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9月，宋慶齡抵達莫斯科，受到蘇聯政府代表及各界群眾的熱烈歡迎（網路圖片）
以記者名義在民國從事非法活動的愛潑斯坦則在一九九二年出版的宋慶齡傳中證實：「宋慶齡幾乎從回到上海的第一天起就設法營救兩位持有瑞士護照的外國人——保羅和格特魯德•牛蘭（魯格）」。愛潑斯坦還介紹說，「牛蘭是‘泛太平洋產業同盟’（職工會）秘書處的代表（這個同盟是‘紅色工會國際’的分支機構）。更為機密的是，他又是共產國際的代表，專門協助中國的地下革命者。同鄧演達一樣，他們也是先由公共租界的特別巡捕逮捕，然後轉送給蔣介石政府的。營救他們的運動是由專以保護和支持全世界地下革命者為職志的‘國際紅色救援會’發起的。當她還在柏林或返國途經莫斯科時，就已有人告訴她關於牛蘭夫婦的危難並請她援助。」
在宋慶齡年譜中，從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一年夏基本是空白，念及廖承志表示宋慶齡在地下工作中訓練有素，因此，宋慶齡可能在這段時間裏接受過秘密培訓。畢竟宋慶齡是共產國際的間諜已經被蘇聯解體後公布的秘密檔案證實。共產國際由宋慶齡出面從瑞士請來紅色律師為牛蘭夫婦辯護，共產國際的另一名中國成員陳翰笙在宋慶齡與瑞士律師之間傳遞信函。宋慶齡在史沫特萊等的協助下，一邊為像她們一樣從事違法活動而被捕的共產國際鼴鼠奔走，一邊製造輿論，混淆視聽。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宋慶齡再次以孫中山遺孀的名義發表《國民黨已不再是一個政治力量》的聲明，誣蔑國民黨。這份聲明與她在一九二七年《赴莫斯科前的聲明》和上面提到的她在共產國際的授意下對國民黨的譴責就足以證明宋慶齡完全淪為共產國際的傳聲筒。而這些聲明也都由史沫特萊等紅色記者向各界傳播。
宋慶齡深知中共的一切活動都由共產國際資助，但她卻公開誣蔑，「國民黨向外國乞求援助：金錢、武器和子彈，來和中國的人民作戰」。「這不是生路，這是中國民族的死路」。國民政府像英、美、日、德等國政府一樣反共，是在抵制共產國際赤化本國，不讓本國人民淪為馬列子孫，但宋慶齡卻像魯迅一樣混淆是非，兜售來自蘇聯的紅色宣傳，抵制國民政府的正當行為。
對此楊天石在相關著述中有詳實介紹，他還引用了蔣中正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六日的日記說明宋慶齡的行徑：「蘇俄共產黨東方部長，其罪狀已甚彰明。孫夫人欲強余釋放而以經國遣歸相誘。余寧使經國投荒，或任蘇俄殘殺，而決不願以害國之罪犯以換親兒。絕種亡國，天也，余何敢妄希倖免！但求法不由我毀，國不為我所賣，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無忝此生則幾矣。區區嗣胤，不足攖吾懷也。」
於是，共產國際為了與國民政府的司法部門唱對臺戲專門於一九三二年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一九三三年初，上海的盟員發展到三十一人，其中自然有魯迅。宋慶齡為主席、楊杏佛為總幹事、史沫特萊為英文秘書。史沫特萊便以此名義聯絡國內外的紅色勢力包括反對暴力革命的蕭伯納等國際名人製造輿論，混淆視聽，欺騙民眾。被捕的中共「左聯」黨團書記丁玲等都因此被釋放並潛入蘇區。
牛蘭夫婦被捕後，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拒不認罪，一九三二年被判無期徒刑。
一九三三年四月五日，宋慶齡、楊杏佛和瀋鈞儒特意到南京獄中探望牛蘭夫婦。
一九三七年六月四日，近衛文麿出任日本宰相，尾崎秀實成為他的顧問兼私人秘書，而一個月後就相繼發生「七•七事變」與「八•一三事變」。中日關係像共產國際希望的那樣惡化後，宋慶齡們藉機促使相關部門以「驅逐出境」為名，釋放牛蘭夫婦，讓這對共產國際間諜回到蘇聯，繼續助共為虐。
放牛歸蘇不過是史沫特萊、宋慶齡等共產國際間諜濫用中華民國的自由盜取的紅色成果之一！（未完待續）
（責任編輯：正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