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5年05月18日訊】打土豪→分田地→收租收稅→收田地→經濟崩潰→打土豪…… 在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的發展就是上述過程的一場接一場輪迴。
從中央蘇區到延安根據地，從全國打土豪到大躍進，從大飢荒到文革，從上山下鄉到打倒「四人幫」，從改革開放到價格雙軌制，從出口導向到國企大倒閉，從WTO到房地產爆發，從4萬億到「新常態」，中國在短短几十年間，各種重大事件層出不窮，經濟風向不停變換。不過，不論什麼樣的風向或者事件，實質都是輪迴，只是形式不斷變化，規模越來越大。
在中央蘇區，打土豪分田地的基礎模式成型。最初，中共到農村地區流竄，對地主實施綁票，要求贖金，這種行為既遭到地主的反對，也不受農民的歡迎。隨後中共改變策略，從勒索部分財產，到以打土豪為名義全面瓜分地主財產。打土豪之後，中共把金銀和其他貴重物資拿走，把便宜的財物和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農民得到土地後，積極支持中共，包括參軍入伍和貢獻錢糧，中共軍隊從流寇變成軍閥。中共控制當地後，為了維持各種費用加大糧食稅收。而農民分了地主的田後，耕種效益比地主管理時期大幅下降，加上稅收增加，農民的收入反而變差。多次翻餅反覆打土豪分田地後，蘇區面臨飢荒。農民逃離蘇區，壯丁開小差。糧荒作為根本原因推動蘇區經濟崩潰，迫使中共長征逃亡。
到了延安，當地的經濟同樣崩潰。陷入全面飢荒後，中共軍隊和中央機關差點大量餓死。起初，國軍圍剿中共時，張學良和楊虎城偷偷給中共提供大量食品，才讓中共活了下來。西安事變後，在蘇聯的調停下，國民黨決定抗日，放中共一馬，中共改編為國軍。國民黨不僅不鎮壓中共軍隊，還給中共提供糧食和其他物資，中共獲得生存物資以及對當地的統治權。在有利形勢下，中共一方面利用軍隊開荒種植，同時嚴厲控制農民的種植行為。不論軍隊還是農民主要都種植罌粟。軍隊的種植在中共的完全操控下，罌粟種植、鴉片生產和銷售都通過中共系統完成。同時，中共嚴格監控農民的種植活動，農民收割罌粟果實後，必須全部繳納給中共，中共按照官價收購。這時候，農民不再具有主動性，不會像在蘇區那樣積極要求反覆分田地。而且，中共對農民嚴厲監控，農民也不能隨便逃走。
1948年後，隨著中共對全國各地的佔領，把打土豪分田地的模式在中國全面推開。初期的模式與蘇區一樣，對地主批鬥和懲罰，甚至殺光地主全家，中共拿走金銀和貴重物資，農民獲得土地。 廣大農民得到土地後，迸發出空前的積極性，推著小車上前線支持中共軍隊對國軍的戰爭，讓國軍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共打下來江山後，各地建立軍事諸侯體制，物資消耗量大增，對農民的糧食稅收快速增加。很多地方農民種糧交稅後，糧食剩餘難以解決自家溫飽。農民紛紛向生活水平較高、糧食有保障的城市流動，加速農村人口減少和城市人口增加。由於種糧的人口減少而吃糧的人口增加，中共遂實施嚴厲的戶口政策，通過戶口政策分割農村與城市，禁止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另外，由於土地都在農民手裡，農民開始使姦耍滑，瞞報土地產量，不再老實交公糧。中共雖然持續提高糧食稅收徵購比例，但是徵收的糧食無法供養越來越龐大的消耗。
隨著經濟變差，中共以建立人民公社的方式收回土地。為了獲得更多糧食，中共推行農民互助社，也就是農民所謂的自助組織，生產資料共享、提高農業產量的小集體。在小集體的基礎上，中共再快速推廣人民公社，跑步實現共產主義。既然到了共產主義，農民就不再需要私人土地和私人存糧，國家不僅把土地收走，甚至把私人廚房用具都收走。大家幹完活之後，直接到公社設置的食堂吃飯。而且，為了防止私人存糧，公社派人挨家挨戶搜查，經常掘地三尺找私藏的剩餘糧食。很快，糧食生產放衛星，畝產上千斤、幾千斤，上萬斤，最後號稱十萬斤以上。
在農業大躍進的情況下，糧食生產如此之多，根本沒必要收割地裡的莊稼，1958-1959年，大量成熟的莊稼都爛在地裡。而且國家說，既然糧食生產增加如此之快，那就多交公糧。在此之前，農民從來沒想到，吹牛竟然也要上稅，所以配合當地官員說話，共同創造畝產萬斤的神話。到了交公糧時，農民無話可說，絕大部分糧食都得上交。通過這種方式，中共從農民手中掠奪大量糧食，保障城市供應。
而收回土地後，經濟再次不可避免的走向崩潰。河南和四川這兩個省是產糧大省，也是農業大躍進最火熱的地區，中共也重點關注這兩個地區，盡量多這裡徵糧（其他產糧較少或口糧很差的省份，當地官員沒有大量虛報糧食產量，公糧相對少一些）。大量交公糧後，農民吃不飽或者壓根沒飯吃，成片餓死。交公糧越多的地區，國家糧倉越是滿庫，當地人餓死也越多。有人可能要問，為什麼糧食滿庫卻不開倉放糧，其實很簡單，只有讓農民大量餓死，才能有效保證城市供應，尤其是中共利益集團需要山珍海味、釀酒、支持第三世界的朋友，需要保留更多糧食。
1959年，農村開始大規模餓死人，中共地方採取類似延安的嚴厲措施，控制農民出門逃荒討飯，有的地區將機關鎗架在主要路口，掃射試圖出門討飯的農民，讓他們就在本地餓死。農民餓殍遍野，連走路的力氣都沒有，更沒有力氣種糧，城市很快開始缺糧。
1960年，飢荒全面蔓延到各地，包括各個城市，經濟全面崩潰。在陷入飢荒後，安徽一些地區曾經實施過短暫的責任田制度，又重新把土地借給農民，讓農民自己耕種，這些地區的農業生產快速恢復。不過，大多數地區土地歸公社，農民沒有種糧積極性，農業生產效率低下，糧食產量大幅減少，中國民眾陷入持續的飢餓狀態。
農業經濟瀕臨崩潰，開始新一輪的打土豪運動。農業產出急劇減少後，農村產出無法滿足城市的糧食需求，城市變得非常不穩定，對中共統治形成巨大的威脅。此時，中共內部出現分裂。當初，大躍進是毛髮動的，彭德懷曾發表萬言書反對大躍進，差點讓毛下臺；而以劉少奇為代表的官僚集團則支持毛，打倒彭德懷，把大躍進推向更瘋狂的境地。現在，經濟變差，中共統治不穩，需要人來揹黑鍋。由於大躍進的主要發動者是毛，多次明爭暗鬥後，毛在中共官僚系統內被空前孤立。毛走投無路，從發動學生打老師開始，展開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控制軍隊情報系統的周恩來投靠毛澤東，毛周合力砸爛公檢法，導致整個中共官僚系統完全癱瘓，讓大量官僚靠邊站，毛不但保住自己的位置，同時消滅相當一部分與其背離的中共官僚，也就是消滅中共內部的土豪。這些土豪減少後，城市消費受到一定壓制。
隨後，分田地以新的形式出現，以保障基本的糧食生產。農村糧食供應無法滿足城市需求，中共也不敢再搞大躍進。由於當時農業經濟佔據主導地位，尤其糧食問題無法解決，所以還得通過分田地，讓更多人種糧。不過，這次中共採取的是另類分田地措施，壓縮城市人口，同時增加農村人口，減少城市消耗。1962年，中共連誘騙加強壓，要求部分城市人到農村，壓縮城市戶口，被稱為「62壓」，暫時減緩危機。
毛在1950年代仿效蘇聯，號召全國人民多生孩子，最好做5個孩子以上的「英雄母親」。進入1960年代，雖然大躍進餓死數千萬人，但是多生孩子導致的人口增長迅速填平了這段時間的人口減少。隨著孩子逐漸成長為青少年，糧食需求急劇增加。這幫人從小在「毛主席是紅太陽、是人民的大救星」的宣傳下成長，成為響應毛號召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主力。當毛消滅內部的土豪之後，這些青少年既不上學，也沒有工作，還消耗大量糧食，變成城市中多餘的人。為了穩定中共統治，毛推行上山下鄉，給這些年輕人冠上「知識青年」的帽子，送到農村去土裡刨食。不論「62壓」還是上山下鄉，都是把城市中的無土地者，送到農村當有土地者，自己給自己耕作產糧，還能給中共交公糧。
社會承受能力達到飽和後，人們逐漸失去土地，經濟再次崩潰。隨著人口持續增加，尤其是城市人口增加，即使大多數城市青少年被送到農村種地，城市的糧食還是越來越緊張。而且，農村人口也在迅猛增加，加上城市到農村種地的人群，農村的土地也日益緊張，人均土地持續減少。從文革開始到1976年的10年間，對於每個人來說，即使是集體耕作，也在逐漸失去田地。因為失去田地以較慢的速度發生，因此崩潰的速度相對較慢。
農村由於居住分散，中共地方政權容易控制。而城市人口急劇增加，而且青少年越來越瞭解農村生活的痛苦，越來越抗拒上山下鄉。在早期，中共還能在大力宣傳的同時，通過取消城市戶口、取消糧食分配，讓青年在城市沒糧吃不得不到農村。到後期，很多青年即使不要戶口，也拒絕到農村耕種土地。而且，城市人口膨脹過快，大量失業人口無法解決就業。圍繞土地和人口發生的糧食、上山下鄉、城市青年就業、社會治安等問題，意味著經濟再度面臨崩潰，中共對局勢失控，找不到辦法解決。這也是後來中共所說的，「國家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實質上，經濟已經崩潰了，中共統治差點完結。
改革開放是重新「打土豪分田地」。1978年，安徽省鳳陽縣的農民普遍家徒四壁，很多女孩子沒衣服穿。肥西遇到大旱，面臨糧食絕收，當地農民又面臨要麼出門討飯要麼餓死。黃花大隊以抗旱、借地度荒為名，實施土地責任到戶，由農民自己使用土地和支配糧食收成。小崗生產隊更加激進，在中共最高當局的授意下，村民冒著殺頭的危險，簽訂了大包干的土地承包責任書。（為什麼冒著殺頭的危險？因為這種承包責任書違反了當時的中共製度，尤其危害到中共地方機構對農民的完全控制權。農民當時走投無路，面臨餓死的危險，為了活下來，也簽訂責任書。）需要說明的是，這個責任書意味著，如果出了問題，中共最高當局可以假裝不知道，然後任由地方將這些人處死。同時，即使重新分田地，農民得到的也不是土地所有權，只是使用權，地方當局隨時可以集體所有的名義，從農民手裡收回土地。
1978年，安徽鳳陽小崗村農民簽訂的大包干（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生死狀」複製品（看中國配圖）
黃花大隊和小崗生產隊都實現糧食大豐收，小崗經驗也快速推向全國。中共通過分化地方的權力，給農民一些空間，實現糧食增產，中國經濟出現復甦。地方政權作為被打的土豪，雖然控制權受損，但是糧食稅收收入增加，日子也更加好過。與蘇區搶劫地主相比，改革開放是中共內部對地方政權的溫和型分權，讓地方政權從對農民的完全控制改變為部分控制，而農民分田地得到的利益更少，同時繳納更多的糧食和稅收，風險更高。（待續）
(中國經濟文化研究所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