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維權運動上所進行的激烈的思想交鋒
二、當代中國的改良主義思潮和當代中國的民主大革命理論
三、中國的維權抗暴運動已經成為當代中國民主運動的主要內容
一、在維權運動上所進行的激烈的思想交鋒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共暴政將北京學生和市民的民主運動淹沒在血泊中之後，中國的民主運動進入了低潮。但是經過十年，以各階層民眾的維權運動作為主要內容的民間反抗，再次掀起中國民主運動的高潮。中國各階層民眾的維權運動之所以能夠興起，實際上是中共暴政政治腐敗、社會腐敗的必然結果，也是中共暴政黑手黨化的必然結果。
從上個世紀末一直到今天，中國各階層民眾的維權抗暴運動風起雲湧，越來越成為不可忽視的政治存在。圍繞中國的維權抗暴運動，也開始了極其激烈的思想交鋒。這種思想交鋒，在二零零六年以高智晟律師為象徵的「中國維權抗暴絕食運動」中，表現得最為激烈。二零零六年，高智晟先生幾乎是以一個人，勇敢地向整個中共暴政進行挑戰；幾乎是以一個人，向由幾百萬軍隊，幾百萬警察，幾百萬官員，其中還包括多如牛毛的御用文人所組成的中共暴政，發起毫不妥協的挑戰，從而使中國的維權抗暴運動進入一個高潮時期。
就在上述背景之下，由一些偽類們——所謂「偽類」，就是偽自由知識份子、偽維權律師、偽基督徒——所組成的一個中共暴政的思想走狗群體，開始對維權運動進行精神和理論上的限制。他們總的目的，就是想把中國各階層民眾的維權抗暴運動，限制在中共暴政的政治和法律的秩序之內，使之成為中共暴政的政治、法律中的一個過程，為了實現這個目的，他們製造了一系列理論。
他們的第一個理論是：所謂「維權」，維護的是中共暴政的法律所賦予的權利；他們的第二個理論是：維護這種中共暴政的法律所賦予的權利，當然要按照中共暴政的法律程序來進行，也就是要遵守中共暴政的法律；他們的第三個理論是：維權活動不能形成社會運動，而只能進行所謂的「個案推進」，由少數的維權律師為主體來進行；他們的第四個理論是：維權活動不能夠政治化，必須和民主政治的訴求分開。
偽類們通過這四個理論，對高智晟進行了極其激烈的思想攻擊。以至於高智晟被中共暴政逮捕之後，他們的攻擊和污蔑也沒有停止。
針對偽類們提出的上述理論，我們進行了針鋒相對的反擊。首先我們提出，中國各階層民眾所維護的權利，並不是中共暴政的法律所賦予的所謂權利，而是人生來就具有的基本人權。明確這一點極其重要，這是對中共的法律的本質的認識。早在幾千年前，亞里士多德就對法律作出一個基本的區分，即良法和惡法。良法才應該被尊重，被遵守；惡法則必須廢止。按照現代法的精神，只有那些體現了主權在民原則的法律，才是良法。而中共暴政是以暴力和謊言來維護統治的政治黑手黨，中共暴政的法律只代表中共特權階層的專制意志，是一部專制惡法。正是由於中共專制惡法的存在，中國人民的基本人權才受到踐踏。中共暴政建政半個多世紀以來，以它的法律的名義，犯下了無數的反人類罪行。當年，建政之初，屠殺已經放下武器的國民黨人員，是按照他們所謂的「懲治反革命條例」來進行的。文化大革命中屠殺了那麼多的「現行反革命」，也是按照他們當時的法律來進行的。現在，他們對於法輪功精神修煉者的迫害，對於基督徒的迫害，對異見人士的迫害，也都是基於他們所謂的法律。甚至他們的「六. 四」屠殺 ——動用幾十萬野戰軍來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也是通過他們的戒嚴法來進行的。因此，中共暴政的法律是一部浸透了中國人民鮮血的專制惡法。這部法律中所規定的所謂的人民的權利，全部是謊言。這部法律的基本目的，就是為了維護中共暴政一黨獨裁的專制統治。在一黨獨裁的專制統治下，怎麼可能有人民的權利？所以，所謂的「維權運動就是維護共產黨的法律所賦予的權利」這種說法，實在是一種彌天大謊，是一個極為無恥的政治謊言。偽類們就是利用這個政治謊言，來混淆天賦的基本人權，和中共暴政的法律所規定的虛偽的權利之間的界限，從而模糊維權運動所應該採取的政治立場。
針對中國各階層民眾的維權抗暴運動，偽類提出的第二個理論就是，民眾的維權運動必須符合中共暴政的法律程序，必須在中共暴政法律的司法程序範圍之內來進行。偽類們是在什麼背景下提出這種理論的呢？從這個世紀初開始，每年中國各地都發生大量自發的群體性維權事件。這種群體性的維權事件，極大地震撼了中共暴政的統治秩序，極大地震撼了中共暴政的專制的政治法律秩序，引起了中共暴政的極大恐慌。為了把這種維權運動限制在中共暴政的法律範圍之內，當局實施了一系列的政治陰謀。這種政治陰謀的表現之一，就是由偽類來出面，提出維權運動必須符合中共暴政的司法程序。針對這種觀點，我們明確地指出，偽類們是想把中國民眾的維權運動，限制在中共專制惡法的牢籠之內，限制在中共的司法程序範圍之內。而中共的司法程序，本身就是產生大量冤假錯案的根源；中共暴政的法律，就是冤案之源。讓中國的維權運動按照中共的司法程序來進行，本質上是與虎謀皮。而中國的維權抗暴運動只有超越中共專制惡法的限制，按照人民自己的意志所確定的方式，自主地來進行，才有可能真正起到維護人民基本權利的作用。
針對維權運動，偽類們提出的第三個所謂理論，就是維權運動不能夠變成社會運動，而只能夠進行所謂的「個案推進」，由少數所謂的維權律師主導。中國的所謂維權律師有多少？數一數，不過十幾個二十幾個。中國每年的冤案又有多少？可以說是無法統計。有多少貪官，就有多少冤案。一方面是冤案堆積如山；一方面是所謂的 「維權律師」只有區區十幾個二十幾個。如果由維權律師進行所謂的「個案推進」來維護中國人民的基本權利，中國的冤案什麼時候才能夠徹底雪洗？大量的各階層民眾的冤案，如果只由少數的所謂的維權律師，進行形影相吊的「個案推進」，這種維權運動又怎麼能夠發揮真正的社會效益？所以針對這種所謂「個案推進」的理論，我們明確地提出，中國的維權抗暴運動必須社會運動化。人民有權利按照當代人類的理性和良知所能允許的一切方式，來維護自己的基本人權。而只有中國的維權運動形成巨大的社會運動，才真正能夠實現社會正義，糾正現在在中國堆積如山的冤案。
偽類們針對維權運動提出的第四個理論，叫作：維權活動不能政治化。這是什麼意思？這就是說維權運動必須在中共的政治範疇之內來訴冤，就是說中共暴政的受害者，只能向中共暴政這個加害人乞討公正，乞討平反，而不能夠對中共暴政提出任何政治上的指控。而事實上，中國人的基本人權受到迫害的基本原因，就在於中共暴政的一黨獨裁的專制統治。禁止中國的維權運動政治化，就是要讓中國人權災難的根源，即中共暴政一黨獨裁的專制統治，永遠存在下去。針對偽類的這種維權運動必須非政治化的理論，我們明確地提出，中國的維權運動必須政治意志化。所謂的「政治意志化」就是，維權人士要意識到，中國民眾的權利被剝奪，被踐踏，根本的原因就在於中共暴政的一黨獨裁的專制統治，這個基本的原因不被消除，不被否定，中國人永遠不會自由，中國人的人權也永遠不會得到真正保障。
所謂的中國的維權運動政治意志化，就是維權運動要以徹底地否定中共暴政一黨獨裁的專制統治，作為自己的政治訴求。
經過二零零六年這次和偽類的激烈的思想交鋒，中國的維權運動在理論上終於找到了清晰的背景。概括起來講，中國的維權運動在思想上必須堅持以下原則：
第一、中國各階層民眾的基本人權受到剝奪和踐踏的基本的原因，就在於中共暴政的一黨獨裁的專制統治。中國各階層民眾的基本人權被踐踏和剝奪的基本法律原因，就在於中共暴政的法律秩序和司法程序。
第二、中國各階層民眾所維護的，不是所謂中共暴政的法律賦予人民的權利，相反，中共暴政的法律從來沒有在真實意義上賦予過人民任何權利。在一黨專制的統治之下，人民只不過是共產黨的政治奴隸；沒有政治獨立怎麼可能有真正的權利？因此，中國各階層民眾所維護的，是天賦的基本人權。
第三、中國民眾維護基本人權，抗爭暴政的運動，有權利按照民眾自己確定的方式來進行。
第四、維權運動必須廣泛地社會化，必須由廣泛的社會各階層參與。維權運動不是少數幾個維權律師形影相吊地向中共的法律乞求正義的活動，而是千千萬萬的基本人權受到踐踏和剝奪的人們，自主獨立地爭取自由、維護權利的社會歷史運動，而中國的維權運動也只有形成社會歷史運動，才有可能真正地產生積極的社會效應。
最後，中國的維權抗暴運動必須政治化，必須超越中共暴政的政治和法律的範疇，按照人民的意願，按照現代法的精神來進行。
由於以上關於維權抗暴運動的思想越來越清晰，所以我們看到，在中國大地上每年都大量爆發的起自民間的維權抗暴運動，越來越具有明確的政治訴求，越來越具有強大的社會活力。高智晟先生雖然在中共暴政的思想走狗和偽類的圍剿之下，最終失去自由，被中共暴政所逮捕，但是高智晟律師在二零零六年發起的「維權抗暴絕食運動」所代表的那種精神，已經成為當代中國各階層維權抗暴運動的寶貴的精神財富。這個精神就是徹底地認清中共暴政反人權的本質，跟中共暴政作毫不妥協的政治的決戰。只有如此，中國人民才有可能獲得真正的自由和民主。
二、當代中國的改良主義思潮和當代中國的民主大革命理論
改良和革命是貫穿整個人類政治史的兩個基本的概念。如果我們要對這兩個政治概念進行歷史的系統的分析和討論的話，那恐怕需要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而我們現在需要關注的是當代中國的現實問題。因此，我們今天將只從當代中國的角度來討論這兩個概念。
國內的一些朋友不理解，為什麼海外民運二十年多來幾乎一事無成。在中共暴政面前，海外民運不戰而潰，而且潰不成軍；至今都沒有形成一個明確而堅定的，和中共暴政直接抗衡的政治意志。造成這種狀態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改良主義的猖獗。
在當代中國的政治背景上來討論改良主義思潮，我們可以把改良主義思潮概括為兩句話。那就是，希望通過中共官僚集團良心的發現，主動實行民主改革，從而把中國引向民主、自由，也就是希望中共，能夠「和平、理性、非暴力」地放棄他們的一黨獨裁的政治統治，以及和這種政治統治相聯繫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個方面的特權。在對中共暴政抱有這樣深刻幻想的同時，他們要求人民必須和中共暴政和解，必須寬恕中共暴政的反人類罪行；他們否定人民在暴政前擁有起義的權利；他們否認人民在對暴政的暴力鎮壓進行正當防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他們想要用所謂「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訴求，來乞求中共暴政退出歷史舞臺。
通過以上我們對改良主義的主要內容的描述，凡是對中國的實際情況稍有瞭解的人，都可以明白，改良主義思潮既是一種荒誕不經的幻想，同時又是一個無恥的政治騙局。因為，它的所有的主題都是不可能實現的。
為什麼中共暴政不能夠自我改良？原因其實很簡單。這是由中共暴政的本質所決定的。我曾經多次講過中共暴政的本質——中共暴政是人類歷史上最不可饒恕的反人類罪的犯罪集團；中共暴政是人類歷史上最龐大而且最無恥的貪污受賄的經濟犯罪集團；中共暴政是把國家恐怖主義發揮到極致，對中國人民實行特務統治的政治黑手黨；中共暴政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賣國賊集團。當前，中共暴政最主要的政治衝動就是利用他們手裡所掌握的腐敗的權力，盡量地搜刮社會和公民的財富。現在，中共暴政唯一的政治願望就是儘可能長地延續獨裁統治的壽命，以使他們免受歷史的公正審判。這樣一個政治黑手黨，這樣一個犯罪集團，這樣一個貪官污吏集團，這樣一個賣國賊集團，他們怎麼可能具有把中國引向憲政民主的良知呢？
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中共暴政曾經有過一次歷史的機遇。中共黨內出現了兩個奇蹟般的人物：胡耀邦和趙紫陽。在這兩個人先後主政的時期，中國確實存在過一絲進行政治改良的可能性。然而，中共暴政終於用自己的行動為自己的命運作出了結論：他們用幾十萬大軍血腥屠殺北京學生和市民的民主運動之後，實際上也給自己的命運劃上句號；他們只有在中國人民的民主大革命的浪潮中被歷史徹底地埋葬，除此之外不可能有任何其它的政治出路。
有的朋友可能會問，為什麼改良主義思潮會在海外民運中長時間地佔據了主導地位？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六.四之後，一大批原來中共體制內的人員，由於六.四，和中共暴政暫時作出了政治的決裂，逃到海外。這部分人，對於中共體制總有一番剪不斷理還亂的情思，骨頭上都刻著「奴性」兩個字。他們在精神上，在思想上，永遠不敢和中共暴政作徹底的政治決裂。因此，他們總幻想著中共黨內會出現一些開明人士，然後把中國引向自由民主。這部分人還是比較善良的人。因為他們真心誠意地相信政治改良。政治改良主義在海外猖獗的更重要的原因，則是中共暴政的思想走狗和政治代理人有意地為這種思潮推波助瀾，目的在於否定和壓制民主大革命的理論。
就當代中國而言，民主大革命理論的主要訴求，就是運用人類的理性和良知所能允許的一切方式和方法，徹底地否定中共暴政，創建憲政民主，實行聯邦共和。在革命過程中，要實行「還權於民，還財於民，還地於民」的三大政策。在革命成功之後，要對中共暴政所犯下的反人類罪行實施正當法律程序的審判，以恢復歷史的正義；對於中共暴政的貪官污吏利用腐敗的權力所掠奪的財富，要進行全面的清查和收繳，以創建社會的公平。
民主大革命的理論確認，在暴政面前，人民擁有起義的權利；對於暴政的暴力鎮壓，人民擁有正當防衛的權利。民主革命的理論確認，人民有權利按照自己確定的方式來維護自己的基本人權，同暴政進行抗爭。民主革命的理論，對中共暴政不抱任何幻想。我們承認在中共體制內部，存在一些良知人士，在關鍵的時刻，這些良知人士甚至可能會發揮重大的積極的作用。但我們強調的是，革命的基本能量，主要來自於中國社會各階層民眾的維護基本人權，抗爭暴政的社會歷史運動。
數年以來，我們針對改良主義的思潮，已經進行過幾次比較重大的思想交鋒。我們在第一個問題中所討論到的，同偽類們圍繞著中國維權抗暴運動的性質和方式所進行的思想交鋒，實際上就是民主大革命理論和改良主義思潮進行思想交鋒的一次重要表現。
到目前為止，改良主義和民主革命的思想交鋒還在激烈地進行。但是，民主革命的理論終於開始有了自己比較清晰而明確的政治意志和策略方法。而改良主義思潮的虛偽性、入骨的奴性、欺騙性，也逐漸被揭露出來。
在觀察當代中國的政治改良主義思潮和民主大革命理論之間的思想交鋒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一個特點，那就是改良主義的倡導者們，儘管對中共暴政極其溫柔，充滿深情的幻想，又要和解，又要寬恕，但是，他們對於具有民主革命意志的人士卻極其惡毒，總是率先發難，發起極端殘酷的思想鬥爭。他們對高智晟先生是這樣，對王炳章先生也是如此。從他們對待高智晟先生和王炳章先生的態度上，可以看出深刻的政治仇恨。這種仇恨來自於哪裡？來自於他們所倡導的改良主義思潮，實際上就扮演著中共暴政的思想走狗的角色，扮演著挽救中共暴政政治命運的角色。
中國的民主大革命理論，其實已經有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據我所知，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有許多仁人志士，組建起以徹底地推翻中共暴政作為政治目的的秘密組織，並且從事了相應的政治鬥爭。
在海外最先舉起民主大革命旗幟的，是王炳章先生。也可以說，中國海外民運的政治起點不是改良主義，而是民主大革命的政治意志。只可惜這種政治意志，長期被後來的改良主義思潮所籠罩，所侵蝕。王炳章先生被中共暴政誘捕，他個人所倡導的民主大革命的實踐也收到了空前的挫折。王炳章先生的個人悲劇是怎樣造成的？我想，在中共暴政的指使之下，一些改良主義思潮的代理人對王炳章先生實行殘酷的政治鬥爭，是王炳章先生個人悲劇的一個重要的政治原因。而王炳章先生的事業沒有取得真正成功的另一原因，在於他所提出的民主大革命的理論有一個重大缺陷——他沒有能夠找到一條符合中國當今現實情況的民主大革命的實際的道路。
王炳章先生明確地提出，必須用革命的方式來結束中共暴政對中國的統治。他有一句名言，「如果人民放棄了革命的權利，人民就放棄了一切」。王炳章先生所鑄造的這種民主大革命的政治意志，無疑是對中國民主運動的一個歷史性的貢獻。但是很遺憾，他的理論在具體的策略和方法上，在實現民主革命的道路的問題上，離中國的實際太遙遠。以至於他不得不去模仿辛亥革命時期，孫中山和他的革命黨人曾經採取過的一系列的行為。而模仿歷史者常常要受到現實的拒絕。這是王炳章先生個人事業悲劇的一個理論原因。
中國民主大革命的現實的道路究竟是什麼？我們怎麼才能夠運用人類的良知和理性所能接受的方式徹底地否定中共暴政，創建憲政民主，實現聯邦共和？我們如何才能夠「還權於民，還地於民，還財於民」？我們如何才能把中共暴政——這個犯下重重反人類罪行的犯罪集團推上歷史的審判臺？對於所有這些問題，我將在下面的討論中進行回答。
三、中國的維權抗暴運動是當代中國民主運動的主要內容
就中國人而言，他的真實的地位就是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隸。所謂的民主大革命，從根本的意義上講，就是要徹底地改變中國人的中共暴政政治奴隸的卑微的地位，通過創建憲政民主，實現社會正義，並最終成為自由人。
要想讓民主大革命成為時代精神的主導，必須具備至少兩個因素。第一個因素：要擁有屬於民主革命的明確的政治意志。第二個因素是：要有實現這個政治意志的現實的能力。從王炳章先生在海外首先舉起民主大革命的旗幟，到辛灝年先生主辦的《黃花崗》雜誌的問世，再到二零零五年及其後，我所撰寫的《改良，還是革命》、《民主大革命行動綱要》，一直到二零零八年「中國過渡政府」的成立，和「中國過渡政府」成立的宣言的發表，這個歷史的過程表明，中國民主大革命的政治意志已經形成。儘管中共暴政的思想走狗和偽類們仍然用各種極端卑鄙無恥的方法和惡毒的語言，對民主大革命的政治意志進行花樣翻新的攻擊、污蔑，但是，我相信，民主大革命的政治意志一旦產生，就只有等到中共暴政被歷史徹底埋葬之後，才會退出歷史舞臺。
與之同時，在中國已經形成了實現民主大革命政治意志的現實的力量；這個現實的力量就是中國各階層民眾的維護基本人權，抗爭暴政的運動。中國的維權抗暴運動，已經成為當代中國民主運動的主題和中心內容。這種狀況根本上是由中共暴政的本性造成的。中共暴政把國家恐怖主義發揮到極致，來維護一黨專制的獨裁統治，維護權力貴族階層的特權利益，就必然要以徹底地剝奪中國民眾的政治權利，和其它社會權利作為補充。因此，只要中共暴政存在，中國民眾的人權被踐踏，被剝奪的情況就只會不斷深化。中共暴政進行了二十多年的所謂「經濟改革」，這種經濟改革並不是公正意義上的自由市場改革，也不是實行自由市場經濟；中共的經濟改革在本質上實行的是權力貴族的市場經濟。這種市場經濟的特徵就是以腐敗的國家權力為軸心，以權錢交易作為潤滑劑，從而形成骯髒的金錢同腐敗的權力的結合，共同維護權力貴族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社會的兩級分化就是不可避免的。現在中共暴政的腐敗已經全面深化，腐敗已經成為暴政的一種基本生存方式。而暴政的全面腐敗的另一種表述，就是對普通民眾的基本人權的進一步剝奪與踐踏。所以，只要中共暴政還存在，中國的維權運動就一定會風起雲湧。中國維權運動成為當代中國民主化運動主題，不是由別人決定的，恰恰是由中共暴政自己決定的。
現在，中國各階層民眾的維權抗暴運動的政治意志化、組織協調化，和社會運動化，已經成為一種歷史的趨勢。這就決定了中國的維權抗暴運動必將成為實現民主大革命的政治意志的現實力量。
維權抗暴運動的政治意志化，即：維權運動不再侷限於個案的討論和申訴，更不受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限制，而是要把維權的鋒芒直接指向中共暴政的獨裁專制制度本身。因為，這種政治制度，才是中國人權災難的基本根源。在認清了中國人權災難的政治根源在於中共暴政的政治制度，中國人權災難的法律根源在於中共暴政的法律制度的前提之下，每一次維權抗暴運動在解決具體的事件的同時，也都必然會提出要徹底地廢止中共暴政一黨獨裁的政治制度，以及和這種制度相適應的法律制度的要求。這就是中國維權抗暴運動的政治意志化。
中國維權抗暴運動的組織協調化也已經進入現實。幾年以來，在維權抗暴的過程之中，在中國各階層的民眾中，出現了大量的准組織形式。國營企業的下崗工人中，出現了大量的半秘密的工友會；將近一億人的農民工中，出現了大量的同鄉會；復員專業軍人中組建了戰友會；失業的大學生中組建了同學會，等等。所有這些非官方的准組織形式，都在中國維權抗暴運動的各個領域，發揮了重大的作用。不久前宣告成立的「冤民大同盟」，表明中國的幾千萬冤民，也已經走上了組織協調化的道路。我們相信，我們也可以預期，越來越發展的中國維權抗暴運動的組織協調化，也會產生越來越強大的政治和社會的能量。
中國維權抗暴運動的社會運動化也是一種不能阻擋的歷史潮流。中共暴政的思想走狗和偽類們，最仇恨也最恐懼維權運動社會運動化。他們把瓮安民眾起義這樣的社會運動化的維權抗暴運動，稱之為暴民運動。但是，重大的社會問題，必須通過重大的歷史運動來解決；也只有重大的歷史運動，才擁有解決重大社會問題的政治能量和社會能量。
當代中國的民主大革命是一次極其深刻的政治變革，它要徹底否定中共暴政，這個當代極權專制的最後的巴士底獄，它要將十三億中國人由政治奴隸變為自由人。這樣一個重大的社會歷史問題，當然必須通過重大的社會歷史運動來解決。這個重大的社會歷史運動就是中國各階層民眾維護基本人權，抗爭暴政的運動。
通過中國維權運動政治意志化、組織協調化，和社會運動化，最終形成類似於前蘇聯和東歐地區那樣的全民的總體反抗和人民大起義。而中共暴政必將在中國維權運動所造成的全民總體反抗和人民大起義中徹底崩潰。
當代中國的革命黨人要作的，就是順應歷史的潮流，用各種有效的方式，加速中國各階層民眾維權抗暴運動的政治意志化、組織協調化，和社會運動化。
有人總是希望在中國也出現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式的人物；他們把中國自由民主的希望寄託在所謂「中國式」的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身上。這些人其實沒有讀懂歷史。歷史的事實是，前蘇聯和東歐地區民主大革命的勝利，取決於全民的反抗和人民的起義，而不是取決於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這些少數人物。沒有全民的反抗和人民的起義，就沒有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決定前蘇聯和東歐地區命運的不是個別人物，而是全民的總體反抗和人民在暴政前的起義。
中國的六.四時期，其實已經出現了大量的中國式的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當時有難以計數的法官、警察、官員、軍人，其實都已經站在了人民的一邊。其中，三十八軍軍長徐勤先先生就是最值得尊敬的一位。但是六. 四卻失敗了，失敗的原因不在於中共暴政內部沒有湧現出中國式的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一類的人物。中國.四的失敗，主要在於當時作為精神背景的中國知識份子，從總整體上沒有勇氣，也沒有那樣的思想能力，把中國民主大革命的政治意志，變成六.四的政治意志；對六.四的失敗負責的，應當是中國的知識份子。
當我們強調維權抗暴運動是當代中國的民主運動的主要內容的時候，當我們強調民主大革命是中國獲得自由的唯一希望的時候，我們絲毫也不排斥和否定中共體系內部的良知人士可能發揮的作用，相反，我們相信，當全民總體反抗和人民起義爆發之際，在中共暴政的體制內部必將湧現出大量的像徐勤先軍長那樣的仁人志士，投入到人民起義的歷史潮流中來。不過，我們永遠要明確一個最基本的理念——中國各階層的維權抗暴運動，才是中國民主運動的主題，才是中國民主大革命勝利的希望。
中共暴政的思想走狗和偽類們極其惡毒地將民主大革命污蔑為暴民政治，把民主革命黨人污蔑為權力的追逐者。在此，我們願意向歷史表明：我們對權力沒有興趣，我們只是對徹底地否定中共暴政的國家恐怖主義性質的暴力感興趣，我們只是對中國走向自由民主感興趣；我們渴望屬於人民的和平，但是，我們不相信中共暴政會 「和平、理性、非暴力」地放棄他們手中的獨裁權力。為了人民的和平，我們必須徹底否定中共暴政的國家權力。在中國，現在只有一種暴力最為猖獗，那就是屬於中共暴政的國家恐怖主義性質的暴力。而民主大革命絕對不意味著暴力。民主大革命所肯定的，是人民在暴政前行使起義的天然正義的權利，是人民對暴政的鎮壓實施合法的正當防衛權。
以中國各階層民眾的維權抗暴運動的政治意志化、組織協調化，和社會歷史運動化作為基礎，形成全民總體反抗和人民大起義的態勢，需要歷史的機遇。現在歷史的機遇已經來臨。
從二零零九年起的五年之內，中共暴政將進入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全面危機的時期。毫無疑問，中共暴政的危機時期，就是民主大革命的政治意志同中共暴政作政治決戰的時期。我們將從二零零九年開始，拉開同中共暴政決政治死戰的歷史序幕。
二零一一年是辛亥革命爆發一百週年。辛亥革命的號角又一次迴響在歷史的蒼穹之中。我們將竭盡所能作出努力，爭取讓辛亥革命的一百週年的紀念慶典，同時成為當代中國民主大革命的凱旋式。
二零零九年一月十八日
（本文根據【全國維權抗暴領袖講習營】課程錄音進行整理）(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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