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作者在「回國權利研討會」上的演講，2009年9月1日，紐約
今年8月初，日內瓦漢藏會議期間，我同與會的朋友們曾拜謁攀盧梭故居。那是位於日內瓦老城窄街二樓的一間簡陋小屋，民權先驅盧梭當年生存的艱困一目瞭然。瀏覽著一幅幅十八世紀的人物與風景畫面，聽著耳機裡的中文解說，想像著盧梭顛沛流離的一生，不免傷感：那兩百多年前的流亡，早已在西方絕跡，而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依然沒有盡頭。當日前往參觀的眾多朋友，連同筆者，都仍然是流亡之身。由此看中西文明差距，至少也有兩百多年吧！
1989年6月，北京，黑雲壓城，槍林彈雨。大屠殺帶來大逃亡。北京民運骨幹紛紛南逃，大多取道廣東，經香港逃出生天。後來，更有「黃雀行動」的傳說，演繹種種傳奇故事。
那一年，作為廣東民運最早的發起人和組織者，任教中山大學的我，受到廣東當局通緝（以「通告」方式），列為該省四大「欽犯」之一。越是靠近逃生口，卻越是沒有逃生的打算。等到醒過來，思謀逃生時，已經太遲。周遭都是便衣特務，被盯牢看死。
書生氣十足，曾經以為，逃走就是「罪上加罪」。因此，不敢逃。甚至在廣東當局的「通告」下，主動前往公安局，接受傳訊，以示坦蕩和「清白」。傳訊來傳訊去，最終鋃鐺入獄。漫長的「收容審查」後，被判刑三年。三年關押，大部分時間在看守所的暗室裡度過。因長年不見陽光和匱乏新鮮空氣，頭髮變干，猶如枯草；皮膚變薄，輕碰都會瘀血；任何傷口或膿瘡，都久潰不癒。
1992年7月，結束第一次牢獄之災。滿懷重生的希望，希望卻很快破滅。八九的熱血，尚在週身蕩漾，滿眼卻是紙醉金迷的現實和醉生夢死的人群。無法融入那個酒池肉林的時代，無法適應那個銅臭熏天的社會。「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這是我被朋友推入歌舞廳時，心底唯一能升起的感受。
信件被檢查，電話被竊聽，行走被跟蹤，另加，每月被公安傳訊。這，就是九十年代，走出監獄的我，在中國的基本生存狀態。身體走出了監獄，精神卻沒有。感覺中，整個中國，就是一座大監獄。精神空虛，情緒低落，以至萬念俱灰。自感無法再在這個大監獄裡熬下去，於是鋌而走險：越境偷渡。1993年，兩次偷渡香港，然而，時過境遷，港方無情，竟兩次被遣送回國。兩度進入位於新界的新屋嶺收容所，都是突然被叫喚出去，突然被遣送回國。
第一次遭遣送時，港警急催簽字，領走隨身物品，旋即被送上一輛黑色箱型車，車上已經坐滿幾十名普通偷渡客。等到了中國境內，才發現，重要身份文件均不在隨身物品袋中。初時，還以為是港方出於保護，怕我回去遭公安察覺和清算，有意暫時扣留我的身份文件。後來寫信給香港入境處詢問，該處楊姓處長復函，稱查無所獲，並指我已經簽字領走所有物品。
這才醒悟：貪婪，這人性中的惡，顯現在香港入境處的個別幹員身上。其中一名或者多名幹員，因貪圖我衣袋中一枚絕版六四紀念郵票，竟連同身份證和判決書等共八份關乎我生存的個人文件，悉數私吞。
第二次遭遣送時，問：「送我去哪裡？」一名肥胖港警面露狡黠地回答：「送你去美國！」我照例被推進一輛黑色箱型車，夾雜在幾十名普通偷渡客中，直接遣返中國。那一句兼具諷刺性和侮辱性的話，將讓我記取一生，成為逆境中，激勵我自強不息的警句之一。真正的男子漢，奮發自屈辱。
第一次遭遣送，中共公安未察，尚能在國內苟且偷生。第二次遭遣送，被中共公安堵在增城收容站，依通緝令認出，當場被捕。由此淪入第二度牢獄之災。無需開庭審理，就被判處勞教二年。在花縣赤坭鎮的勞教場裡，我被強迫從事重體力、高強度、長時間的勞作。白天，在烈日如烤的碼頭抬石頭裝船；夜晚，在昏暗如豆的燈下趕製出口人造花。每天勞作時間超過14小時。我淪為不折不扣的當代斯巴達克斯！
甘冒生命危險，也要揭露當局強迫犯人生產出口產品的劣行（違反國際通則）。親歷棍棒交加下的苦役，我暗自下了決心。在月光下寫的信，連同作為證據的商標，經曲折管道，輾轉送達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亞洲人權觀察、美國之音。位於美國的勞改基金會也介入調查並公布詳情。信件在國際上激起軒然大波。多年後，我才知道，我原是直接從監獄中向國際社會發信揭露中共強迫犯人生產出口產品的第一人。
迫於國際壓力，恐於經濟損失，中共當局提前數月將我釋放。監控和傳訊依舊。公安暗示，願意提供護照，讓我合法離境。於是，在亞洲人權觀察的協助和哥倫比亞大學的邀請之下，1996年隆冬，我踏上前往美國之路。途經香港時，想起肥胖港警的那句話。揮別故國，禁不住潸然淚下。
事實上，中共當權者對付政治反對派，主要就是這兩種手段：投入監獄，或者流放海外。定將反對派與中國民眾相隔絕。獨攬朝綱，死守既得利益。「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時至二十一世紀，中南海諸公腦袋裡，充滿的，依舊是古代封建統治者的遺訓。
厚重的國門，在身後關上。漫長的流亡，從此開始。從國內到國外，體會新的「圍城效應」：早先想出來，隨後想回去。最初幾年，思鄉心切，思鄉成疾，常常夜不能寐。睡夢中，竟多是童年場景：川北小鎮，崇山峻嶺，漲水季節咆哮翻濁的倒溪流。恰是：「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就中國反對派整體而言，「圍城效應」則又表現為：裡面的想衝出來，外面的想衝進去。當海外流亡人士一波接一波嘗試闖關回國時，國內民運人士卻不斷有人要逃出來。在這邊，海外民運人士楊建利、張林、魏泉寶等潛返中國，因行程走漏被捕，身陷囹圄；在那邊，國內若干同仁，為了投奔自由，不惜冒死投海，劈波擊浪，游到臺灣，如唐元雋、燕鵬等。
鼓吹革命的海外志士王炳章和彭明，其歸國方式，卻是可怕的另一種：在越南和緬甸的反動政權配合下，他們竟被越境作案的中共特務綁架回去！不幸跌落陷阱的王、彭二人，分別被中共處以「無期徒刑」（終身監禁）。
漫長的流亡，也消磨了一部分同仁的意志。有人經不起中共誘惑，私下與中共達成妥協，回國經商，據說「一夜暴富」；有人接受中共「邀請」，回國走一走，竟至失去方向，辨不清雲裡霧裡。
著名知識份子王若望，臨終前，渴望葉落歸根，中共卻趁人之危，妄提條件，王老堅拒，含恨歸天。另一著名知識份子劉賓雁，病入膏肓之時，希望返國治療，遭中共斷然拒絕，客死異鄉。
八十年代，流亡美國的前中國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回拒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親自召喚，寧願在異國獨吟《思鄉曲》，也不做返國之想。事實證明，馬思聰看透中共，清醒自持。後來，連胡耀邦本人都自身難保，因同情呼喚民主的學生，被逼下臺，蒙羞受辱，氣病而亡。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旅居法國的高行健，擲地有聲地宣布：「不值得為那個腐朽政權虛耗一生」、「決不回到那片罪惡的土地！」宣示作為地球村的公民，已經放棄了那種狹隘的「國家觀」。
「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這是唐末詩人韋莊的詞句。「老也莫還鄉，還鄉終斷腸。」這是我當年在獄中，延伸韋莊之語，寫入《望鄉》一詩的句子。這些詩句，到如今，倒似乎與現實愈來愈貼近。時光如梭，歲月如川。究竟想不想回家？漸漸地，成了一個難題。
幾度前往亞洲國家，環中國而行，過國門而不入。唯祖國，不得其入。遙望海天蒼茫處的故國方向，心中苦痛，猶如巨石千斤。望穿秋水，唯有淚光閃閃。總是在起飛回北美的那一刻，趕緊默禱，為親人，為祖國。何時撥雲霧而見青天，重逢至愛親朋、笑融淚臉？故土，沈重的思念。故國，越來越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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