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患中的戴文葆先生（圖片來源：網路圖片）
【看中國2025年3月19日訊】1928年楊剛入黨。從面相看，這是一位善良的女性。
1938年，楊剛把毛澤東的名著《論持久戰》譯成英文出版。
抗日戰爭時期，楊剛與彭子岡、浦熙修、戈揚並稱新聞界「四大名旦」，是名傳四方的人物。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楊剛任《大公報》軍代表。
1949年10月1日，楊剛以全國政協委員身份，受邀出席開國大典，登樓觀禮。第二天即寫下充滿喜悅之情的文字《毛主席和我們在一起》。
1950年調北京，出任總理辦公室主任秘書。1955年春調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分管國際報導。
1957年5月6日，人民日報社成立「整風領導小組」，成員共7人：鄧拓、胡績偉、楊剛、王揖、黃操良、陳浚、蕭風。楊剛排名第三。6月，「整風」轉為反右，原整風小組改名為「反右領導小組」。
6月9日楊剛以「金銀花」筆名發表詩作——《請讓我也說幾句氣憤的話吧》。
1957年10月7日清晨，《人民日報》同事發現，楊剛衣著整齊地躺在自己房間的床上，人事不省。當即送往協和醫院搶救。醫檢發現，楊剛服下了大量安眠藥，已經離世。
她何以選擇這種方式不辭而別，令人詫異，死因成謎，年僅52歲。
楊剛之死，讓戴文葆感慨良多。
1951年，戴文葆奉調進京，從事出版工作。當時還是供給制時期，人民出版社給戴文葆的小米定量最高。1954年，戴文葆被聘為人民出版社三聯編輯室副主任，職稱是五級編輯。這在當時一百多位編輯中，可謂鳳毛麟角，只有中史室的大牌編輯朱南銑先生與之比肩。
1955年，人民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王子野有次參加政協會，中央某負責同志把他叫起來問：王子野，聽說你們那裡有個軍統特務叫什麼什麼的，你們為什麼按兵不動？過了一段時間，曾彥修出席中宣部的定期幹部會議，這位負責人又把他叫起來說：「你們那裡有個軍統的，叫個什麼什麼的人，你們怎麼按兵不動？」
負責同志所說的什麼什麼人，就是戴文葆。1956年肅反運動，各單位要求重新摸底審查，曾彥修負責審查的幾個人中，就有戴文葆。
戴文葆在1940年高中畢業後，經人介紹參加了江蘇省政府舉辦的青年訓練班，培訓數月後分配到本地阜寧縣政府的情報室做辦事員。入職不久，戴文葆發現這是一個混日子的機構，便在當年離職去了上海。就因為這樣段簡歷，成了他半生悲劇的起點。
1949年5月上海解放。1950年，各單位號召「五類分子」要自動前往公安局登記。戴文葆不懂那個阜寧縣政府情報室是個什麼東西，總之是國民黨政府的機關，就自動去公安局登記。當時的辦事人員說：你這不屬於登記範圍，回去向黨組織坦白就行了。戴文葆回來後，向《大公報》軍代表楊剛講了這件事情。
1954年夏天，楊剛調中宣部國際宣傳處擔任處長。
肅反運動一來，楊剛便向黨組織報告了戴文葆的「歷史問題」。據說當時公安部門有一條規定，凡是在國民黨或汪偽情報機關工作過的人，不論什麼職務，一律都是特務分子，定性為歷史反革命。
多年後戴文葆回憶起這段往事，曾調侃地說：難得我們這位警惕性頗高的革命老大姐，在宮闕辦理機要，公務繁重中還記住了我這個無名之輩，將我的事情報告了中宣部領導。
這樣一來，陸定一就知道了戴文葆的事情。陸定一時任中央肅反「十人領導小組」組長，故對此事十分注意，所以一再追問出版社為何按兵不動。
1956年秋，文化部副部長陳克寒親自到人民出版社來過問此事，責問有關領導：為什麼你們放著戴文葆這隻死老虎不打？
令人驚嘆的是，在陸定一、陳克寒兩位領導的嚴辭催問下，曾彥修竟然還保護了戴文葆幾年。
當時，人民出版社組織了專案審查小組，曾彥修是審查戴文葆歷史舊案的主要負責人，也是戴文葆歷史審查結論的撰寫人。曾彥修在戴文葆的審查結論中說，對他的一些傳說和懷疑完全弄清楚了，他根本算不上歷史反革命。
戴文葆因此躲過一劫。1957年反右運動，戴文葆35歲。運動初期，環境寬鬆，號召暢所欲言，戴文葆禁不住一再鼓勵，也寫了唯一的一張大字報。內容很簡短，大意是說「三害」如同黨身上的「毒瘤」，這次整風運動一定要把這個「毒瘤」割掉，黨才能健康前進。這些話誰都不覺得有問題。哪知後來風向一變，「毒瘤」二字就有了新的理解，竟被無限上綱，說他把黨比作「毒瘤」，還要割掉它，簡直和人民大學葛佩琦的「殺共產黨人」沒有兩樣。戴文葆百口莫辯，也不容申辯，只能承受猛烈批判。這樣的罪名顯然荒唐透頂，但當時不少冤案就是這樣形成的。
到反右運動進入高潮，就連出版社一把手、反右五人領導小組組長的曾彥修，為減少右派指標，把自己也劃為右派，成了《人民日報》頭版點名的典型。該報那天的醒目大標題是：「黨內也有右派。」人民出版社的反右運動由文化部直接掌控，一連揪出了二十多個右派。
戴文葆原本就是文化部掛號的反面人物，過去因為曾彥修保他，沒受影響。如今曾彥修也倒了，自然要新帳老帳一起算了。
戴文葆被劃成了極右份子，加上原來的「特務分子」，簡直就是妥妥的雙料反革命。
1958年2月上旬，戴文葆剛上班，領導就找他談話，給他兩種選擇：如果接受勞動教養處分，以後一概由組織負責；如若不接受這種處分，則開除公職，組織上一概不管，任其流落社會，自謀出路。解放後是單位社會，脫離組織就意味著失去工作，連吃飯都是問題。戴文葆哪有選擇，只能選擇活在組織的負責之下。
出版社於是聯繫了公安局，用警車把戴文葆送到城南半步橋北京市第一模範監獄寄住，以後又押送到茶澱清河農場西荒地583分場勞動。
那地方雜草叢生，遍地蛇蟲，住的是地窩棚。戴文葆先是在大田裡勞動了約一年半，以後又安排他拾肥，並幫助隊長做些事務性工作。當時正值三年困難時期，天災人禍，遍地飢饉，戴文葆由全身浮腫，發展為下肢萎縮，胃潰瘍，終至臥床住院，不能行走。
1961年底，農場通知出版社把瀕臨死亡的戴文葆領回去。出版社答應派人來接。到了約定好的那天，場部派了一輛平板車，把戴文葆送到茶澱車站。在那兒，戴文葆看到了出版社來接他的領導範用。範用是出版社的副書記、副社長、副總編輯，兩人在重慶時就認識。戴文葆被貶到農場後，範用數次借週末無人知曉的機會，換上兒子的棉大衣，口袋裡塞滿罐頭食品，悄悄前來探望。此事讓戴文葆終生難忘。
在兒子楊進的記憶中，父親是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回來的。身穿厚棉大衣，頭戴棉帽的戴文葆在妻子的攙扶下，腳步艱難地在地上拖著，緩慢地移上台階，喘息不止的坐在了門檻上。
出版社要戴文葆安心休養，組織上會考慮安排他的工作。
大約過了四五個月，北京市公安局找戴文葆談話，告訴他經馮基平局長批准，已對他解除了勞動教養，同時給了他一張印好的通知，要他交給原單位。
戴文葆這才又可以上班了，但編製問題卻一直未能解決，自從1958年被送往清河農場教養後，他在原單位就不再是在編人員，而是出版社的臨時工了。
1962年，戴文葆被中華書局總編輯金燦然借調過去，接手《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的編輯整理。雖然沒有體制內身份，但中華書局待他如同正式員工，一視同仁。只是戴文葆自己，因是「摘帽右派」，自覺仍屬賤民，所以從不拜客訪友，每天只是兩點一線的上下班。
1966年，文革開始，很多人都在遭受批鬥，性命堪憂，有的甚至自殺身亡，戴文葆卻因在人民出版社和中華書局都不是正式編製人員，兩邊單位都顧不上他，讓他僥倖躲過一劫。但他看周圍陣仗，深知北京已非容身之地，便依「小亂居城，大亂居鄉」的古訓，主動申請回蘇北老家打掃廁所，接受改造。
七月，工作組進駐書局，通知戴文葆放假一週，以後就沒有了下文。八、九兩月，戴文葆幾次到單位要工資，同時希望有人能安排他做點事情，結果沒人理他。後來有個叫「衛東」的人出面對他說：「你是黑線骨幹，目前沒法處理，以後再說，現在先回家等著吧。」
接下來首都搞城市「淨化」，有問題的人都被驅趕出京，戴文葆也在驅趕之列。他去宣外公安局第五處（勞改處）請求收容，遭到拒絕。又去茶澱清河農場，請求回場勞動，也被拒絕。那幾天，戴文葆在東單公園、東單街頭和火車站四處流浪，白天去派出所請求遣送，夜晚則露宿街頭。
1967年，戴文葆終於獲准回蘇北老家定居。
那是在十月底的一個晚上，妻子幫戴文葆收拾了兩包簡單的行李卷，由兒子陪同父親到永定門火車站上車。為了乘坐第二天早上的第一班車，父子倆在車站外的廣場上露宿了整整一夜。天亮時，戴文葆要兒子先到進站口，通報說有一個「壞分子」要離開北京。他自己則拿出打了很多補丁的外衣穿在身上，背上還特意縫了塊白布，上寫「壞分子戴文葆」。他將兩件行李一背一提，走進站去。兒子看著他的背影，背上的那塊白布一招一招的，漸漸遠去，直至消失。
戴文葆回到闊別多年的家鄉——江蘇阜寧。地方上的鄉親對他很是寬容，並不想讓他過於吃苦。他卻自告奮勇，一定要干最髒最苦的工作。
他用了三個月的時間，最終說服別人同意了他打掃廁所的請求。他在回憶中說：監護茅廁，是我請求了三個月的勝利果實。故鄉人都願代我干，或是要求我五更天去幹，我絕不同意，一定要街市上人來人往，眾目所視，我才帶上工具上班。
後來因此發生一則趣聞，1987年，戴文葆獲出版界第一屆「韜奮獎」，消息傳回老家，親戚們都為他高興，說「二爹」在文革中打掃廁所，十分認真，文革後還得了個「掏糞」獎。只是不明白，他明明是在家鄉掏的糞，怎麼由北京發給他「掏糞」獎呢？一時間在家鄉鹽阜傳為笑談。
後來，革命委員會首長覺得讓戴文葆打掃廁所不好，將他調到工廠當雜工，實際卻是陪伴主任外出當採購員，使他飽覽大好河山，大開眼界。
1976年文革結束，戴文葆在第二年返回北京，開始為自己的遭遇申訴求助。他托國務院辦公室主任吳慶彤轉信給鄧小平，請求安排生活。潘懷素聽說後也主動請人為他幫忙。老領導曾彥修在未曾見到他的情況下，就出面請求胡喬木幫助戴文葆解決工作問題。在多方合力下，人民出版社為戴文葆落實了政策。
1978年底，戴文葆先在文物出版社上班，兩年後又調回了人民出版社。原本，因為在人社受到過傷害，戴文葆是不願意再回人社的。但經不住曾彥修和範用等老領導的誠摯邀請，他又回到了人社。
人民出版社向來是大社派頭，它在給戴文葆的工作證上只寫「審讀室」三字，讓戴文葆心生不快，這是審讀室勤雜工呢還是編輯？
但據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署長宋木文說：「對戴文葆的待遇，是高於人民出版社副總編的。」
而戴文葆也不負重托，編輯出版了多部大書，包括《弘一法師書信集》《胡愈之譯文集》《文明的進程》《性心理學》，《魯迅全集》的選編，新寫了全部註釋等等。
曾經，對出版界是否有必要設立職稱系列，文化部和人事部產生了分歧。人事部的意見是，編輯工作沒有創造性，不需要設立職稱。文化部出版局將戴文葆的自傳和幾篇審稿意見及作者通信呈上，國家人事部有關人士看了後心悅誠服，同意設立編輯出版職稱系列。
1984年，教育部決定在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和南開大學試點，設立編輯專業，戴文葆受南開大學和北京大學邀請，擔任了這兩所高校的特聘教授。
1990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卷》，由戴文葆擔任該部分的副主任、副主編，並親自撰寫了《編輯》和《編輯學》兩個條目。
戴文葆晚年著述出版的《射水紀聞》，對家鄉歷史貢獻尤大。
2008年，戴文葆因病去世，享年86歲。
戴文葆生前的最後幾年，已經有老年精神病象，「時而憤怒，時而因不解而困惑而煩惱……常情緒不穩，波動很大，話出奇的多，時有恐懼和對抗心態。」
老領導曾彥修也說：戴文葆臨終前數年，總擔心早年參加國民黨阜寧縣情報室的歷史問題，有人會秋後算賬。曾彥修得悉此事後，特地趕寫了一封長信給他，說明他的歷史已完全弄清，請他無論如何放心，並說明此信同時交人民出版社黨委備案。
又據《戴文葆書信集》的編者李頻記載：他最後一次見戴老是2006年11月26日，那次是和太太一同去的。交談不久，李頻便感覺話風不對，戴老同他交談，總是前言不搭後語。說著說著，竟把李頻夫婦引到他臥室的書桌邊，從抽屜裡翻出離休證、工作證，要李頻的太太幫他拍照留存。李頻以為他又要譏誚什麼，誰知抬眼一看，發現戴老竟是一臉的嚴肅，這才感到大不同於往常。繼而戴文葆更憤激地說，單位會把這些東西收回，不承認他是離休幹部。李頻安慰他絕不會是那樣，內心卻萬般難受，趕緊示意太太用手機拍照，滿足老人的要求。
李頻明白，戴文葆反右受到的傷害，這道心靈上的傷口，從未完痊癒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