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君子（網路圖片）
一九四五年，中共召開七大。毛澤東在政治報告中就提出：「開國以後掌握了政權，我們的鬥爭對象就是民主人士了。」
可惜瀋鈞儒們對此渾然不知，等到他們中的章伯鈞們明白這點時，已經晚了。
章伯鈞們剛開始像「七君子」之一的沙千里一樣被中共任命為非要害部門的部長。章伯鈞意識到：「民主人士擔任部長是形同虛設」。即使如此，十年不到，他們及其親屬都遭到殘酷迫害。
共黨篡奪中國的政權後，瀋鈞儒們主動解散了所謂的「救國會」。從史料來看，「救國會」叫「救共會」才名副其實。一來中共自己透露「七•七事變」後，王炳南在上海全力以赴投入「救國會」的工作；二來，「救國會」在王炳南們的操控下沒做過救國之事。在此僅舉一例。一九四一年，蘇聯正值中國人民抗日戰爭艱苦至極時，與日本簽署《蘇日中立條約》聲明：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此前蘇聯先與北洋政府簽署《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該協定第五條規定：「蘇聯政府承認外蒙為完全中華民國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抗日戰爭爆發後，又與民國政府締結《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其第二條規定：「倘締約國之一方受一個或數個第三國侵略時，彼締約國約定，在衝突全部時間內，對該第三國不得直接或間接予以任何援助，並不得為任何行動或簽訂任何協定，致該侵略國得用以施行不利於受侵略之締約國」。蘇聯背信棄義，不是中國的盟友，最遲在《蘇日中立條約》公布後，每個真正的愛國知識人都應該認識到這一點並加以抵制。
「救國會」的宗旨本來是抗日救國，但「救國會」卻以補充為由收回了交給中央社發表的由王造時執筆起草的《致斯大林元帥的信》，因為此信受到周恩來的批評。
中共剛上臺時，除王造時外，還在世的「七君子」全得到高官厚祿。對此瀋鈞儒的女兒說，「在那個時期，他曾經提過一個意見，說共產黨對民主人士太優待了。他當時住的房子很寬敞，很漂亮，還有一個警衛排」。不過八年，那些跟他一起為共黨奮鬥過的人「如他的秘書李庚、民盟的葉篤義，都被宣布為右派。他感到很不理解，思想上很矛盾，也很痛苦。因為他對毛主席崇拜得太厲害了，都到了迷信的程度。他覺得毛主席怎麼會搞出‘反右’的活動呢。他的這些思想，只是偶爾跟他的好朋友胡愈之有一些交流。但是對於黨當時的種種政策，他還是竭盡全力地去服從」。胡愈之在列寧死後，在《東方雜誌》上以「愈之」等筆名發表了五篇文章，吹捧梅毒患者列寧，謳歌他的紅色恐怖，是專門暗中赤化個人和組織的共特。
對此章詒和透露：「在民盟中央，別看瀋老（鈞儒）的地位最高，是旗幟性人物，可中共黨員的胡愈之才是民盟的主心骨。當然，還有統戰部在後面指揮胡愈之。」
史良（網路圖片）
胡愈之不需要出賣瀋鈞儒，但「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卻為了自保出賣了章伯鈞。史良在紅色中國名高位重，可像宋慶齡一樣只是共黨的擺設。章伯鈞在被史良出賣後斷言：「我相信，史良發言之前是一夜未眠，因為她在決定開口以前，先要吃掉良心」。即使出賣了良心，史良也沒能保住自己，同樣落到被迫彎腰挨批鬥的地步。連她昔日的情書都成了罪證。史良孤獨的死後，留下的漂亮首飾全是無人要的假貨。
章伯鈞在反右運動中被批鬥。（網路圖片）
瀋鈞儒年老糊塗，逃過共黨的迫害，但他的盟友與後代卻不得不承受惡報。對此章詒和寫到：「一九五八年初，民盟上上下下眾多右派，被逐一處理。萬不想左派們也跟腳一一做了長篇書面檢查。這其中既有從一開始就積極投入的吳晗、鄧初民，也有半路甩出殺手鐧的史良，還有交叉身份（中共黨員、民盟成員）的薩空了、周新民等人。可見在毛澤東眼裡，不僅章（伯鈞）羅（隆基）是右翼，整個民主黨派都是右翼。」（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