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共建政55年的歷史是用鮮血和謊言寫就的歷史，而那些鮮血背後的故事不但慘絕人寰，而且鮮為人知。當今天的中國人在付出了六千萬至八千萬的無辜生命，以及更多的破碎家庭後，很多人仍然在想：中共為什麼要殺人？當今天中共仍然在屠殺法輪功，甚至11月初還在漢源開槍鎮壓抗議民眾的時候，許多人也在想：中共是否有一天會停止殺人，學會用嘴說話，而不是用槍說話。
毛澤東在總結"文化大革命"時說"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再來一次。"說白了，就是七、八年再來一次運動，七、八年再殺一批人。
共產黨殺人是有其理論根據和現實需要的。
從理論上說，共產黨信奉"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下不斷革命"的理論。因此在建政後，它採取"殺地主"的辦法解決農村的生產關係；"殺資產階級"完成工商改造，解決城市的生產關係。這兩個階級殺完，經濟基礎的問題就基本解決了。上層建築的問題也要靠殺人來解決，包括鎮壓"胡風反黨集團"和"反右"以整肅知識份子；"殺會道門"解決宗教問題；"文革殺人"解決文化上和政治上黨的絕對領導權問題；"六四"殺人逃避政治危機，解決民主訴求問題；"迫害法輪功"解決信仰和健身運動的問題等等。這都是中共在強化其地位，維護其統治的過程中，不斷處理經濟危機（建政後物價飛漲、文革後經濟幾乎崩潰）、政治危機（有人對黨不服從，有人要和黨分享政治權利）、信仰危機（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事件、法輪功事件）的過程中，採取的必然反應。除了法輪功事件外，前面所有的政治運動，幾乎都是給中共邪靈充電、煥發革命鬥志的過程，也是黨的組織檢閱，凡是不符合黨的要求的黨員都被淘汰出局。
同時共產黨殺人也是出於現實的需要。共產黨當年靠流氓無賴殺人起家。既然殺開了頭兒，中間就絕不能停手，而必須不斷製造恐怖，使人民在顫慄中接受對手過於強大而只能俯首稱臣的現實。
從表面看，很多時候中共是"被動殺人"，好像是社會上一件"偶然"事件"偶然"地觸發了中共邪靈和中共組織的殺人機制。其實，掩藏在"偶然"後面的週期性殺人對中共來說又是一種必然，否則，"好了傷疤忘了疼"，過兩年不殺人，人們就會產生中共已經改良的錯覺，甚至像那些八九民運的理想青年一樣撲上去要民主。七、八年殺一次人，就可以不斷刷新人們對恐怖的記憶，也可以警示剛剛成長起來的年輕人--誰跟共產黨作對，誰想挑戰中共的絕對領導，誰想試圖恢復歷史的真實面貌，誰就要嚐嚐"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
從這點來說，殺人是中共維系統治最必要的手段之一。在血債越欠越多的情況下，放下屠刀就等於把自己交給民眾清算。因此，中共不但要殺人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而且要使用十分殘忍的手段，尤其是在建政初期，非如此不能震懾民眾。
既然是為製造恐怖而殺人，那麼殺誰不殺誰也就毫無理性可循。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中共從來都是使用"群體滅絕"政策。以"鎮壓反革命"為例，中共並非鎮壓反革命"行為"，而是鎮壓反革命"分子"。即使一個人只是被抓丁當了幾天國軍，並且在中共建政後什麼也沒做，一樣要處死，因為他屬於"歷史反革命"。在土改過程中，中共甚至有時會採取"斬草除根"的滅絕方式，除了殺地主之外，連地主的家人都要一起殺掉。
從1949年以後，中國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到過中共的迫害，估計有六千萬到八千萬人非正常死亡，超過人類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
與世界上其他共產國家一樣，中共不但大肆屠殺民眾，對其內部也進行血腥清洗，其手段也極其殘酷，目的之一就是清除那些"人性"戰勝了"黨性"的異己分子。它不但需要恐嚇人民，也需要恐嚇自己人，以形成一個"堅不可摧的戰鬥堡壘"。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文化中充滿了人與人的關懷和愛，對生命的敬畏和對神的感恩。東方人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西方人說"要愛人如己"。唯有共產黨認為"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為了維持一個"斗"字，就要在人民中煽動仇恨，不但中共自己要殺人，還要挑動群眾互相殺。讓人民在不斷的殺人中學會漠視他人的生命、他人的痛苦，在種種非人的殘忍暴行面前，變得習慣與麻木，使得僥倖逃過暴行成為最值得慶幸的事，從而使中共的統治可以憑藉殘酷鎮壓得以維繫。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