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這場慘絕人寰的「大躍進」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圖片來源： 網絡圖片）
歷史上將1957年底至1961年初稱為「大躍進」年代。大躍進運動使得中國大陸大量勞動力被調去大煉鋼以致農業生產的不足，打亂了經濟秩序，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與此同時，土法煉鋼所生產的鋼合格率低下，大量資源遭過度開發、嚴重破壞及浪費，生態環境惡化。大躍進運動還使得整個中國陷入大量不良風氣，人民公社刮起「共產風」，高指標引發「浮誇風」，導致貪污腐化、官員欺上瞞下，大量人民因此餓死或在暴力事件中喪生。大躍進最終釀成1958～1962年的大饑荒。
原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耗時近20年，寫出記錄大躍進的《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據楊繼繩考證，全國餓死3,600萬人。他寫道：「這個數字相當於1945年8月9日（美國）投向（日本）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的450倍。即大饑荒相當於向中國農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彈……相當於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的150倍……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數字……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四五千萬）。這四五千萬人是在歐洲、亞洲、非洲廣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間發生的，中國這3,600萬人是在三四年間死亡的。」楊繼繩對中共發動大躍進運動的控訴：「這是一場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悲劇。在氣候正常的年景，沒有戰爭，沒有瘟疫，卻有幾千萬人死於饑餓，卻有大範圍的『人相食』，這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異數。」
周恩來提出「躍進」一詞
大躍進時期的宣傳海報。（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作為統管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這場慘絕人寰的「大躍進」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呢？
最早提出「躍進」一詞的是周恩來。１９５７年６月２３日，周恩來在人大作了一篇報告，他在報告中批駁了右派對１９５６年中國經濟「全面冒進」的攻擊，同時充分肯定了１９５６年中國經濟是「躍進的步驟」、「躍進的發展」。應該說這是最早使用「躍進」這個詞的。但許多領導同志還以為是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１３日《人民日報》一篇社論最早提出「躍進」一詞。將「大躍進」數量指標化的也是周恩來。１９５９年８月２６日，周恩來在人大常委會上提出：工業每年增長，超過２０％以上是「躍進」，超過２５％是「大躍進」，超過３０％以上是「特大躍進」；農業每年超過１０％是「躍進」，超過１５％是「大躍進」，超過２０％是「特大躍進」。
周恩來對大饑荒推波助瀾 鐵證如山
在「大躍進」中國政策造成的饑荒期間，饑餓的難民進入香港。（圖片來源： AFP via Getty Images）
鐘山樵夫在文章《周恩來最大的罪行是什麼？鮮為人知的鐵證！》中闡述：近年來，大量的有關周恩來在餓死人事件中的負面信息開始披露。他助紂為虐，鼓吹共產風，大刮浮誇風，對人民犯下了罄竹難書、擢髮難數的滔天罪行。關於周恩來的一系列罪行，我將在《周恩來其他罪行摘要》一文中一一揭露。本文只為戳穿中共官方「子為父隱」的鬼蜮伎倆，特將周恩來的一篇鮮為人知的「力作」爆料於光天化日之下。這就是以周恩來署名1959年10月6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重量級文章——《偉大的十年》。這是一篇通篇充滿謊言的「奇文」，更是周恩來的白紙黑字的一大罪證。
「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這是一篇迄今為止未曾被收錄進任何一本官方出版的《選集》、《文選》、《文集》或傳記之類的文章。正因為如此，鮮為人知。
且看該文的有關內容，文中寫道：「大家知道，一九五八年是我國工農業生產特大躍進的一年，經過核實的工業總產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長了百分之六十六。調整後的一九五九年工業指標比特大躍進的一九五八年工業總產值仍然高出百分之二十五點六。顯然，這是在特大躍進的基礎上繼續大躍進。」周恩來繼續寫道：「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採取群眾運動的方法，果然只是一種『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運動』，果然『只能多塊，不能好省』，『得不償失』嗎？……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企圖用某些小型土法生產特別是小高爐的初期產品品質比較低、成本比較高的事實，來攻擊黨的總路線。但是，他們在這裡仍然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他們沒有看到，這些生產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大躍進中，發揮著怎樣巨大的作用。一九五九年，中國將要生產二千萬噸生鐵，其中約有一半是小高爐生產的。多年來建設的大中型高爐的總容積約為二萬四千立方米，而兩年來新建的已經正常生產的小高爐的總容積就達到四萬三千立方米以上，至於小高爐的生產技術需要一個發展過程，猶如大高爐一樣，更是絲毫不用大驚小怪。經過今年上半年的努力，小高爐的利用係數和產品品質已經大大提高，成本已經大大降低，其中比較好的已經接近大高爐的水準……最近中共八屆八中全會批評了右傾保守思想，號召全國人民反右傾，鼓幹勁，開展轟轟烈烈的增產節約運動。這個切合時宜的決定，已經在全國勞動人民中掀起一個新的生產高潮。據國家統計局統計，八月份的工業總產值，比七月份增長了百分之十四，九月份又比八月份猛增百分之二十七左右。鋼產量八月份比七月份增長百分之十三點五，九月份又比八月份增長百分之二十……」
鐘山樵夫認為：且不說上述數據的真實性，單就周恩來不顧中國國力，盲目一味追求工業總產值的高指標，周恩來的「左傾」機會主義甚至「左傾」盲動主義的嘴臉暴露無遺。
那篇文章中周恩來繼續寫道：「我國的農業生產，今年雖然遇到了重大的自然災害，但是依靠我們在水利建設方面的巨大成就，特別是依靠新誕生的人民公社領導千千萬萬農民同災害進行了緊張的鬥爭，許多地區的災情已經克服，可以希望在去年特大豐收的基礎上，獲得比去年更大的豐收。」甚麼「特大豐收」？！甚麼「更大的豐收」？！這是十足的信口胡說，這是為他的橫徵暴斂製造理由。
值得指出的是，周恩來對當時全國糧食形勢的險惡，瞭如指掌。「1959年4月6日，國務院秘書廳給他送上山東、江蘇、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糧情況的報告，4月9日又送上了15省春荒情況統計表，說有2517萬人無飯吃」（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下冊，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8年8月第2版，第750頁）。就在總理辦公室當年退給糧食部辦公廳的現在仍然保存完好的三十二張報表中，周恩來的筆跡就有九百九十四處之多（欲鳴《為林彪元帥鳴冤》第173頁）。更不能容忍的是，1958年上半年全國大饑荒的跡象已顯現。連當年激進得不能再激進的分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餓死人事件的第四號罪犯，作者注。）在1959年1月都作出當月「會有五百萬人浮腫，七萬人餓死」的估計。周恩來則估計「會有十二萬人餓死」（電話會議，1959年1月20日，甘肅91－18－513，p。59）。
周恩來明明知道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同胞在死亡線上掙扎，卻又公然在《人民日報》上大書特書1958年的「特大豐收」、1959年的「更大的豐收」。周恩來緣何置五億農民的死活於不顧，如此信口雌黃，實在百思不得其解啊！
鐘山樵夫最後說：《偉大的十年》這篇大毒草，發表的時間是1959年10月6日。周恩來「特大豐收」、「更大豐收」的餘音未絕，然而不過兩個月，餓死人事件的高峰期就無情地到來。我高中的三個同班同學（我們班來自農村的同學不到十名）張進、沙永全、馮玉祥（1965年分別考取安徽大學、北京理工大學、北京大學，他們如今都健在）的家人全都於1959年12月、1960年1月活活餓死，成了孤兒。更可恨的是如前一篇博文所敘，周恩來在《偉大的十年》一文中，荒唐離譜的讚歌尚未盡興，就在一千多萬農民同胞慘遭餓死入土後的1960年1月26日，國務院竟下發文件宣布：「1958、1959年糧食獲得特大豐收，當前糧食形勢好得很。國家糧食庫存在1959年6月底343億斤的基礎上，1960年6月底將達到500億斤」（高華《在歷史的風陵渡口》，2005年版，第157頁）。看到這些罪惡的文字，實在欲哭無淚啊！周恩來罪惡滔天，就是判他一萬次死刑，亦難解五億多農民同胞的心頭之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