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完了三十五集的《蝸居》,我認為是一部交織著愛情、婚姻、親情、金錢、權力、慾望、現實道德為一體的好劇。
《蝸居》以中產白領蘇淳夫婦為改變居住條件而奮鬥為全劇的線索,向上連特權階層(以宋思明為代表),下接弱勢群體,在居住、生存、物質和精神生活諸多方面形成的巨大反差,描繪出一個有血有肉的性格扭曲的立體社會。
的確,在大陸只有特權階層(「公僕」們)才是中國公民,他們在政治上有發言權,出口成法且為所欲為,公安、檢察、法院、律師都是私人保鏢而且可做到一人得道仙及雞犬的程度。
在經濟上有國家財政為後盾,有用不完的錢財,可以隨意揮霍;住的是豪華的別墅,用的是世界上最豪華的奢侈品(名牌汽車、豪華傢俱、品牌服裝);就是外國總統不見得能達到中國一個廳級「公僕」的享受標準,在他們身上體現出的超人權,世界各民主國家的任何公民都無法與之模擬。
大陸的中產階層雖是由中、高級知識份子構成,但無權勢,只可以算一半公民,不過是行屍走肉式的工具。他們的人生權利是由「公僕」的需要來決定的,需要時可以是人才,不需要可以是垃圾,公檢法是懸在他們頭上的利劍;在經濟上捉襟見肘,購物時斤斤計較;只能住在如蝸牛殼般大小的房子裡,在淪為房奴後可住進貧民窟;用的是簡陋的傢俱,穿的是打折服裝,擠的是公交車食的是垃圾;與牲口無異。
大陸的弱勢群體更不用說,與公民兩字無緣,生活無著,家徒四壁,三代同屋,隨時被辱,就連生與死的權力都掌握在特權階層----「公僕」的手中。他們只有在夢境中去尋找自己人格的尊嚴,只有在夢境中去尋找美好的生活,只有在夢境中去尋找屬於人的快樂,他們擁有的只有做夢的權利,就連牛、馬擁有休息的權力都沒有,必需為生存而不停的勞作,所以稱為「蟻族」、「草根」。
全劇貫穿了這樣的哲理:中國的現實是,中國大陸人的人生歷來是不平等的,歷來就沒有生存的自由。只有獲得了足夠的地位,才有了言論自由。獲得了足夠的金錢,才有了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在一個沒有人權及宗教信仰的國度裡,更應該看重活的過程。因為最終的結果都是一樣的,所以人只可以選擇活命或是死亡,為了活命就得付出體力,也可以犧牲肉體來換取生活的必需品。
江州市委副書記說的一席話相當精闢:「當官,當官,官這一個字,是頭上一頂帽子,身後兩張口。你的這頂帽子,是人民給你的,你的清名,也是人民給你的,你所做的事情,要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要為大多數人民服務,你才對得起這頂官帽啊。」
官「是頭上一頂帽子,身後兩張口」的實質是說:官就是頭上一頂帽子和兩張口,大口說大話,小口說小話,想怎麼說就怎麼說,還可以說胡話;權力「是人民給你的」完全表明中共習慣夢遊說胡話是歷史傳統。
中共「六十年的輝煌」,這個「輝煌」背後是什麼呢?正如宋思明對郭海藻說的那樣:「原本這光鮮亮麗的背後,就是衣衫襤褸。國際化大都市就像是一個舞臺,所有的焦點都匯聚在聚光燈聚集的地方,觀眾能看到的只是華美壯麗的一面,可這光線照不到的地方,即便有灰塵,甚至死耗子,誰又會注意呢?......。」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六十年的輝煌」背後就是黃賭毒的橫行,就是「蟻族」、「草根」為生活的拚死掙扎,就是下崗、買斷工齡民眾的呻吟,就是對大自然的破壞,就是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道德的大毀滅,就是政權腐敗的空前盛行,就是黨衛軍、黑心警察的紅色恐怖,......。
事實上中國大陸人是世界上一群毫無人權的人,連做人起碼的選舉權都沒有,何來能給人什麼權力?從「要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要為大多數人民服務」,真是不打自招,中共從建政以來就不是建立的全民政府,只是代表部分人的政府,所以,只要它判斷是少部分人利益時,這「少部分人」就可以被「犧牲」,生命被無情地「和諧」。
共產,共產,就是要共全大陸人的產,國家都被共了,共人民的土地、房子及一切生產、生活工具只是小事一件,就是人本身也理所當然地在被共之列,正是如此共妻也就不必驚詫了。這就可以解釋它運用暴力奪了權後六十年中還不斷使用暴力,是它出生時的基因所決定的,是無法更改的。
正因為如此,它認為是人民,不論對方同不同意就可以強姦式的代表了;它認為不是人民,不論對方有理無理就可以抓進監獄拘留、勞教、勞改,以至於把生命也「和諧」掉。它能這樣干的依據,就是「幾千萬革命先烈的血」染紅了旗子和大地,在血旗飄揚的血地上,中共是可以為所欲為的。
面對「犧牲」的反抗,立即就由人民變成敵人,馬上對其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這是馬克思理論最邪惡的基因,也是共產運動注定失敗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