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公有製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一部分，並沒有從官方敘事中被剔除，但經過30多年的經濟社會發展，私有財產的觀念確實已經深入人心，那句彰顯財產權重要性的英國諺語：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成為很多人耳熟能詳的句式。
「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這句諺語，據悉最早源自英國首相威廉，皮特，他說「即使是最窮的人，在他的小屋裡也敢於對抗國王的權威。屋子可能很破舊，屋頂可能搖搖欲墜；風可以吹進這所房子，雨可以打進這所房子，但是國王不能踏進這所房子，他的千軍萬馬也不敢跨過這間破房子的門檻。」 這種對私人財產神聖性的強調，是和英國文化中對王權的警惕和限制的歷史一脈相承的。1215年大憲章的頒布，背景就是貴族和國王為了徵稅權而引發戰爭，通過大憲章約束國王徵稅的權力。
個體和國家之間最重要的財產關係是稅收。除了無政府主義者，大多數人大概都認可國家的徵稅權，而徵稅權是對公民財產權的一種強制剝奪，公民個體如何規範或者防範國家的這種權力，需要一套憲政規則來保障，在沒有憲政規則約束下，稅收就不具有正當性，也因此徵稅機關有意對稅收進行道德主義的塗飾，比如隨地可見的標語--納稅光榮，偷稅，漏稅可恥等等。而站在捍衛私有財產的立場，抗稅反而是正當的，是公民的道德義務。
除了稅收和憲政這個大命題之外，國家還有眾多的工具，侵蝕著公民的私有財產，風依舊是風，雨依舊是雨，但是國王---或者國王所喻示的公關權力卻會以各種面貌出現，在不知不覺中侵蝕國民的大量財富，讓人驚訝的是，很多人對此渾然不覺。
這當然和現代經濟環境下，財產型態的演變有很大關係。可以說，財產已經變得非常複雜，捍衛財產需要對現代社會運行機理有深刻的領悟。
設想一下，如果你從一個農民手裡搶走一頭老黃牛，那麼為了這頭老黃牛，他會追趕十里地；而你從一個上班族手中搶走他的錢包，他一定會反抗；如果你要奪走一戶人的房子，那麼他們會和你拚命。這說明人們對特定方式的財產侵犯十分敏感，偷竊，搶劫這種行為可以說是人人痛恨，人人都會參與抵抗，因此小偷，盜賊等能搶奪的財產，其實際價值反而是有限的。
實物，現金，不動產等都是非常傳統的財產存在型態，也是人們最深容易直接感知的對象，而有價證券，知識產權，天賦能力，權利等等都衍生開來的財產和財富，因為越來越抽象，人們對它們的感受則會逐漸淡漠，對這些財產的侵犯則變得越來越不為大眾所警覺。
以現金為例，失竊或者被搶奪往往不是最大的風險，真正的風險來自貨幣當局的掠奪之手。一個沒有獨立性，缺乏責任約束的貨幣當局，也就是所謂的中央銀行，可以不動聲色的稀釋你手頭擁有的現金的價值。最近這些年，幾乎連最遲鈍的國人，也都感受到了現金快速貶值的趨勢。你的錢包也許比以前更鼓囊了，但是那購買力很可能是下降了，一碗麵的價格已經翻了幾番，在馬路上撿到100分錢，也不好意思去交給警察叔叔了。想像一下80年代的萬元戶，那時候可以買一套房子的財富，現在連一個平米都買不到。這些錢所代表的財富不知不覺的就流失了。
財富的流失，當然還是有跡可尋的。從2001年以來，每年GDP的增長總是建立在更高M2供應量的基礎上，根據官方的正式數據，截止到2012年，中國的M2總量已經接近100萬億，幾乎是全球總量的一半。這其中的內涵雖然複雜，但是有一點是明確的，這個過程中，沒有使用刀槍棍棒，央行以一種文明的方式，重置了社會的財富結構，溫柔的奪取了人們大量的財富。那些為了捍衛自身財富不惜戰鬥的人們，甚至都沒有發現戰場在哪裡，遊戲就已經變換了。
央行為什麼能成功的重置社會財富結構？隨著國家的演進，公共權力壟斷了貨幣發行，金本位退出歷史，貨幣變成一種信用安排，央行的角色越來越獨特和重要。如果央行本身沒有獨立性，就會被特定的利益結構/政治結構所俘獲，成為服務特定群體的工具。在這種畸形的政治結構下，中央銀行偏離了維護幣值穩定的正當目標，而服務於政府的各種短期目標，比如更高的GDP增長，特定行業的復興計畫，特定地區的開發等等，政府之手需要央行的貨幣政策做潤滑，才能如魚得水。這是一個大量的財富的重新分配的過程。如果在自由匯率制度下，國民還可以通過兌換成其他國家的貨幣，來間接約束央行濫發紙幣的行為。而對人民幣來說，匯率管制剝奪了公眾的這個交易手段，而通過匯率管控，官方甚至能造成人民幣對外不斷升值，對內不斷貶值的奇葩現象。
因此，在現代社會，私人財產和整個社會的運行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一個農民擁有的老黃牛的價值，就和遙遠的中央政府的農業政策緊密相關，因此財產權的捍衛就變成了一個十分複雜的知識和觀念上的挑戰。經過必要的分析發現，捍衛財產從來就是一個指向特定對象的行為結構，在現代社會，尤其需要警惕的就是公共權力的掠奪之手。簡單的說，這些都是牽涉公共領域的政治遊戲。一個人以為可以遠離政治，以為有個城堡可以躲避風雨，但是事實上只要你認真的對待財產，那麼你就必然處在政治場域中，「國王」一直在場。對國人來說，不幸擁有的是一個生了重病的「國王」，它不受公眾意願的約束，它有自己的行動議程，不斷吞噬各種社會資源，來維繫經濟發展的幻像，鞏固少數人對政治的壟斷。作為一個自然的結果是，人們的財產總是處在高風險中，安全感變成了奢侈品，窮人買不起，富人買不到。
歸根結底，一個人最重要的和最有價值的財產是他自己，在一個親和的自由的環境中，他可以利用他的勤勉，天份和智慧獲取他的財產，雖然這個過程他要承擔市場的風險，但是在一個自由社會，一個人創造財富的動力，如果得到市場的正向回報，那麼他能創造出來的財富是驚人的，就像比爾蓋茨和喬布斯的故事一樣，他們最重要的財產，都來自他們的企業家才能，來自市場，來自一個保護交易的法律環境。相反，在一個壓制型的體制下，個體創造財富的機會被剝奪，個體的市場價值無法充分發揮，更加糟糕的是，人們因為被剝奪了必需的政治權利，也因此更不容易去爭取自身的價值。比如，當自由結社的權利被抑制，那麼勞動者失去了集體談判的資格，而公民個體在掠奪性的體製面前無能為力。雖然像自由這樣的價值本身已經足夠激動人心，但是很多人會把這種價值當成一種抽象理念的需要，而忘記了正是依賴這種價值，財產權才能實現。一個奴隸，怎麼能獲得更多的財產呢？
因此，熱愛財產必然熱愛自由，捍衛財產就是捍衛自由，反之亦然。既然不可能把「國王「擋在門檻之外，那就正視「國王」一直在場的事實，需要謀劃的是如何把「國王」關進籠子---以財產和自由的名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