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的銅像。（網絡圖片）
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梁啟超，戊戌維新運動領袖之一，是中國憲政倡導者，主張光大傳統文化，用東方的「固有文明」來「拯救世界」。其許多政論在社會上有很大影響。他一生著述宏富，所遺《飲冰室合集》計148卷，1000餘萬字。其原載1925年11月17日《晨報副刊》的「對俄問題專號」（三）「國之保護與獎勵」，專門談到共產主義和無產階級專制，至今讀來還有振聾發聵、醍醐灌頂的功效。
專制是政治上最大的罪惡
該文開宗明義，說此文的動機，全因討論共產主義及對俄問題而起。梁啟超說，他根本不相信「萬應靈藥式」的什麼什麼主義，可以適用於任何國家。政治原理可以有世界性，政治問題及政策，只是國別的，不會有世界性。哲學、科學上問題可以有普遍且永久性，政治上問題，只是「當時此地」的，不會有普遍且永久性。所以侈談外國流行的時髦主義，不管那主義本身好壞如何，縱令好極，也不過是學堂裡的「洋八股」！也不過是由橫文譯出來的「井田封建論」！共產主義在俄國是否實行，行得好不好，我們不深知，亦不必多管；縱令實行，行得好，萬不能因為俄國人吃大黃芒硝治好了病，便把大黃芒硝硬給中國人吃。如其有這樣「頭腦冬烘」的主張，無論他的動機如何純潔，我們只能上他個徽號「莫斯科貢院裡出身的洋舉人」！共產主義能否為將來人類造最大幸福，我們不知道；縱令能，卻不能因為人參是補身子的藥，便隨便找一個發大寒熱的人也灌他參湯。如其有這樣純任理想的主張，我們只能上他個徽號「坐城樓讀《周易》卻敵兵的書包軍師」！
梁啟超根本不相信專制政治可以叫做良政治，尤其不相信無產階級專制可視為得到良政治的一種手段。專制總是政治上最大罪惡，無論專制者為君主，為貴族，為僧侶，為資產階級，為無產階級，為少數，為多數。梁啟超相信「專欲難成」這句格言，相信無論政治上、社會上、經濟上種種問題，國內總不免有一部分人和他部分人利害衝突。衝突的結果當然不免抗爭，抗爭的結果總要雙方有覺悟，裁製自已利益的一部分，承認對方利益的一部分，以交讓互助的精神而得較圓滿解決。二次、三次抗爭，亦復如是。如是遞迭交爭交讓之結果，自由幸福的質和量都隨而加增。尤其是經濟事項，非在「兩利俱存」的條件之下，萬無健全發展之望。若一方面得勢便將別方面盡量地摧殘壓抑，其勢只能循環報復，陷國家於長期的擾亂。尤其是言論、集會、出版、罷工各種自由，若全被禁壓，像蘇俄現政府所行為，只能令國民良心麻痺，精神萎瘁，能力減殺，是絕對的惡政治。
有產、無產階級這些名詞在中國不適用
梁啟超根本不相信中國有所謂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相對峙。若勉強要找中國階級的分野，或者有業階級和無業階級還成個名詞。有業階級，如真的農人、工人、商人和在官廳、學校、公司裡拿自己的腦筋或氣力換飯吃的，這些人無論有產無產、產多產少，都謂之有業。無業階級，如闊軍人、闊官僚、闊少爺……乃至租界裡的流氓，學堂裡及其他演說場裡高談什麼時髦主義的政客們並不見得都無產——也許自命代表無產階級的人便有不少的產，這些人通通叫做無業階級。如其說中國必須有階級戰爭嗎？那麼，只能有業階級起而奮鬥，打倒無業階級，便天下太平；若無業階級得意橫行，國家便永沉地獄。至於從「洋八股」裡販來有產、無產階級這個名詞，在中國絕對不適用。
梁啟超根本不相信「全民革命」事業可以用宣傳吶喊及其他煽動手段得來。全民政治成立之條件有二：一須全民為自己切身利害有深切的自覺和不得已的自動；二、須全民有接管政治的相當能力。這兩個條件都非倉卒間所能造成，必須指導社會的人們很耐煩，肯下水磨工夫，慢慢地啟發他們扶植他們；而且要社會在比較的安寧狀態之下，才有著手的餘地。換句話說，若盼望全民政治出現，總要給全國人民補藥吃，培養好他們的體子，令他們有氣力，那麼，什麼「內除國賊、外抗強權」，他們都會自動地辦，而且包可以辦到。如其不然，專用興奮劑去刺激他們，他們吃醉了狂叫亂舞一陣，酒氣過後，躺下便像死人一般；鬧得幾次連興奮性也失掉；若要加份量去興奮，或者如趙飛燕的妙藥活活送了漢成帝一條命，亦未可知。再者，一群醉漢亂叫亂鬧，鬧不成功也還罷了，一定把全場秩序攪得稀爛，令不醉人無從插手。所以煽動式的革命論和革命手段，只是野心家利用群眾心理弱點，造成「趁火打劫」的機會。這些人不惟不是全民政治之友，換一方面看，還可以說是全民政治之敵。
梁啟超根本不相信一個國民的政治活動可以和別個國民合作；尤其不相信今日的中國有聯某國某國之可能或必要。既有兩個國家存立在世界，當各有各的利害不相容地方，一國民想改革自己的政治，而藉重別國人的指導或幫助，除了甘心做吳三桂、李克用的人，不該有這種喪心病狂的舉動。這種話若在國內流行，便是國民品性墮落到十二萬分的表示，這個國家簡直已經宣告死刑了！至於外交，除卻絕交宣戰的場合外，無論對何國保相當的友誼是應該的，卻沒有什麼聯不聯。聯人須有本錢，中國配嗎？拿什麼去聯？若說我有一個大敵，要聯別個來制他，譬如綿羊怕老虎，跑去和狼拜爸，老虎攆得走攆不走，是另一回事，自己除了送給豺狼當點心，怕沒有第二條路！朋友們請睜眼一看，清末聯日、聯俄、聯英、聯法鬧得烏煙瘴氣，哪一回不是送一份大禮物完事！真不料在民國第十四個年頭，還有道光間《海國圖志》派的「以夷制夷論」發現於社會，且成為一個問題，重勞知識階級之討論！輿論界之恥辱，真莫此為甚了。
中國積弱的原因在於不能正確區分國家與朝廷的概念
據說法國波旁王朝的君主路易十四說過「朕即國家」的話，儘管全世界的君主都喜歡專制，但很少有人會像路易十四那樣露骨和無所顧忌。按照路易十四之後的法國啟蒙思想家的「主權在民」思想，國家的主權屬於人民，所以不是「朕即國家」，而應該是法國人民說的「我們才是國家」。當然，這種思想觀念是路易十四的時代之後才形成的。在路易十四的時代，世界上其實還沒有多少人能夠區分君主、政府、國家的概念有什麼不同。
在中國，雖然先秦的孟子已有「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觀念，但實際上秦漢以來的二千餘年中，愛國即是忠君，忠君亦即愛國，君主與國家在觀念上還是混淆不清的。直到西方思想傳入之後，中國人對國家、政府（朝廷）、君主的概念才逐漸形成清晰的現代認識，這其中第一人當推梁啟超。
他是在經歷戊戌變法失敗流亡海外的痛苦之後，才獲得這種認識的。梁啟超指出，中國之所以積弱，根源之一就在於國人不能正確區分國家與朝廷的概念，以致愛國心沒有用在正確的地方。國家是什麼？朝廷又是什麼？「今夫國家者，全國人之公產也。朝廷者，一姓之私業也。國家之運祚甚長，而一姓之興替甚短。國家之面積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中國有悠久的歷史，唐虞夏商周、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宋元明清，「此皆朝名也，而非國名也。」從殷族的商、姬族的周，到嬴氏的秦、劉氏的漢、李氏的唐、趙氏的宋、朱氏的明，還有蒙古人的元、滿人的清，它們都是一族一姓的朝廷，而不是國家，都是一族一姓的私業，而非全體中國人的公產。
然而，中國人常常將國家與朝廷混為一談，梁啟超認為，這是中國人的大患。國家和朝廷不分的不良後果，最明顯的一點就是愛國變成愛朝廷，甚至變成愛領袖——君主。梁啟超說：「試觀二十四史所載，名臣名將，功業懿鑠、聲名彪炳者，舍翊助朝廷一姓之外，有所事事乎？其為我國民增一分之利益、完一分之義務乎？而全國人民顧嘖嘖焉稱之曰：此我國之英雄也。夫以一姓之家奴走狗，而冒一國英雄之名，國家之辱，莫此甚也！乃至舍家奴走狗之外，而數千年幾無可稱道之人，國民之恥，更何如也！而我國四萬萬同胞，顧未嘗以為辱焉，以為恥焉，則以誤認朝廷為國家之理想，深入膏肓而不自知也。」
二十四史中的那些將相們，他們為一姓之功業殺人，以「萬骨枯」換取自己的功名利祿，這本來與愛國無關，但卻被各王朝樹立為愛國的模範，而國人因不能正確區分愛國家與愛朝廷的差別而跟著禮敬之頌揚之，實在是可悲可憫。
比梁啟超晚一些時候，陳獨秀寫過一篇題為《我們究竟應當不應當愛國？》的文章，文中說：「要問我們應當不應當愛國，先要問國家是什麼。原來國家不過是人民集合對外抵抗別人壓迫的組織，對內調和人民紛爭的機關。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異族壓迫，調和國內紛爭；惡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壓迫異族，內而壓迫人民。」所以，「若有人問：我們究竟應當不應當愛國？我們便大聲答道：……我們愛的是國家為人民謀幸福的國家，不是人民為國家做犧牲的國家。」
國家的功能，如陳獨秀所說，一是抵抗異族壓迫，一是調和國內紛爭，前者對外，後者對內。調和國內紛爭是就消極方面來說的，積極方面國家還需履行一定的公共職責，如救災、賑濟等。
國家功能的實現，須通過政府去完成。如果政府能完成國家功能，國家就是「為人民謀幸福的國家」；如果政府不能完成國家功能，國家則有可能成為「人民為國家做犧牲的國家」。人類歷史實踐中的普遍情況是，政府常常不能完成國家功能，或者完成得很差，這樣就有可能出現有政府等於無政府，甚至有政府還不如無政府的狀況。
國家不是朝廷（政府）
地理環境決定了中國是一個水旱災害頻發的國家。有一項統計說，中國在民國前的2270年中，見於官方報告的旱災有1392次，水災有1621次，可見年年有災。因此，中國古代的政府最重要的一項公共職責便是領導抗災，這可以說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礎之一，災異現象歷來也是帝王們最關心的事。清代的皇帝還要求各省大員定時匯報雨水、收成、糧價等情況，以便隨時瞭解各省災情和民生，如出現災荒可以及時組織賑濟、減免受災地方的稅賦。但是，從歷史記載來看，受災得不到及時救助的情況還是非常普遍。當大規模災害出現而政府不能履行其職責時，災民為了生存就會鋌而走險，如明末李自成等人領導的農民起義，其主要活動空間是在陝西、河南，原因即是兩省大旱，而明政府卻不能組織有效的賑濟，使得災民成為流民，進而升級為暴民。
一個社會，有許多涉及大範圍、眾多人群的公共事務是無法由其他社會組織去完成的，而只能是由政府去完成。一旦政府不能履行其職責，社會就會無序，公共利益就會受到侵害。比如食品安全、公共衛生安全、環境保護之類的公共事務都要由政府去完成。
人類社會在發展過程中，曾經長期陷入一個難解的困境：即人們需要政府，但政府卻不能履行人們期待的外而抵抗異族壓迫、內而提供公共服務的國家功能，在很多情況下還常常演化成一個與民爭利、侵害民權的組織。要使政府盡職盡責，人民必須有監督政府的權力，而最有效的監督方式是用投票的方式去選擇政府的權力。人們有必要瞭解一個常識——即梁啟超所說的國家不是朝廷（政府），朝廷可換而國家永存，人們應該愛的是國家而不是朝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