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15日，農民在一片稻田裡插秧(圖片來源： STR/AFP via Getty Images)
我曾在中國廣州市增城區農業農村局下屬單位擔任基層統計與數據整理工作。
2023年秋季，我自發走訪轄區內5個鎮街農貿市場和24戶養蜂農戶，記錄了真實的蜂蜜市場價格，並將調查結果整理成《2023年增城區蜂蜜價格調查報告》。這份報告中，我清楚寫下：「虛假價格數據會對上級農業政策和市場干預措施產生直接誤導，甚至導致財政資源的嚴重錯配。」這是我當時內心的警覺。
然而，這份報告的出現，卻觸怒了我的上級。2023年12月，在一次由畜牧獸醫與漁業科主持的數據會議上，我將這份報告分發給與會者。幾日後，我即被紀檢部門約談，並於2024年1月10日正式收到「記過處分」。單位當時口頭傳達的理由是：「未經授權，擅自擴大數據調查範圍，擅自代表單位對全區蜂蜜價格進行統計。」
我的報告之所以被壓下，不僅是因為它寫了「真實數據」，更因為我揭穿了「他們不想讓人看到的真相」。我所在單位的數據主管姚小哲，曾在2024年4月18日就提前下發通知，要求我們在當月尚未結束前，就提交「4月的家禽產量數據」，並同時提交整個二季度（4–6月）的預測統計。這意味著我們要用還沒發生的數據去填表，甚至用「政治預期」去指導「市場供需」。
更關鍵的是，這些造假的產量與價格數據，直接關係到各鎮街能否獲得財政補貼。也就是說，預測越樂觀、產量越虛高，越有利於拿到「項目資金」。而我當時做的是實地調查——沒有預測，沒有包裝。我寫的數字，是從一個個農貿市場和蜂農嘴裡聽來的、一個個攤位上記下的。這在他們眼中，是「錯誤」，是「麻煩」。
更可怕的是，2024年1月17日，公安機關進入我辦公室，以「精神狀況」為由對我進行盤問。對我來說，那不再是一次「談話」，而是一種警告。我曾試圖提交辭職信，卻被人事部門以「考察期未滿」為由駁回。2024年5月被公安傳喚，試圖以精神病為理由，駁回我之前的發言，還威脅我要進精神病院。在接下來的時間裏，我被要求每月提交「思想匯報」，並與一名警官進行定期視頻「回訪」。
我曾是一個熱愛土地、熱愛數據、熱愛農村真實生活的人。但現在的我，被逼逃亡。中國的GDP，不是天上下來的宏觀總量，而是像我這樣成千上萬的人，一筆一筆地寫出來的。我們寫的時候，也許心裏是發抖的，也許知道那不是「真數」，但我們沒有選擇。
而我，選擇了說出真話。現在我自由了，終於可以揭露他們當時不敢讓我公開的秘密,我做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