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了肯定答覆後，他接著問：「還記得天安門事件（Ｔｉａｎ－Ａｎ－Ｍｅ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Ｅｖｅｎｔ）嗎？快二十年了吧！」
我愣了一下，還沒有來得及答覆，就聽他補充道：「就是１９８９年，很多學生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遊行。」
在上班的時間，我一般不跟人談政治。我反應滯後是完全沒有想到一個美國人會突然問起這件事。原以為只有那些有良知有責任的中國人沒有忘記，不曾想到一個不相干的人二十年後還記得這件事。在中國政府想盡各種辦法抹煞這段歷史，以及甚至很多曾經經歷過這事件的中國人，在金錢和權勢面前有意無意選擇遺忘這段歷史時，卻被一個美國人記得這樣深，我說什麼有些感動，因而破例跟他談這件事。
他好奇地問我參加遊行了沒有？住帳篷了嗎？還豎起了大拇指說中國學生真了不起！他說這件事絕對是八九年世界頭號大事件，那時美國各大新聞媒體一天二十四小時直播轉播，想不知道都不行。他對這件事印象非常深刻也許一輩子也忘不掉，是因為在他的印象中，中國一直是一個遙遠、落後、封閉、貧窮，人們只知道狂熱崇拜獨裁領袖的神秘的東方大國，但突然間有那麼多大學生走上街頭對抗政府，要求自由，簡直超出了他的正常想像。
他還說他清楚地記得中國的文化大革命（Ｃｕｌｔｕｒ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文革開始那年他十一歲，在上小學。美國年輕人那時正在為Ｍａｒｉｌｙｎ Ｍｏｎｒｏｅ 和 Ｅｌｖｉｓ Ｐｒｅｓｌｅｙ瘋狂，而中國年輕人卻穿著同一顏色的衣服，手拿紅寶書（ｓｍａｌｌ ｒｅｄ ｂｏｏｋ），流著激動的淚對國家領袖山呼萬歲。他至今還保留一本英文版的小紅寶書。毛澤東那時被美國宣傳成惡魔（ｄｅｖｉｌ），所以他從小對中國人的印象是，一群中了魔的教徒，對邪教教主頂禮膜拜。最令他不解的是，十年後毛去世，很多中國老百姓嚎頭大哭，像是死了親爹娘，看樣子也不是假哭。那是為什麼呢？毛把中國搞得那麼窮，老百姓還要感激他？
我猶豫著，不知道怎樣給他解釋。實際上對那個年代的事我也不太明白，所以也解釋不清。但我能想像如今的北朝鮮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一定相當於當年中國在美國人心目中的形象，或者更糟。
擋坦克的年輕人王維林
見我沒有搭話，Ｂｒｙａｎ接著說：「你看，在你們大學生大規模上街遊行之前，我一直對中國是這種印象，一群崇拜獨裁者的人們，上街只是為了擁戴國家領袖，政府是上帝。結果某一天看到中國大學生上街遊行是抗議政府，你能想像我那時多麼吃驚！出於好奇，我天天看電視，想看看中國政府到底怎樣處理反對他的人們，也想看看中國會不會因為這件事而改變獨裁。我一直希望學生能贏，或至少政府能做出某種讓步。結果很令人失望，政府鎮壓了這件事，還用坦克和機槍殺人了。我完全沒有想到政府不是出動警察、而是動用正規軍隊用現代武器殺學生。我生在民主自由的國家，對當代獨裁政府的恐懼大多來自宣傳，沒有切身的體驗，沒有太多明確恐懼的內容。但這件事後我就完全明白對獨裁政府恐懼什麼了。我對整個事件印象最深的，是一個年輕人隻身擋住鎮壓部隊的坦克。那個人在我心目中絕對是英雄！那個人後來怎麼樣了？被政府殺了嗎？」
豈止一個美國人沒有想到政府會動用軍隊殺人！當時大多數中國人都沒有想到人民的政府會殺人民！我感謝Ｂｒｙａｎ對中國的關注和對學生的理解和讚賞，同時告訴他我不是很清楚那個擋坦克的年輕人的結局。
他接著說：「但二十多年來我一直有個疑問，你們當年對政府的訴求到底是什麼？從新聞媒體所知，好像你們遊行的訴求有很多，而且每個都很大。最後給我的印象是你們要推翻政府取而代之，是真的嗎？在美國的歷史上，只有反越戰遊行示威的規模可與你們那次相比。那時有近二十多萬美國學生聚集在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ｇ Ｄ．Ｃ．，要求停戰。學生的目的很明確，也只有一個，那就是要求政府從越南撤軍。你們的目的是什麼呢？後來我想，如果真的是要推翻政府的話，那可是個獨裁政府，當然不幹了。不僅要統治臣民而且要不受限制是獨裁政府的本質。你要他垮臺，他豈有不鎮壓之理？」
在Ｂｒｙａｎ問這個問題之前，我一直認為學生當年遊行的目的非常明確，從來沒有想到遊行的訴求很多很大。更有甚者會被一個外國人理解為推翻政府。
我首先否認當年學生遊行的目的是要推翻政府，只是要求更進一步的改革。那次遊行的目的聽起來很多，是因為遊行分為幾個階段，每個階段所訴求的重點不同。基於我對當年的整個事件的瞭解以及後來所讀到的相關材料，我給Ｂｒｙａｎ講述了那次遊行的起因，以及從遊行到政府的「動亂」定性、對話失敗、絕食、戒嚴、市民和學生的反戒嚴和屠殺的詳細過程。
Ｂｒｙａｎ連連點頭表示聽明白了，並說：「儘管你們不是要推翻現政府，但要求改變政府的獨裁性，實際上是希望政治走向民主，至少政府要受到監督。我的理解對嗎？」
我表示同意。
Ｂｒｙａｎ對我笑了笑，說：「很高興古老的東方大國的人民有這種政治訴求。但從獨裁到民主，不是大步小步之說，而是本質的變化。其實沒有一個執政政府不希望獨裁的，不受限制不受監督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多好啊！歷史來看，從民主滑到獨裁很容易，反過來就難了。德國希特勒時代就是一個從民主到獨裁的典型例子。德國在１９１８年１１月成立了歷史上第一個民主政府時，有一部幾乎可以和美國憲法相媲美的民主憲法，但是還是沒有擋住人民支持希特勒的獨裁，給世界帶來很大的災難。也就是說從紙面民主到實際的民主操作還有很長的距離。處在希特勒同時代的美國也一樣，在羅斯福實行新政以對付經濟危機前，民主政治已經實行了一百多年，如果不是美國的司法系統的強大獨立性，羅斯福新政也幾乎導致獨裁。人們面臨危機，很容易放棄個人手中的權利，期待‘超人’而不是靠自己來拯救他們，為他們承擔所有的困難和義務。這是人類的惰性。我所要說的是，從獨裁到民主很艱難，一次的民主努力不太成功或沒有到位很正常，不要放棄！」
我告訴Ｂｒｙａｎ我們沒有放棄，中國人仍然繼續著以各種方式爭取人權，爭取自由。我理解他說的民主之路的艱辛，尤其是與西方有著不同的價值體系、在專制獨裁下浸淫了兩千多年的古老中國，要走出民主的一步更為艱難。縱觀中國歷史，尤其是近現代，中國面臨危機的時候比和平的時候還要多，所以中國人總是期待「超人」，英雄主義情結很嚴重，使得一個又一個的「救世主」橫空出世，帶領人們用暴力一次次更替政權。至今中國人都崇尚暴力，崇尚成王敗寇，從政府到個人都習慣用暴力解決問題。這就是為什麼「六四」學生的和平請願，被很多人諷刺為天真幼稚，成不了大事，失敗是必然的。
Ｂｒｙａｎ不同意六四學運是失敗的，他說：「雖然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但我覺得至少有兩點是成功的：一是讓政府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不變革就面臨著垮臺；二是讓世界改變了對中國的看法。這件事至少改變了我對中國的看法。以前的中國在我看來像個黑屋子，裡面關了一些奇形怪狀讓人難以理解的人們。天安門事件則像一扇打開的門，讓我看到了一群年輕的渴望自由和民主的眼睛，一群勇敢的人們。從此以後我對中國充滿了好奇，關注著中國的發展。尤其是近十幾年來中國的經濟奇蹟，讓我看到了中國人的巨大潛力。你看，中國政府一旦放手經濟走向市場，中國人就富起來了。一旦人們之間的經濟關係改變了，政治關係的改變是必然的。我相信中國人有能力走向民主政治。」
我感謝Ｂｒｙａｎ對中國的信心，同時告訴他，鎮壓「六四」學運後的二十年，正是因為中國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老百姓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有人因此認為政府當年鎮壓學生運動是對的。如果不鎮壓的話，說不定中國就天下大亂了，也不會有今天的經濟成就。也因此而推斷民主政治不適合中國。
Ｂｒｙａｎ不解地看著我說：「不可理喻！無論一個什麼樣的政府屠殺自己的老百姓，在我看來絕對沒有對的說法。我恰恰認為，是那次學生運動導致了政府下更大的決心搞好經濟。但是經濟指標絕對不是衡量一個制度和政府好壞的唯一指標。我記得中國歷史上有個朝代非常富有和強大，那你們願不願意回到那個朝代？民主不必然保證強大的經濟，經濟有其自身的規律。民主是用來保障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保證大家都有獲得麵包的平等機會，更多是政治意義上的。一個國家碰到一個好的獨裁政府完全是幸運，中國願意永遠靠運氣而不是靠制度產生一個相對好的政府嗎？」
其實Ｂｒｙａｎ不瞭解，一黨專政跟家天下的皇族統治沒有本質的區別。而且中國很不幸運，幾千年有記載的歷史上，能稱得上好的皇帝和好的年頭屈指可數。當今政府統治中國近六十年，有三十多年民不聊生，到現在也還沒有完全解決老百姓的飢寒問題，更不用說社會公正，人的基本權利自由等問題。況且中國目前唯一能拿上台面的統計數字也只有ＧＤＰ了。伴隨經濟發展的環境破壞、道德淪喪、貪污腐敗、貧富兩極分化、官民對抗、制度性的社會不公等等自然和社會問題以及各種其它隱患是沒法統計出來的，也不會被政府拿上台面的。
我們不願意靠運氣碰上一個好政府，這就是我們不懈努力使中國走向民主自由的原因。
聲明：美國人Ｂｒｙａｎ的想法只代表他個人的觀點，我這篇文章只是作為信息交流。我們談了兩個多小時，交換了對中國各種問題的看法，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感謝Ｂｒｙａｎ的坦誠相待！
本人立場：無論歷史是過去了二十年，還是再過二千年；也無論中國的今天或明天在當今政府領導下是多麼地繁榮富強，還是將來成為世界頭號強國，我都不會改變自己的立場：八九年學潮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政府用坦克和機槍鎮壓學生運動是屠殺行為！我不想在是非和原則的問題上跟任何人爭辯。
□ 寄自美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