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娜（前排右三）（網路圖片）
王安娜既為毛戰鬥過，也吹捧過魯迅。她在回憶錄中有一章為魯迅唱讚歌，聲稱：「魯迅則用當時被認為是不文雅的大眾化的語言寫文章，他把長期以來束縛中國文學的封建枷鎖砍斷了」。王安娜不懂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但她會用共產術語。中國文化講究文以載道，魯迅反其道而行之，對古典文學宣揚的因果報應、六道輪迴等道理竭力諷刺、大加撻伐，與反傳統反道德的共產黨完全一致，自然會得到共產黨的吹捧。
王安娜在魯迅病入膏肓時到過他家一次，在回憶錄中她寫到：「我告訴魯迅，我在一位中國女朋友的幫助下，正開始把《祝福》和他的其它小說譯為德文」。這再一次證實，共產國際那時在中國的任務之一是翻譯魯迅，推廣魯迅。
最好笑的是王安娜在回憶錄中透露，她在一九三八年，「收留了一個中國朋友住在家中……她叫胡關露，是中學的國文教師。關露是北方人，說的是中國最漂亮的、我認為是最理想的北京話。炳南得知她住在我們家裡，非常高興地說難得難得。」
一九四五年，王安娜、王炳南夫婦和兒子王黎明（網路圖片）
不知王安娜是真傻，還是裝傻，總之，她的回憶錄表示她對自己面對的人事都知之甚少，比如，她似乎只知道謝葆真「和楊結婚時是一個才十五歲的女學生」，而不知謝葆真和關露一樣都是地下黨員。關露在潘漢年策劃和安排下，打入汪精衛組建的親日反共政府，為共黨蒐集了大量情報。王炳南與關露有戀情，一九四五年，王炳南與王安娜離婚後，王炳南曾有意與關露結婚，可是周恩來夫婦認為「兩人結合會對黨不利而表示反對」。因為關露是名聲在外的「漢奸文人」，中共懼怕世人獲知關露是中共黨員。為此關露深受打擊，後來終身沒嫁。在紅色中國，關露又因漢奸罪名兩度入獄，達十年之久，出獄時仍然背著「定為漢奸，不戴帽子」的黑鍋。一九八二年，關露隨著潘漢年平反後，服安眠藥自殺。對此曹漢撰寫的《被黨蹂躪一生的女作家關露—記中共黨員關露的生與死》有詳盡地披露。
不過獲准嫁給王炳南的張浴雲更不幸，她在六十年代就因王炳南被打成特嫌受到牽連而上吊自殺。
德國海德堡大學漢學系學者坎鵬（Thomas Kampen），曾發表《兩個德國人在西安：王安娜和赫爾伯特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從中可以獲知，這兩個德國人都與史沫特萊有聯繫，都是為共產黨效勞的德國人。與王安娜同齡的赫爾伯特學過牙醫，於一九三三年到上海，進入共產國際在中國的間諜網。在史沫特萊的建議下，他於一九三六年夏天到西安開診所，以此為掩護從事各種「革命活動」。丁玲也曾以廚娘名義隱藏在這個紅色診所。 然而，不過半年赫爾伯特就把命喪在他自己促成的「西安事變」的亂槍中。
從王安娜的自傳中可以獲知，最先在「西安事變」中替共產黨搞英語廣播的是史沫特萊，後來接替她的是受斯諾影響的紐西蘭人詹姆斯•貝特蘭。當英國領事館給貝特蘭打來電報，要求他停止協助「反叛分子」後，王安娜便接替了混淆黑白的紅色宣傳。紅色電臺「設在古老的宮殿後面風景如畫的地方，是西安和外界聯絡的唯一設備。電臺警衛森嚴，進入時要向衛兵出示軍方發給的通行證，然後，由兩名衛兵陪同前往播音處。播音處的機器房裡，也可以看到持槍的東北軍衛兵。槍口的刺刀在半暗半明的光線反射下微微閃亮，衛兵們像鐵人一樣紋絲不動地坐著。 」
「西安事變」是共產黨鹹魚翻身，顛覆中華民國的關鍵一步。張學良、楊虎城都是歷史罪人。對此連聞一多當時也表示：「真是胡鬧，國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裝劫持！一個帶兵的軍人，也可以稱兵叛亂！這還成何國家？國家絕不容許你們破壞！領袖絕不容許你們妄加傷害！」由此可見「西安事變」在當時多麼不得人心。 而蔣中正卻深得人心，對此司徒雷登在一九五四年為他的回憶錄撰寫的前言中寫到，「從一九二七年到現在，在反對將蘇聯共產主義作為中國的政治哲學或計畫中，他一直沒有動搖過。在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七年的十年裡，儘管有日本人的侵略和共產黨的戰爭，但是國家統一的進展、經濟和其它方面的成就都是有目共睹的。一九三六年聖誕節那天，他從在西安莫名其妙的被幽禁下釋放，我對委員長和他那能幹的夫人有了忠誠的敬意，並且和中國的人民一道，感到歡欣鼓舞」。
促成張學良和楊虎城綁架蔣中正不是王安娜參與的唯一紅色活動。
王安娜協助斯諾等進入延安後，一九三七年春，還自己陪她稱之為「美國有名的攝影師、美聯社的合作者厄爾•列夫」從西安到延安，途中列夫對王安娜表示，「埃德加•斯諾給他寫的書取名叫《紅星照耀中國》」，「我的書就叫《蘇維埃月下的愛情》」。由此可見紅色記者多麼沒有職業道德。他們可以還沒抵達延安，就罔顧事實，為了美化匪區而憑空幻想。斯諾的榜樣有多壞，從中可見一斑。如果列夫到了延安能夠自由採訪，那麼任何一位紅軍女戰士都可能向他透露，她們在蘇維埃與「月下」，與「愛情」無緣。賀子珍飽嘗懷孕生產之苦後被拋棄；康克清則還不到十八歲就被可以當她父親的「朱軍長」看上，於是由婦女組的組長曾志出面告訴她：「組織上希望你能跟他結合」；蕭月華則在二十三歲時被「黨組織」分配給共產國際派給中共的軍事顧問李德，飽受「德國毛子」地摧殘……
而王安娜在她的回憶錄中也用下列描述，掩飾上述事實：「 李德住的窯洞，在延安算得上是居住條件最好的一處，窯洞門口懸著一幅擋風塵用的毛氈，做得很藝術的窗格子上糊了紙，頗有住家的雅緻。這個窯洞裡還有更為貴重的東西，那是一架輕便的留聲機。在簡直不曾承受過物質文明恩惠的中國西北部邊遠農村，誰也不知道這架留聲機是怎麼得來的。記得有一個晚上，李德招待我和艾格妮絲到他家喝茶時，他很得意地開留聲機給我們聽，那是一首民歌，一個柔和的女聲唱著：‘讓我聽聽愛的話語……’」；「1929年，當時43歲的朱德在江西娶了康克清時，她只有17歲，但兩人真誠相愛，被視為模範夫妻」；「毛澤東說，‘你的同胞李德的太太是中國人，他們的孩子也是黑頭髮、黑眼睛，膚色也和中國人一樣’」；「毛澤東的言談是農民與學者、普通常識與高度智慧的綜合，他的講話對我充滿著魅力」。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