜（賓）珙（縣）鐵路，「份子」們都住在同一間工棚裡，沒有適合小倆口單獨住宿的房間，中隊部臨時決定，將原來用作堆放工具的破茅棚充作新房。王志傑手忙腳亂地搬進搬出時，從中隊部走出了那位姓劉的管教幹事對著眾「份子」一雙雙羨慕的眼光說：「高興什麼，不就是個瘋婆子嘛」。這位剛和女方談過話的國家幹部似乎意欲未盡，便接著展示了他的幽黙才智：「右派份子結婚有一個共同特點，女方都屬於‘五子登科’類型，也就是麻子、跛子，瞎子、瘋婆子和寡母子……嘻嘻！」他這句話和人民大學那位黨總支書記的話在絕滅人性方面可謂異曲同工。
反右當年，我和王志傑同為詩歌愛好者，他在自貢市文聯編《釜溪河》，我在南充市文聯編《百花》，同為文學期刊有相互交換的慣例，我們彼此從這些刊物中熟悉了對方的名字。不久我們都被打成了右派份子，而且成了同一筑路支隊的勞教分子，只因中隊各異而從未謀面，後來我因逃跑被判刑升級成了勞改犯，對王志傑結婚生子的故事一無所知。上面列舉的情況，都是我類右派被「改正」以後，我和王志傑都熟悉的一位右派難友介紹的。
1988年，我接手了《星星詩刊》函授部的工作，主編葉延濱特意交代說：「編輯部的王志傑同志家庭生活比較困難，你可以請他在函授部打一份工，讓他增加些收入」。從此，王志傑和我頻繁接觸愉快的合作了三年，我曾多次去到他家裡，也經常看到他的妻兒。
他妻子的確是一個精神病患者，面無表情的對待任何一個來訪的客人，我從來沒有聽見她開口說過一句話。更糟的是，這對可憐的夫妻生下的兒子王蔥已經成年，並一天比一天更明顯的出現精神病症狀，這顯然是他母親的遺傳結果。家中這兩個大活人，沒有能力應付任何一種工作，全靠王志傑一個人的那點工資來養活，他只有拚命的工作和寫作以掙更多的錢。他妻兒甚至無法做一點家務事，以減少些他的勞累，王志傑無奈地說：「你蹲在廁所裡，她可以給你端一碗麵來讓你哭笑不得」。更不幸的是他們這一家三口雖然是血肉至親，卻沒有感情交流，長年累月的生活在冰涼的精神氛圍裡，我們這位詩人的血肉之軀究竟能支撐多久？
三年後我去了北京，從此便和他失去了聯繫，後來又在武漢呆了兩年。途中也曾短暫的回到成都，偶爾也聽到王志傑的消息，開始是說他兒子結了婚並生下一對雙胞胎孫子，我想一生辛苦而清貧的他，退休前能享到這份幸福，興許也有幾分欣慰吧！
2001年，我回到成都，聽說六十多歲的王志傑身體不好，已無力照看病中的妻兒只好接受精神病醫院的霸王條款，支付高昂的住院費用。還聽說他兒媳終因耐不住精神的孤寂離家而去，丟下兩個幼小的孫子，使王志傑的拮据雪上加霜。
又過了不久，突然有《星星》老友打電話告訴我說：「王志傑死了！」那時他不過六十六歲呀，電話那端的老友似乎聽見了我的嘆息聲，接著又補充了一句：「他是累死的」。
後來我從省作協的老熟人處得知，他住院期間，曾請某位護士替他買兩個蘋果，接下去他補充了一句令人心酸的話：「請記住買小一點的，因為我沒有錢」。
一個沒有得到過女人的愛撫、沒有享受過家庭溫馨的悲情詩人死了，把他扔進這無邊苦海的是獨裁暴君發動的那場罪惡的反右運動。
作家遙攀倒在大街上
遙攀，本名潘克廉，為紀念他早逝的母親姚氏而取了這個筆名，1926年出生在四川南充市李渡鄉。我早就聽說遙攀的父親是個大地主，土改時被槍斃了。觀察
1956 年在省文聯《草地》雜誌社當編輯的遙攀到南充來組稿，當時在南充縣政府工作的業餘作者張先痴，正是他組稿的對象之一，交談中他給了我很多幫助和鼓勵，以後在頻繁的通信中，加深了相互瞭解，特別我參加省文學創作會議後，我兩成為推心置腹的朋友，我曾對圈內人說過：「遙攀對我有知遇之恩」。
今天七十五歲左右的成都老人，如果他中學時代曾經是一個文學愛好者的話，他不可能不知道遙攀這個名字。1948年前後，遙攀就讀於南虹藝術專科學校時，他已經在成都文學界小有名氣，經常在報刊上露臉的抒情詩作令若干少男少女如痴如醉。如果沒有這個「小有名氣」，1949年中共建政後他也不可能很快進入省文聯當編輯。
像遙攀這種家庭背景的機關幹部，若想躲過反右運動的劫難，也許比一頭肥豬想不被宰殺更為困難。所幸者反右前幾個月，遙攀調去了地廣人稀的阿壩州，在那裡當上右派以後，他便埋名隱姓，挑著一挑補鞋的工具自食其力地雲遊四方。
1976年，遙攀之類的右派先後得到「改正」，而我這類由右派又升級成勞改犯的類型顯然複雜得多，直到1980年8月我才在勞改農場收到原判法院印有無罪釋放四個字的裁定書。
成都是我返回南充原單位的必經之地，我從文學界的一位老熟人那裡，聽說遙攀早已「改正」並安排在南充教育學院教書，我甚至有一種「有緣千里來相會」的幸運感。
分別二十多年，當我站在他門口的時候，兩人都相互認出了對方，我們都強忍著隨時可能奪眶而出的淚水。本來嘛.這過去的二十多年該是多麼血腥的歲月呀。
在我未上班之前，遙攀執意要我住在他這個單身漢的家裡，一貧如洗的我沒有理由不撿這個便宜。現在回憶起來，我們這群「改正右派」當年都有一種天真的想法，認為中國的問題是必須從教育入手、提高國民素質才能解決的。我不願回到政府部門去當錦衣玉食的國家公務員，而堅決要像遙攀和幾位老友那樣改行去教書，自己去踏破鐵鞋聯繫單位，這樣一折騰，便在遙攀家裡住了一個多月。
多年前，我彷彿聽遙攀說過，他結髮的妻子在土改時投嘉陵江身亡。這幾天正有兩位同窗老友刻意為這個年已五十四歲的老光棍介紹對象，第二天便將這位五十出頭的准老太太帶到他家裡來了，此前遙攀曾私下要我給他「參謀參謀」，會面結束後遙攀問我印象如何，在好朋友面前我不能說假話，便勸他慎重考慮，不要匆忙作出決定，我特意將「什麼都可以勉強，唯獨婚姻不行」的祖傳秘方告訴了他，他卻坦率地回答說：「我身邊多麼需要一個女人啊」，作為同樣被性飢渴折磨了二、三十年的男性，我再也說不出什麼話來。
不到一個星期，他倆便領了結婚證，幾乎與此同時，遙攀復出後的第一篇小說《養蜜蜂的姑娘》在《四川文學》上發了個頭條，難怪有朋友在婚宴上用雙喜臨門這個激動人心的詞彙為他倆的那杯五糧液命名。
我教書的學校距市區三十多里，很難再和遙攀見面，兩年後我調到南充市文聯編《嘉陵江》雜誌，難免找遙攀寫稿，便隔三插五地找他。
寫到這裡，我不得不給朋友這個詞下個定義：你願意主動將隱私告訴他的那個人就叫作朋友。遙攀悄悄對我說：「在床上她簡直不許我碰她」。說到床笫之歡，她說：「都這把歲數了，還做那些事簡直羞死人了」。還說：「結婚只是為了合作寫一部回憶錄」。
當初的雙喜臨門一變而為禍不單行，遙攀延續他的性飢渴，而且再也沒有寫出一篇文章了。
不久，放棄了「教育救國論」的我去成都、北京和武漢鬼混。若干年後，我回南充去看了遙攀，發現他精神狀態很糟榚，異常疲憊，相當蒼老。那天文聯的一位年輕編輯用嘲笑的口吻對我說：「有人在某個涉嫌色情的場所發現過遙攀的身影……」我的內心一陣絞痛。請別嘲笑可憐的遙攀，也別責怪不幸的遙攀，要知道像他這類老知識份子，當他跨進那個房間、也就是跨越他一貫堅守的道德底線時，要經歷多麼嚴酷的自我鬥爭，然而他畢竟是一個有血有肉的男人呀！
1996 年5月30日，剛過古稀之年的遙攀獨自一人外出散步時，突然倒在街上人事不醒，有人叫來急救車，在急診室，一貫不修邊幅的他衣著邋遢，衣兠裡沒有任何身份證件，醫護人員甚至懷疑他是個腰無分文的農民，也就挫傷了他們救死扶傷的積極性，這是因為「國情不同」所致。直到第二天，醫院知道他是一位大學教授時，他早已孤獨的死去。
如果那天他散步時，身邊有個人挽著他的手臂，這一切還會發生嗎？如果遙攀的命運一開始就不那麼苦澀，這一切又會發生嗎？
始作俑者，「組織上」也
這是一個不得不對主人翁「姑隱其名」的故事，雖然這個作法將暫時改變我的寫作習慣。這樣作的原因是我擔心本文中的某些句子，不小心而傷害到那些不幸的倖存者。
中共在決定給右派改正的文件中，曾有這樣的規定，其大意是：凡因錯劃右派而導致離婚的夫妻，右派改正後，如本人要求恢復夫妻關係時，組織上可以出面協助。前文提到的「組織上」三個字萬萬不可低估它的份量，在我們這個共產極權國家，它甚至就是一黨專政的代名詞。
我對上述貌視「破鏡重圓」的政策，通常是用一句民諺來表述我的看法，民諺說：「既知今日，何苦當初」。
勿庸置疑，被我稱作朋友的人，十之八九都是右派份子，除非他已經是個反革命分子。我的這位朋友名叫賈民，是個勞教分子（肯定是右派份子），在當右派之前，曾是他所在單位的一名副科長，他有一個幸福美好的家庭，妻子是一個賢淑漂亮的護士，名叫齊麗，他們還有一個十分可愛的女兒。也許正因為有這樣一個女兒，賈民在勞教期間，雖然「組織上」曾幾度動員她和階級敵人賈民劃清界限，齊麗總是婉言回絕，她回話說：「我相信英明的黨能把他改造好。」直到賈民再度以「反革命罪」判了十八年重刑，這個事實證明他已經很難改造好了，她才接受了「組織上」的勸告，嫁給了一位藥劑師。婚後這一對夫妻又生了一兒一女，家庭也算和美。
1980年，賈民的右派問題被「改正」後，反革命案旋即平反，出獄後賈民回到原單位，第一件事就是向「組織上」提出了復婚要求，這個符合現行政策的要求，「捉鬼是他，放鬼也是他」的始作佣者是沒有任何理由拒絕的。「組織上」便再次找到了齊麗，當然也找了藥劑師……
在中國大陸很少有人敢於抗拒「組織上」的意圖，這對還算恩愛的夫妻只有忍痛割愛，辦了離婚手續，女兒判給齊麗，兒子歸藥劑師。
賈民是個血性男子，十分堅強，他在監獄裡受盡酷刑，手臂被捆斷，肋骨被打斷，也許長期的精神和肉體的折磨扭曲了他，在家庭生活上，他心胸不是那麼開闊，對妻子的再婚和婚後生的一兒一女格格不入，而他又是個大男子主義者，這就苦了齊麗和她從藥劑師家裡帶回來的女兒，偏偏齊麗又是那樣溫馴善良。
一次，慈愛的母親背著賈民給不在身邊的兒子準備了幾件衣服，被賈民發現，他甚至認為是齊麗懷念藥劑師的鐵證，便當著全家人的面將這些衣物用菜刀砍碎，當然也同時砍碎了齊麗的心，為這個「破鏡重圓」的家庭抹上了陰暗的底色。
在這個陰暗的家庭裡，齊麗帶回來的女兒終於患上了憂鬱症，在她滿二十歲生日那天從五樓的窗口縱身跳下，當場斃命。
賈民的心理扭曲和多疑，在傷害了他眾多親人的同時，最為嚴重的受害人其實還是他自己，六十八歲時的某日，他站在客廳裡，好像自言自語似的說了句：「我好像不行了。」說完便倒在沙發上，再也沒有動一下。
1955年，當賈民和齊麗攜手走進婚姻殿堂時，參加婚禮的男女老少，無一不向這一對郎才女貌的天作之合投去驚嘆和祝福.誰想到，兩年以後開展的反右運動，讓這一對郎才女貌在歷盡重重苦難之後，結局卻又是這般淒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