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博物院正門神武門(圖片來源: 維基百科)
1924年10月，北京政變爆發，馮玉祥倒戈直系，聯合段祺瑞發動政變，軟禁總統曹錕；11月5日,隨後逼迫溥儀遷出紫禁城，結束了滿清皇室在北京最後的皇權。
當馮玉祥毀約下令驅逐溥儀離開紫禁城時，鄭孝胥極度悲憤，認為這是對皇統與華夏禮制的褻瀆。他曾留下言論：「今之共和，不足信也；華夏當有主也！」
這場政治劇變，不僅改變了中國北方的軍政格局，也直接衝擊了溥儀身邊一批重要人物的命運，其中就包括鄭孝胥與王國維。甚至包括國民黨未來的命運。
鄭孝胥在出逃的路上，憤然提出著名的“三共論”預言：“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將亡於共產，共產則必亡於共管。”這段政治預言，簡明扼要、擲地有聲。它所暗示的政局演變，直到今天仍讓人捉摸不透。
第一句“大清亡于共和”在他說這話時，是已經發生的事了。而第二句“共和亡於共產”，在鄭孝胥此言之後的25年，也就是他死後的11年，都成為事實。預言的前兩句已經應驗了，目前第三句預言還是成謎。我們會在下一篇解讀。
北京政變下的鄭孝胥與王國維
相比鄭孝胥的激烈反應，王國維的處境更為隱晦與沉鬱。王國維當時受聘於清室善後委員會，也是故宮博物院籌備委員之一，深度參與故宮文物、典籍的整理保護工作。他認為中華文化的精粹與國族精神，需要由這些「禮制象徵」來延續。當政變發生，溥儀被逐，王國維感到的是文化命脈的崩塌、歷史斷裂的無力感。
他在私人通信中曾悲憤寫道：斯文將亡，吾誰與歸？而他更曾對友人表示：共和肇始，尚可圖；今赤潮將臨，中華必陷萬劫不復。
這句話深刻預言了中國將面臨的赤化浪潮與文化浩劫。三年後，王國維自沉昆明湖，時人認為其死並非單純感傷，而是對整個時代沉痛的告別與抗議。
這兩位遺老，一文一武，一死一生。王國維選擇殉道，以死護文明；鄭孝胥選擇逆行，在風雨飄搖中勉力延續舊制。他們分別象徵了清末士人兩種極端的命運抉擇：或以身殉道，或與時周旋。他們的身影，在歷史的殘陽中，格外長，格外悲壯。
今天的主角是預言三共論的鄭孝胥
鄭孝胥 晚清 (图片来源: 公用领域)
在清末民國那個風雲變幻的時代，有一位不能不提的奇人。他不僅學問出眾、詩文卓絕，更是一位書法宗師。他的書法佳作，如今在收藏界已是難求之物。而你或許想不到，如今交通銀行的招牌字體，正是出自他之手！
早在1915年，他為《詞源》題寫兩個字的書名，就收了整整五百兩白銀的潤筆費；“交通銀行”四個字，潤筆高達四千兩白銀；最誇張的是他為商務印書館題寫五字館名，竟開價一萬兩白銀！雖然最終因落款爭執而未能成交。真可謂是一字萬金。
這位傳奇人物，便是鄭孝胥（1860年－1938年）。他祖籍福建閩侯，出生于蘇州胥門，他的家族是典型的書香門第，自曾祖父鄭鵬程起，四代之中出了十個舉人、五個進士，更有三人榮登翰林之列。鄭孝胥可謂“出身即高峰”，22歲便高中福建省鄉試解元，仕途一帆風順。
1898年參與戊戌變法，支持新政；立憲運動期間擔任預備立憲公會會長，積極呼籲開設國會，實行君主立憲。他還參與創建了上海商務印書館和上海儲蓄銀行，推動新式教育和文化事業，堪稱一位“思想超前的遺老”。
辛亥革命後，清廷覆滅，他卻選擇淡出政壇，自稱“遺老”，寓居上海，以賣字為生。
1923年，他被溥儀邀請入故宮講授《資治通鑒》。一年後的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將溥儀逐出皇宮。鄭孝胥協助溥儀出逃。
要説到鄭孝胥的三共論，我們還需要回到1924年前後的大環境中去看看。
風雲突變的1924：馮玉祥“北京政變”的背後故事
1924年10月，北京城風聲鶴唳。一場突如其來的“政變”，撼動了北洋政府的根基，把剛剛與蘇聯勾搭連環的國民黨推向歷史的風口浪尖，也給國民黨最後的結局埋下了伏筆。發動這場政變的，是號稱“基督軍閥”的馮玉祥。
馮玉祥是北洋軍閥，但“另起爐灶”
馮玉祥出身寒微，軍旅起家，自稱信奉基督，常以清教徒形象示人，因此有「基督將軍」之稱。然而，他的政治立場卻異常靈活，甚至多變。
早年投身清軍，後來在北洋體系中一步步崛起。他原本是北洋軍閥直系領袖曹錕的部下，位居重鎮，掌握駐京部隊的核心兵權。
但馮玉祥始終與主流北洋派格格不入。他宣揚節儉、提倡信仰基督教、強制士兵戒煙戒賭，一度被譏為“清教徒軍閥”。在北洋內部，他屬於“雜牌軍”，受人忌憚，也被輕視。
1924年直奉戰爭爆發，直系（曹錕、吳佩孚）和奉系（張作霖）爭奪北方主導權。馮玉祥原是直系一員，卻在關鍵時刻倒戈，突然率兵入京，發動兵變，幽禁大總統曹錕、驅逐溥儀出宮，史稱“北京政變”或“首都革命”。
這場突襲成功的政變，令馮玉祥一夜之間成為北方軍政主腦。
馮玉祥政變前，已受蘇聯秘密接觸
許多人不知道，馮玉祥政變並非孤立行為，而是在政變前數月，就已與蘇聯秘密往來密切，當時蘇聯於中國政治中日益活躍。
據史料記載，政變前馮玉祥已多次與蘇聯駐華代表鮑羅廷接觸。蘇聯承諾，只要他發動政變，推翻親英美的直系政權，便會提供軍火與金援支援。這場「交易」為政變鋪平道路。
1924年6月，蘇聯駐華代表越飛抵達廣州，與孫中山正式會談，促成了“國共合作”。但與此同時，蘇聯特使鮑羅廷也秘密與馮玉祥接觸，許諾提供資金援助與政治支援。蘇聯是一手握兩家。
馮玉祥雖然信基督，但極為務實。他當時正與吳佩孚等直系將領矛盾重重，資金匱乏、軍心不穩，正需外援，而蘇聯提供的金援與武器恰中其需。加上他早有北上之意，因此在判斷直系失勢時果斷倒戈，發動政變，徹底打亂北洋格局。
他政變後還邀請蘇聯顧問駐京，並歡迎中共成員在其勢力範圍內活動，甚至接受共產國際提出的改造軍隊意見，可謂“左右逢源”，充分利用蘇聯這張牌。
孫中山的最後北上：理想與現實的巨大落差
政變發生後，馮玉祥迅速成立了「國民軍政府」，邀請孫中山北上，實現「國共合作」。蘇聯方面則加快向中國輸出革命勢力，派遣大批顧問與軍事教官支援馮部與國民黨，推動赤化。
就在馮玉祥發動政變的同時，遠在廣州的孫中山，也正進行他人生最後一次北上嘗試。他深知，單憑南方之地，難以一統中國當上大總統。馮玉祥政變為他打開了進入北京的大門；而蘇聯支持國共合作，也為他帶來了新盟友。
雖然他明白：這場政變都是出於算計；馮玉祥、張作霖、甚至蘇聯，都在相互利用而已。盡管如此，孫中山還是應馮之邀，于11月毅然決定北上。
1924年底，孫中山乘坐永豐艦北上，沿途受到「表面上的」熱烈歡迎。他原本希望與北方軍閥協商統一大業，推行其「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的新三民主義，卻逐漸發現形勢遠比預期複雜。
首先，馮玉祥表面親近國民黨，實際上並不真正聽命孫中山；其次，奉系張作霖並未被完全擊敗，北方局勢依舊詭譎；第三，蘇聯雖承諾支援，但其目的是爲了積極扶持中共發展，反而令孫中山內外交困。
可惜天意難違，孫中山北上途中已重病在身，1925年初在北京協和醫院病危，3月病逝。未能見到統一全國的那一日。只留下一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一場政變，改變中國走向
1924年10月，北京政變爆發，馮玉祥一舉囚禁曹錕，宣佈改組政權，邀孫中山北上，接管中央。他自詡為推動時代進步的將軍，實則在軍閥鬥爭、國際勢力與理想政治中左右搖擺。
政變表面上是軍人反腐，實際上是一場「赤化加政變」的複合體，拉開了北洋末路與國共合作的序幕。
而這一切，都發端於政變前的那段迷霧與躁動時光——當理想、野心與外力齊聚一堂，歷史的巨輪便再也無法後退。
更可怕的是，他為“國共合作”創造了難得的戰略空間：馮玉祥在北方歡迎共產勢力，孫中山在南方借力蘇聯整軍，這場政變之後，中共借殼國民黨成長，整個中國的政治棋盤，從此進入革命與紅潮的前夜。
孫中山和馮玉祥都沒有深刻地認識到，他們在引狼入室。
1925年1月，孫中山病情惡化，被診斷為肝癌。他在北京寓所（鐵獅子胡同）靜養，在最後時刻，還未醒吾。他留下遺言，繼續強調要「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並敦促國民黨同志以「三民主義」為國本。
蘇聯與中共的暗影：誰在操盤北京政變？
北京政變背後，蘇聯的影子無所不在。當時的蘇聯正積極輸出革命，試圖將中國納入其全球共產主義網絡。他們扶持國民黨，也秘密協助中共滲透軍政各界。
1924年政變之後，大批中共黨員被安排進入西北軍內部，甚至有人擔任政工人員。馮玉祥雖未正式加入共產黨，卻默許甚至利用這些人鞏固軍隊。
這也引發不少當時知識分子的警覺。著名學者王國維就在政變後憂心忡忡地記錄：「赤化之禍，旦夕不測。」他認為蘇聯與中共的滲透已對中國政局構成重大威脅。
1927年，在北伐軍如潮席捲北方、遺老勢力灰飛煙滅之際，王國維選擇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以死明志。他的最後一封手劄中，仍反覆提到「赤禍」、「共產之毒」，表達對傳統中國的殘念與對文化命運的哀嘆，成為民國初期士人悲歌的縮影。
而在同一時代，鄭孝胥則選擇了另一條完全不同的路。他雖亦深感國破家亡之痛，卻未如王國維般消沉絕望，而是以更實用主義的姿態與現實周旋。在北京政變發生後，他並未與溥儀斷絕往來，反而積極協助其策劃「東山再起」之路。1924年冬，溥儀逃出紫禁城，短暫居於天津張園時，鄭孝胥便前往相助，並提出著名的「三共論」：“大清亡於共和，共和將亡於共產，共產則必亡於共管。”這句預言後來被許多遺老視為天機，並在歷史中引發無數討論。
那麽三共論裏存在哪些因果、玄機和內涵，因爲篇幅有限，我們下次再説，謝謝您的閲讀，下次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