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春橋投靠江青文革中急速升遷。（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維基百科）
張春橋是一個極具爭議性的人物。中共歷史記述中，張春橋被認為是「四人幫」中的「狗頭軍師」，是外表陰沉的「野心家」、「陰謀家」，意圖「篡黨奪權」。在中共元老派眼中，張春橋被認為只不過是個「小文人」、「小記者」，在擔任政治局常委後，張春橋亦曾對女兒張維維說過：「哪一塊革命根據地是我開闢的？哪一支軍隊是我帶出來的？哪一場戰役是我打下來的？」作為「四人幫」核心成員之一，他從一個默默無聞的編輯，攀升至中共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的權力巔峰，最終又因四人幫倒臺而下獄，被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他的一生充滿了傾軋博弈，展現了中共高層權力鬥爭的殘酷與複雜。撥開歷史迷霧，追溯張春橋從「崛起」到墜落的政治生涯，有助於揭示文革時期中共高層內鬥的真相，張春橋在這場政治漩渦中的角色與命運到底如何展開和收尾的？
全憑一支筆和政治敏感度
張春橋，1917年2月1日出生於山東巨野一個小商人家庭。1934年夏，張春橋中學畢業後給各家報刊投稿，試圖以此為生，這一時期，他極力想引起文壇的注目，其文學評論專門以著名作家為批評對象，戴望舒、老舍、臧克家等人均受到過張的攻擊。年輕時的張春橋也曾在上海《大公報》工作，擔任記者和編輯，屬於知識份子階層。他在上海的文化圈有一定名氣。
1935年10月，張春橋加入「左聯」。1941年7月1日，張春橋寫下了《毛澤東之歌》，經音樂家盧肅譜曲後，歌曲在晉察冀流行。1944年4月調任《晉察冀日報》，任副總編輯。1949年5月張進入上海，在新華社華東分社和華東局宣傳部任副社長和副局長。
歷史的機遇很快降臨。1949年中共建政後，張春橋憑藉他的文筆和政治敏銳性，逐漸獲得了上海市委領導的賞識，當上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的秘書，這一職位使他對上海政壇的運作有了深入瞭解，也為他後來的「政治崛起」奠定了基礎。
投靠江青 文革中急速升遷
張春橋政治生涯的真正轉折點是遇到了毛澤東的妻子江青。江青到上海建「基地」，搞革命現代戲時，張春橋抓住了這個機會。他積極配合江青的文藝改革，表現出了與江青一致的政治立場，很快獲得了江青的賞識和信任。
這種關係使得毛澤東開始注意到了張春橋，毛澤東通過江青瞭解到上海有一個張春橋，對他的文章產生了興趣。張春橋乘機寫了篇《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這一文迎合了毛澤東「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理念，引起了毛的高度重視。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爆發，張春橋的政治地位迅速提升。1966年，他被調往北京，成為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成為毛澤東文革理論的積極推動者和執行者。在中央文革小組中，江青是實際負責人，張春橋則是其得力助手，二人形成了強大的政治聯盟。
張春橋在文革初期主要負責理論宣傳和組織工作，寫了大量文章為文革辯護，成為毛澤東的重要「筆桿子」。他的文章往往是毛澤東思想的註腳，幫助毛澤東在理論上為文革提供支撐。
1966年初，在毛澤東的指示下，張春橋先後參與修改《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五一六通知》等文化大革命指導性文件。1966年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張春橋被任命為副組長，從此進入中央工作。在1966年8月1日至12日舉行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張春橋參與了對劉少奇的批判，並在12月18日指示蒯大富，讓其在社會上公開點名批判劉少奇。
上海「一月風暴」與權力攫取
1967年初的「上海一月風暴」是張春橋政治生涯的又一重要節點。張春橋再度被毛澤東派至上海瞭解運動情況，他與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發動了「一月風暴」，打倒了以陳丕顯為首的上海市委，自此全國開始刮起奪權風。
在這次政治運動中，張春橋與姚文元、王洪文等人聯手建立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張春橋任主任。這被視為文革中造反派奪權的典型案例，為全國各地的奪權行動提供了樣板。
張春橋成功奪取上海市的權力後，得到了毛澤東的高度肯定。毛澤東稱讚上海的奪權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偉大勝利！」，使張春橋在毛心目中的地位更加穩固。
政治生涯巔峰
1966年9月15日，毛澤東與張春橋、江青、周恩來、姚文元、戚本禹、王力、關鋒等人合影。（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隨著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共元老被打倒，文革派繫在中共高層的影響力迅速擴大。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張春橋晉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到1973年中共十大，他更是被提拔為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達到了政治生涯的巔峰。此時的張春橋已經是中共最高權力層中的重要人物，擁有巨大的政治影響力。
張春橋在這一時期主要負責意識形態領域的工作，指導全國的文化、教育和宣傳工作，成為毛澤東文革理念的重要執行者和闡釋者。他與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等人被並稱為「四人幫」，掌控著中國的文化和宣傳領域。例如，張春橋指示姚文元編寫《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等批判文章，將學術討論政治化，確立「階級鬥爭為綱」的敘事框架，張春橋作為中央文革小組主要成員，主導對文化部、教育部等機構的改組，建立「革委會」體制取代原有管理體系。
四人幫在宣傳上壟斷全國，掌控《紅旗》雜誌等核心媒體，將樣板戲、革命文藝塑造為唯一合法文化形態，實施信息過濾與思想整肅。
與林彪的暗中較量
儘管張春橋在毛澤東那裡得到重用，但他在權力鬥爭中面臨的最大威脅來自林彪。林彪對張春橋十分警惕，認為他是一個危險人物。
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當毛澤東問林彪:「你看小張（張春橋）怎麼樣？」林彪未能領悟這句話的真實意圖是引他評論江青，而是直接回答了自己對張春橋的看法。林彪的警惕性和張春橋的政治野心使兩人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政治競爭。
隨著毛澤東與林彪矛盾的加深，張春橋巧妙地利用這一局勢，站在毛澤東一邊，成為攻擊林彪的主要力量之一。林彪事件後，毛澤東對張春橋等人的依賴更加明顯，使「四人幫」的權力在短時間內急劇膨脹。
與周恩來的微妙關係
張春橋與周恩來的關係也是複雜而微妙的。周恩來作為國務院總理，雖然在文革中保持了相對穩定的地位，但也面臨著來自「四人幫」的壓力。1974年12月，中共副主席康生曾向周恩來揭發江青、張春橋的「叛徒」問題。
周恩來向毛澤東匯報後，毛明確表示「不要再追查」，實際上保護了江青和張春橋。這一事件既反映了張春橋的弱點，也顯示了他受到毛澤東的特殊保護。同時，周恩來對張春橋的態度也表明瞭中共高層內部的複雜權力關係。
文革晚期的權力擴張
文革後期張春橋已預見自身下場不妙。圖為张春桥 、王洪文、华国锋（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1975年至1976年，隨著毛澤東健康狀況的惡化，四人幫開始為毛澤東之後的權力布局做準備。張春橋在這一時期主導了對鄧小平的批判，並試圖拓展自己在軍隊中的影響力。
然而，軍隊一直是四人幫難以完全掌控的領域。葉劍英、許世友等老將領對張春橋等人心存戒備，為四人幫後來的倒臺埋下了伏筆。葉劍英認為，江青四人幫和毛遠新攻擊他「反對文化大革命」，這成為他後來支持逮捕四人幫的重要原因之一。
預見自身下場不妙
張春橋是一個極具政治敏銳性的人，他對自己可能的命運有著異常清醒的認識。早在文革如火如荼的年代，張春橋就已經對文革的前景和自己的未來抱有疑慮。1974年，當文革已進行了8年之際，張春橋在一次私下談話中對親近的友人坦言：「如果文革失敗，我只有兩條路——要麼出國，要麼坐牢。」這番話顯示出他早就深感中共權力鬥爭殘酷性，也早已預感到自己可能的悲劇結局。
更令人驚訝的是，據曾與張春橋共事的上海市委工作人員回憶，早在1967年，當張春橋剛剛在「一月風暴」中掌握上海大權時，他就曾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過：「權力來得快，去得也快，大家不要太當真。」他的預言也不是沒有道理，張春橋對中共權力更替的規律門兒清。
1975年，當張春橋已經位居中共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的權力巔峰時，他仍然保持著警覺，在一次政治局會議後，曾對秘書說：「毛主席不會永遠在，他走後，我們這些人恐怕都不會有好下場。」
張春橋對毛澤東之後中國政治走向有他的判斷，他意識到自己在毛後時代可能面臨的危險。毛澤東是他和江青等人的最大保護傘，一旦毛去世，他們的政治地位將岌岌可危。
1976年初，毛澤東健康狀況急劇惡化時，張春橋緊鑼密鼓地安排人員收集整理鄧小平、葉劍英等人的「反革命言論」材料，試圖為日後可能的政治鬥爭做準備。同時，他還通過上海的關係網，秘密準備了一些海外聯繫渠道，為最壞情況下的出逃做準備。
1976年夏天，毛澤東病重，張春橋在一次小範圍會議上表示：「現在的形勢很複雜，我們必須有兩手準備。」什麼是「兩手準備」？後來的歷史學家解讀為：一方面準備爭取最高權力，另一方面也為失手後的處境做準備。
張春橋在「四人幫」內部的表現
張春橋的政治敏銳性使他在「四人幫」內部也顯得格外孤獨。據《邱會作回憶錄》披露，張春橋與江青、王洪文之間存在明顯的分歧。江青性格外露，行事衝動；王洪文則相對簡單直接；而張春橋則更為深沉、複雜，常常保持一定的距離感。
1976年9月初，毛澤東逝世前夕，張春橋曾對王洪文說：「我們不能太張揚，要注意分寸。」這一勸告被王洪文當作耳旁風。毛澤東去世後，江青和王洪文表現得過於急切，而張春橋則顯得較為克制。
華國鋒在回憶抓捕「四人幫」時曾透露，抓捕行動後，江青、王洪文和姚文元都有不同程度的激動和抗議。唯獨，張春橋一言不發，似乎早已預料到這一天的到來。或許他對自己命運心知肚明？
據與他共事過的工作人員回憶，張春橋很少參加非正式的社交活動，即使在「四人幫」內部聚會時也常常保持沉默。他私下裡愛看歷史書籍，尤其對中國歷史上的朝代更替和權力鬥爭有著濃厚興趣，這或許也是他能夠預見自己命運的原因之一。
張春橋的預言不是從天而降的，在1975年至1976年間，張春橋的言論和行動顯示出一種明顯的微妙變化。這一時期的張春橋開始更多關注實際政務，減少了意識形態方面的激進表態。
一位曾在上海市委工作的幹部回憶，1976年春，張春橋回上海視察工作時，突然對一些極左政策提出質疑，認為「過度的階級鬥爭對生產力是一種破壞」。這種表態在當時被認為是對文革路線的一種微妙修正，也可能是張春橋對文革走向的某種再思考。
更值得注意的是，張春橋在擔任國務院副總理期間，曾試圖推動一些務實的經濟政策，這與他早期的極左理論有明顯差異，所以也有人認為，張春橋在認識到文革可能失敗的情況下，試圖為自己尋找一條政治轉型的道路。
然而，歷史沒有給張春橋足夠的時間。毛澤東去世後僅一個月，四人幫就被一網打盡，張春橋對自己命運的預言最終成為了現實。
沉默至死
與江青在特別法庭上的慷慨陳詞和激烈辯護不同，張春橋選擇了完全沉默，拒絕回答任何問題，甚至連自我辯護也不做。
有分析認為，張春橋的沉默是一種高明的政治策略。一方面，他清楚地知道這場審判的政治性質和預設結局，任何辯解都無法改變判決結果；另一方面，或許沉默也是他對這場政治審判的一種無聲抗議？他以沈默表明拒絕接受這種權力轉移後的政治清算。
更深層次的分析認為，張春橋的沉默還可能源於，他知道文革的錯誤是制度性的，是整個中共體制的產物，而不僅僅是他個人或「四人幫」的責任。在這種情況下，沉默也許是他能做出的唯一的回應。
據悉，張春橋在獄中閱讀大量的歷史書籍，對獄警和工作人員較為平靜，很少發洩不滿。最終，張春橋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後改為無期徒刑。他於1998年獲得保外就醫，依然與「前妻」文靜生活在一起，直至去世，原因是當年和文靜離婚雖經中央批准，但沒有公開。至於為什麼秘密「離婚」，和文靜早年在抗戰時期為日本人寫過文章有關，文革時期有人拿這個資料攻擊張春橋，後來就傳出張春橋1972年打報告離婚的事。從當時風光無限的張春橋的婚姻變故，不難看出，強調黨性高於一切的共產黨對於人性的摧殘，即便是中共高層，也無法擺脫這一命運。
據一些瞭解內情的人透露，晚年的張春橋幾乎不談及政治話題，只對家人表示：「歷史自有公論。」這句話也許是他對自己一生最後的總結，也是對那句「要麼出國，要麼坐牢」預言的最終註腳。張於2005年4月21日因癌症在北京病逝，終年88歲。
張春橋的思想與行動之間存在著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他是極左路線的筆桿子，寫下了《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等極具煽動性的文章；另一方面，他又能夠冷靜分析政治形勢和權力走向。簡直是政治表現上的表裡不一，矛盾體的典型。
張春橋在文革上躥下跳揭批「走資派」和「修正主義勢力」，但在私下裡卻顯示預見到文革可能的失敗。這種思想上的矛盾反映了張春橋複雜的政治心理，也暗示了他在政治光譜上的特殊位置。
無論如何，張是文革理論家和急進派代表，推動了許多極左政策，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動盪和文革災難
張春橋的「崛起」與隕落展示了中共權力鬥爭的殘酷性和不確定性，也反映了意識形態在中共政治中的重要作用。
張春橋的政治生涯是中共文革歷史的一個縮影，他的沉浮反映了那個特殊時期的政治邏輯和權力規則。從默默無聞的文人到權傾一時的政治局常委，再到階下囚，張春橋的命運轉折背後是中共高層權力鬥爭的殘酷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