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在橢圓形辦公室（圖片來源：JIM WATSON/AFP via Getty Images)
川普(特朗普)上任一個多月，外交層面的重點是結束烏戰、征關稅，除了《美國優先投資備忘錄》之外，中國暫時還未成為特別針對的重點。中國方面的分析認為，現在中美之間主要剩下三大需要磋商並解決的問題：芬太尼、貿易逆差與關稅。禁毒方面北京已經答應合作；貿易逆差中國也已經表態，希望美國開列出「願望清單」（希望中國採購什麼），中國願意根據自身實際需要進行調整；關稅方面雙方進行談判，中方也做好了有限度加征的準備。這種觀點的背後，自然是希望解決這些問題之後，雙方關係正常化。這說明中方到現在為止，還不願意接受一點：美中關係改變，緣於兩國對彼此戰略定位的改變。
對華戰略定位變化始於川普1.0
美中關係自克林頓時期開始，曾有一段黃金時期，歐巴馬第一任期內達到頂點，標誌是2009年，美國總統歐巴馬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共同決定舉行「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取代了原來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和「中美戰略對話」，每年兩次，從2009年到2016年，共舉辦了8輪；2017年1月川普1.0之後，這一對話終止。2019年3月，美國對華貿易戰開打，中美關係從此被定位為「全面競爭關係」，同時也不排除貿易等方面的經濟合作。
中國始終不接受這一定位。從川普1.0開始，中美關係面臨三大難題，首當其衝的一是戰略定位問題。美方對「競爭」涵義的闡述非常清楚：競爭就是對手，但競爭包括按照規則的公平競爭以及不按規則甚至是破壞規則的不公平競爭。川普的談話中多次表述，中美之間應努力實現公平有序的競爭。外界雖然多次炒作「中美脫鉤論」，但我多年觀察下來，川普1.0時期，他本人從未說過美國經濟要與中國脫鉤。即使進入川普2.0時期，儘管國務卿盧比奧在意識形態上堅決反對中共、古巴、委內瑞拉等社會主義國家，技術與國家安全顧問彼得．蒂爾（帕蘭提爾公司董事長）亦極度反共，認為美國科技公司與中國合作是叛國行為，並推動極端的脫鉤策略。但在對華外交上他們都遵循川普的意見：重要（甚至全面、危險）的競爭對手，美國可採取一切必要的方式限制中國獲得美國的先進技術，降低中國帶來的各種風險，但不會脫鉤且以兩國之間避戰為目標。
中國朝野（「野」指學術界的中美關係研究者）都拒絕將中美關係定義為競爭關係，尤其反對定位為戰略競爭關係，認為在競爭與對手之間只能二選一。理由是：美國把尋求相對收益而非絕對收益作為其追求的主要目標，這意味著即便合作能給雙方帶來收益，但若美方收益小於中方收益，在美國看來就是相對增強了中國的力量，因而是不可接受的，緊接著而來的就是對中國的限制與打壓。美國將中國視為「主要戰略競爭者」，並提出「競而勝之」的目標，這實際上是將中美關係看作「零和博弈」，必須分出贏家與輸者。美國對中美關係的這種戰略定位，以及對中國國際地位的戰略認知，不利於構建雙邊的基本信任，因而不能對雙方關係的穩定發展起正面作用。
「戰略互信」何時開始變質？
前述狀態實際上是一個戰略互信問題，這種戰略互信原來奠基於中美之間的默契與國力。在2008-2009金融危機之前，美國對自身的國力有絕對的自信，中國那時也在奉行「韜光養晦」階段——美國中國研究圈對這個中國成語的解釋很有趣：老虎在力量不夠強大的時候收起爪子，閉上嘴巴不露出牙齒。到了美國及西方世界發生金融危機之後，中國五萬億救市曾被歐洲媒體視為世界經濟的「挪亞方舟」之後，中國開始不再韜光養晦了。2011年APEC夏威夷峰會上，一向對北京友好的美國總統歐巴馬要求中國「停止玩弄國際體系」，「要像成年人那樣行事」，並表示對中國這類行為「受夠了」。中國外交部官員龐森在回應歐巴馬這一批評時稱：「如果這些規則是通過協議共同制訂出來的而且中國是其中的一部分，那麼中國將會遵守這些規則。如果規則是由一個國家或是幾個國家決定的，中國沒有遵守它們的義務」。這段回應獲中國官媒高調應和，在此後幾年內都稱中國要從國際規則的被動遵守者成為國際規則的制訂者。
如果要找個時間點，這一次就是美中失去戰略互信的開始。自那以後，兩國都開始針對對方進行戰略定位重構。中國方面比較明確，要從國際規則的被動服從者成為國際規則的制訂者；歐巴馬政府從未正式宣布放棄將中國定為「戰略合作夥伴」，但美國戰略界開始重新思考對華外交政策，新一代「中國通」就在此時開始嶄露頭角。這種輿論力量的積累，到川普1.0時期，將中美關係定位為「全面競爭關係」自然水到渠成。
川普2.0徹底拋棄拜登政府的對華戰略模糊
拜登政府終其任期（2021年-2024年），都沒找到與中國打交道的正確方式，採取的戰略模糊政策主要是兩條，一是表示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不以謀求改變中國的政治制度為目標，承認中共政權維持其合法性；二是保持接觸，以防中美關係脫軌。
但中國並不領情，認為美國不斷挑戰中國的核心利益。理由如下：中國將核心利益概括成三點：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這三者密切相關，主權包括主權完整，美國對臺灣的干涉行為是赤裸裸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表現。「發展利益」當中，當然包括區域霸權的發展，尤其是通過中美科技合作獲得短期技術進步的發展。
以上這些其實只是原則性概括。從歐巴馬以來，在關於「美國的核心利益」方面，不同的總統有不同的看法與政策。根據近幾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描述，美國的核心利益可概括為兩個層面：在國內層面是維護美國本土的安全與繁榮，在國際層面是推廣美國價值觀和維持其主導下的國際秩序。但界定雖然清楚，解釋卻完全因人而異。拜登政府將推廣DEI等覺醒政策、開放邊境放進1020多萬非移（這只是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署的登記數字，附註說明實際進入的遠高於此數）視為維護美國本土的安全與繁榮，並視在國際社會推行LGBTQI+價值觀為美國的核心利益，認同美國價值觀的就是盟友與可團結的對象，可以坐上餐桌。對拜登的國內國際政策，除對華政策之外，中國當然不會有什麼意見，甚至從未進行官方評價。
川普2.0將MAGA當作美國的核心利益，在國內要驅逐非法移民，廢除DEI；在國外則以關稅作為戰略工具，無論是盟友還是關係複雜的鄰國，以及被宣布為「戰略競爭關係」的中國，一律加征關稅，誰也別想因認同Woke價值觀就坐上美國的餐臺享用免費午餐。對中國，川普2.0還通過《美國優先投資政策備忘錄》加了特別限制，在所有中國亟需獲得的先進生產領域，既堵絕了中資以任何形式來美投資，還堵絕了美資以任何形式到中國投資。
我曾經總結過，自美中建交以來，兩國之間經常經歷晴天版與陰天版的莫測變幻。自川普1.0以來，美中關係進入陰天版，進入川普2.0時代，暫時看不到陰轉晴的可能。因為兩國的戰略互信瓦解始於兩國對對方的戰略定位，只要雙方針對彼此的定位不改變，自然不可能恢復兩國戰略互信。但有些事情，則不管目前美中關係如何，中國都應該做，那就是兩國禁毒合作，因為這至少表明中國還具有起碼的國際道德與責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