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十年（八一五）三月，柳宗元遠放至「去國六千里」的柳州擔任刺史。揮別永州十年投閑置散的歲月，在瘴雨蠻煙之地躍升為方面大員，韓愈在〈柳子厚墓誌銘〉說柳宗元堅定表達一展抱負的決心：「是豈不足為政耶？」因此剛上任就大修孔子廟，振興教育文化；重建大雲寺，以佛教佐理王化，並分別寫下〈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與〈柳州復大雲寺記〉。
大雲寺是逐神祠巫教於隱遠而取其地，所以耗時兩年餘才竣工；新修孔廟是廟屋毀壞，就地補葺，所以兩個多月便完舊益新，但碑文最末云：「麗牲有碑，刻在廟門。」卻頗費人疑猜。
「麗牲」即是拴系祭祀用的牲畜，難道柳宗元特別立一塊碑來綁牲畜，而他的文章又另刻在孔廟門上嗎？這與篇題「新修廟碑」，明白指出碑有銘文，似乎相牴觸？
按照古代碑制，宮廟之碑，是用以測日影，祭時用來系牲口；塚壙之碑，則是葬時用以下棺。
下棺之碑，原本用木柱，在木柱當中安放轆轤，以方便引棺，後來子孫就在木柱上銘記功德。秦漢之際，開始有刻石記事，求其不朽。
宮廟之碑，據《儀禮．聘禮》鄭玄註：「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以取毛血。」《禮記．祭義》說碑在廟內：「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門，麗於碑。」
至於唐代碑銘實已脫離測日影、系牲畜的功能，專用來稱頌功德，銘記盛事勛績，具有旌表宣化意義，如封演《封氏聞見記》卷十記載顏真卿任平原太守，立三碑，皆自撰親書，一立於郡門內；一立於郭門西；一鐫刻東方朔廟碑。
但是「麗牲」的傳統用途，在唐人碑記仍頻頻出現，以中唐文人的作品為例，權德輿〈薛公先廟碑銘〉云：「麗牲有碑，乃琢乃鏤」；韓愈〈袁氏先廟碑〉云：「唯敬系羊豕幸有石」、「刻詩牲系」；白居易〈李公家廟碑銘並序〉云：「書於麗牲之碑」；劉禹錫〈彭陽侯令狐氏先廟碑〉、〈許州文宣王新廟碑〉云：「麗牲之石，宜有刊紀」、「遂銘於麗牲之碑。」
所以柳宗元的文章也應如此，上下文意就是刊刻碑石，立於廟側。觀其〈湘源二妃廟碑〉云：「立石於廟門之宇下」；〈南嶽彌陀和尚碑〉云：「刻石於寺大門之右。」意思都一致的，由於〈新修廟碑〉文句稍有變化，倒令人起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