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世界爆發的茉莉花革命出乎人們的預料，其實，這場具有滾動效應的革命讓最地道的政治觀察家也感到意外。那麼，革命會不會總是意外的？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也許在目前有它的現實意義。這是因為茉莉花革命的衝擊波也波及到了中國。一些中國人像埃及革命的引爆者那樣，試圖通過網際網路號召舉行茉莉花革命式的集會。他們的通知發出後，在北京上海等多座中國城市出現了響應者。儘管這些集會遠遠不夠革命的規模，儘管當局出動打壓的警察甚至被集會者還要多。但是當局的風聲鶴唳還是激起人們深深的疑問，中國存在發生茉莉花革命的可能性嗎？即使許多觀察家都認為，至少目前不會。那麼，在中國，意外發生革命的可能性到底存在不存在？中國同那些發生革命的阿拉伯國家存在不存在可比性？香港開放雜誌執行編輯，時事評論家蔡詠梅女士就此進行了分析。
法廣：許多人都沒有想到在阿拉伯世界會爆發革命。突尼西亞一個小商販遭城管欺壓致死，引發茉莉花革命，推翻本拉里總統。然後革命之火燒向埃及，推翻穆巴拉克。現在，利比亞卡扎菲政權搖搖欲墜。為什麼大家都沒有估計到阿拉伯世界會爆發一連串革命，那麼，革命是不是一場意外的事件？很難預料的？就是說，革命難免意外的性質。
蔡詠梅： 革命作為一個事件來看是很意外的、突發的。但是，革命發生在某一類的國家還是可以預見的。你可以看到，這次發生革命的阿拉伯國家，都是在一些威權專制的國家才發生。在民主自由的國家，我們把這一類國家也稱做彈性的社會。它這個社會也會有危機，也會有矛盾，但是，這個社會會自我調解，因為它是通過一種民主的制度，通過自由的信息，自身就會把這些問題解決掉。你可以看到，這些社會的所有的問題，都可以擺開來講，這是一個透明的社會。而那種極權專制的社會則是高壓的，當然，在這些阿拉伯國家對信息控制待情況，也是程度不等。有些封鎖得非常嚴，有些就有一些空間。但總的來講，它都是一些信息封鎖，老百姓的政治參與很少，甚至沒有的社會。然後，都是當政者高度壟斷權力，而人民缺乏自由，尤其是表達的自由，比如言論自由、集會示威的自由等等。所以在這種社會裡面，它的社會危機矛盾究竟到了什麼程度，實際上你並不能去準確地把握它。這種社會我覺得就是一種剛性的社會，它表面上很穩定，很穩固，但內部有很多的危機在集聚，一直集聚到了危機爆發的臨界點。這個臨界點誰也預料不到，因為這種社會就是剛才所講的高壓社會，信息控制、言論壓制，所以你沒有數據，也沒有準確的資料去預測它。由於這是一種剛性社會，它實施高壓，不能自我解決它的社會危機和矛盾。積壓到某一個程度就會爆發。就拿飛機突然發生空難作比方，為什麼發生空難呢？可能因為金屬疲勞，飛機出現了一個裂縫。這個飛機就解體了。但是，彈性社會它不會出這種事。在一個剛性社會，這種革命什麼時候發生，怎麼發生，沒有人可以預料。但是，這種社會遲早要發生革命，這個是大家都可以預料的。
法廣：那就是說革命的突發性、意外性和這個社會的封閉的程度是有關係的？
蔡詠梅：對，還有高壓，權力的壟斷以及人民的自由受到限制等因素 。
法廣：目前阿拉伯世界爆發的這場茉莉花革命在中國不少城市引發了集會活動。這種活動目前規模還很小，有點散步性質。加上當局封鎖信息，警察密佈等因素，西方不少觀察家分析，中國不可能在目前爆發茉莉花革命。那麼，在您看來，中國有沒有爆發這種革命的可能性？就是說這種「意外」存在不存在？
蔡詠梅：我覺得，你要從社會性質來看的話，中國的社會性質同這些發生革命的阿拉伯國家的性質是差不多的。這些國家是威權專制的國家，中國是一個極權國家，它的許多問題的嚴重程度甚至比這些國家更嚴重。所以，中國如果這樣下去的話，爆發革命也是遲早的事。只不過我們不知道它那一天會發生。現在，西方國家判斷目前中國不會發生革命，這個可能是這樣的。但只不過是一個時間的遲早的問題。你看，蘇聯的解體，東歐變色，都是有這樣的因素存在。所以，我們是根據經驗主義來講，中國這種狀況遲早會有，只不過我們不知道會是那一天？那個臨界點在什麼地方？
法廣：如果拿中國和阿拉伯世界來做比較的話，它究竟有那些類似之處？
蔡詠梅：第一個就是中國它是一個權力完全壟斷的、沒有任何政治參與的社會。在發生革命的這些阿拉伯國家中，情況也不完全相同。利比亞跟中國是最接近的。埃及可以說是一個傳統威權式的政體，但它的民間社會比中國還要鬆動一點。比如說穆斯林兄弟會，它是一個反對黨，但還可以去參選。這種情況在中國是完全不可以想像的。因為中國是從極權社會發展而來的一個現在被稱之為後極權的社會。威權社會跟極權社會不一樣，威權社會是壟斷政治權力，極權社會是壟斷整個社會，政治、文化、社會全權壟斷。只不過中國進行了經濟改革開放，經濟上部分出現了民有經濟、私人經濟，文化上，傳統的民間社會有所恢復。但是，我們要看到這一點，中國目前的政權的性質沒有根本的改變。只不過它的極權的那種威力、那種力量在解構中，在消解中。所以，同阿拉伯國家相比，它對社會控制的更嚴。老百姓完全沒有人權，沒有民主。聯合國公約上講的言論自由等人權在中國大陸是不存在的，集會自由根本沒有，人民的結社自由也完全沒有。就是那些有挂靠的NGO組織要搞些活動也很困難。這些方面它比阿拉伯國家的問題更嚴重。但是，另一方面，它的經濟要比這些阿拉伯國家發展得好。這是因為中國大陸自從加入WTO以後，把惡劣的人權作為一種優勢，以低人權優勢作為應對之策。因為人權很低，它反而獲得了「優勢」，它的勞工很廉價，可以任意剝奪等等。所以它現在的經濟實力非常強大。
法廣：說到經濟，中國現在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了，從經濟層面看，它是越來越強大，越來越富足了。那麼，如果說，在這樣一個經濟已經強大起來的國家，也存在著爆發革命的可能性，那這個國家存在的最主要的問題是什麼？既然有這種革命的可能性，那就是說它在某些方面很脆弱？
蔡詠梅：我覺得，很多人只看到它經濟強大的一面，但是，它在經濟強大的同時，內部也產生了很大的危機。就拿阿拉伯世界率先爆發革命的突尼西亞比，中國模式跟突尼西亞模式很相同，但這次茉莉花革命就是從突尼西亞開始的。中國的經濟強大以後，產生了巨大的社會財富。那麼，就有如何分配這些社會財富的問題。中國的做法恰恰相反。它經濟強大的過程不是消解了革命的因素，而是強化了革命的因素。
為什麼呢？第一，中國社會財富分配越來越不公正，不公平。中國的窮富懸殊是越來越嚴重。這有大量的數據佐證。第二個就是產生了嚴重的腐敗。這種腐敗就是造成了官民之間的嚴重的對立。社會的矛盾不是緩和 ，而是更加的尖銳化。所以你不能說，經濟發展了，有了錢，大家就心平氣和了。不是這樣的。如果你缺乏公正的話，反而你經濟越發展，錢越多，反而內部的矛盾和衝突就會越大。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比如一夥強盜搶了錢，發了一筆大財。如果出現分配問題，這些強盜也會火拚。人是這樣的，他的生活可能比以前好，但他會比較。他不是跟以前比較，他是跟其他人比較。現在中國的這個問題非常非常嚴重，比如鐵道部長劉志軍，他一貪污就是幾十億。那麼，這幾十億的財產貪污到他手裡，就意味著另外一大批人的財產的損失。它就是從一個的腰包裡掏出來，放到另外一個人的口袋裡去了。這樣絕對會激發社會的矛盾，而不是說緩和社會矛盾。所以，現在你所看到的目前的中國的現實就是：官民之間的對立非常嚴重和空前尖銳。我們經常觀察網際網路的言論和輿論就發現：最近發生的浙江樂清村長錢雲會被車碾死的事件，事情居然發展到這種程度：就是有些獨立的人士，他們也是關注社會公正的，只不過他們對這件事件的評論稍微有點被人認為是幫了政府，而他們自己其實並不是幫政府說話，這都受到了輿論的譴責。但我們從這些事件會看得出，整個社會的、民間的那種憤怒和不滿的情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