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角色逃脫不了大審判。（圖片來源：Pixabay）
1961年，一個頭禿、近視眼、消瘦的中年男人站立在耶路撒冷的審判席上，他被指控是戰爭、種族滅絕、危害人類等種種嚴重的犯罪。
在證據面前，他一遍又一遍地為自己辯解：「我只是服從命令」「尊敬的閣下，我只是依令行事」「我必須服從，而服從是一種美德」。
在鄰居眼中，這男人是個愛拉小提琴、喜歡給兒童巧克力，養兔子的好心大叔。如果不是帶上鐐銬，很難會把他和一個罪犯聯繫起來。
但在審判者眼中，這個男人卻是手上沾滿鮮血的納粹劊子手，他在納粹「迫害猶太人的機器」中，扮演過小角色----阿道夫．艾希曼。
誰是阿道夫．艾希曼？
阿道夫．艾希曼的正式職務是黨衛隊一級突擊大隊長，這個官銜雖然不算很高、算是個小角色，但他負責的部門很關鍵— —整個德國的猶太事務。
納粹早期計畫驅逐猶太人時，艾希曼就負責沒收猶太人的財產、審查猶太人的報紙、取締猶太人的機構。到後來納粹準備對猶太人趕盡殺絕時，艾希曼就負責將歐洲各地的猶太人登記、集中、運輸到集中營，再送進毒氣室去。位於柏林的帝國保安總局有一間猶太事務辦公室，因此被稱之為「艾希曼辦公室」。
在二戰期間，艾希曼正是在這間辦公室內，伏案埋頭，決定著千萬猶太人的生死存留。簽一個字，某地的猶太人就會被趕上列車，轉送到千里外的集中營裡。再大筆一揮，某集中營幾萬猶太人的性命就畫上了句號。憑藉這種生殺予奪的權力，艾希曼獲得了諸如「猶太人的沙皇」、「種族謀殺的經理人」、「大審判官」、「猶太人大屠殺的技術師」、「最終解決者」等等可怖的邪惡稱號。
作為一個十惡不赦的惡魔，艾希曼理應作為戰犯審判。但在納粹帝國敗亡時，他卻腳底抹油，不見了。
直到15年後，也就是1960年，以色列的情報組織摩薩德才在阿根廷的一個小鎮找到了他。
於是，摩薩德綁架了艾希曼，把他押回了耶路撒冷，在全世界矚目之下，阿道夫．艾希曼經過公開審判後被絞死。
電影《最終行動》講述了對阿道夫·艾希曼的抓捕。圖為主角與導演在紐約接受採訪。（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甚麼是「平庸的惡」？
所謂「平庸的惡」就是指在意識形態機器下無思想、無責任的犯罪。一種對自己思想的消除，對下達命令的無條件服從，對個人價值判斷權利放棄的惡。
「平庸的惡」是猶太裔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說出的。他在參與庭審後，將觀感總結成一本書— —《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平庸的邪惡》，書中提出了關於「平庸的惡」的概念。
之所以提出這個概念，是因為阿倫特通過近距離觀察，發現艾希曼並不是想像中那樣——是一個可怕的虐待狂、一個病態的殺人魔，而是一個木訥、愚鈍的辦公室職員。
在深思熟慮後，阿倫特選擇相信艾希曼對自己的辯護。他總結：
「艾希曼骨子裡既不充滿仇恨也不癲狂，也沒有無盡的嗜血欲，但更加可怕的是，他體現了納粹罪惡本身的無個性化性質（faceless nature of Nazi evil）— —在一個封閉體制內、由病態的暴徒實施、目標旨在消滅受害者的人格個性。納粹成功翻轉了他頭腦中的合法秩序，把謬誤與惡意變成一個新式『正義』的基礎。」
「在這個黑白顛倒的世界裡，艾希曼似乎並未意識到自己在行凶作惡。」
漢娜·阿倫特在書中說：「艾希曼在臨終一刻，似乎總結出我們在人類漫長罪惡史中所學到的教訓— —對人性、良知缺乏思考能力，對邪惡的麻木才是最可怕、最無法言喻、又難以理解的惡。」
「小」角色逃脫不了大審判
阿道夫．艾希曼，這個官銜不高的「小角色」最終沒有逃脫大審判，他的「我只是服從命令」、「服從是一種美德」只是自我圓說的辯解而已，因為人之所以為「人」，是有人性的，而善良才是人性中的美德。
就像那位猶太學者阿倫特說的，確實有很多人不對人性、良知加以思考，對邪惡的「命令」麻木的執行，自以為是「小角色」，不用承擔多大的責任。
選擇人性、聽從良知，就是一個頂天立地的「人」，而對罪惡的冷漠、麻木，就是一個「醜角」，醜角不分大小的。雪崩的時候，哪片雪花能得倖免？
在中國，中共對法輪功信仰者的迫害，較之於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迫害時間更長，迫害人數更多，迫害原因更加荒謬，迫害手段更加陰毒、殘忍，有多少中國人在中共「迫害法輪功信仰者的機器」中，扮演著「小小的角色」，用「服從命令」的想法掩蓋了心底的良知。
如今，逾4億中華兒女退出中共組織，彰顯出中國人對中共專制的厭惡，對公正的民意、對人權、自由的嚮往。即使明天中共倒台，我們都不會感到驚奇。
中共垮掉之後，大審判就會開始，協從中共作惡的，無論角色大小都逃脫不了。
一位律師說過，「今天對法輪功學員的非法庭審，就是你們明天被審判的罪證！」
大善大惡、大是大非的面前，沒有「角色」的大小，只有正與邪、善與惡的區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