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左起：曹長青、呂貴品、方勵之、劉曉波（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得知詩人呂貴品在深圳去世的消息，心裏咯噔一下，一股冰冷的悲傷襲來，一些遙遠的往事如電影膠片般在眼前閃過。
呂貴品是我《深圳青年報》的同事，也是我的東北老鄉。他77年考上了吉林大學中文系，和徐敬亞、王小妮成為知名的「吉大三詩人」。當年他們，還有後來獲「諾獎」的劉曉波等人，在吉大成立了《赤子心》詩社。當年我在黑龍江大學主持文學社團「大路社」，曾去吉大中文系，跟徐敬亞、呂貴品、劉曉波等徹夜暢談，那是一個充滿抱負、熱血沸騰的青春時代！
1980年代我在《深圳青年報》時，把徐敬亞和呂貴品都調到了報社。呂貴品和另一位責任編輯張敏毅負責「理論版」，徐敬亞和另一位我從牡丹江調來的東北作家劉樹德負責「文藝版」。這是《深圳青年報》最開放、最前衛的兩個版面。
後來報社因發表「勸鄧小平退休」等文章被整頓時，中宣部派來的工作組負責人說，理論版發表了太多出格文章。像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等在當時被視為中國最開放的知識份子的出格文章，都是在我們的理論版刊出的。也因此，責任編輯呂貴品、張敏毅，還有作為簽發者的我，都被撤職，報紙被關閉。
徐敬亞和劉樹德負責的文藝版，也是很超前。當年劉曉波那篇抨擊文學界黨文化遺毒的「新時期文學的危機」，原是一個內部座談會的談話，其它報刊都不敢發，徐敬亞把稿子拿給我看，我們一致決定發表。劉曉波因這篇尖銳文章而在文壇一炮打響。
八十年代的中國，朦朧詩、現代詩等在年輕人中很紅火，因為它是對歌功頌德的黨文化的一種挑戰，有點像後來爆紅的搖滾樂。但當時很多年輕人的詩歌找不到發表園地，主要文學期刊、報紙的文藝版面當然都還掌控在老一代「黨的文人」手中。有志闖出一條新路的徐敬亞、呂貴品聯絡到安徽《詩歌報》，跟我們《深圳青年報》聯手，同時在報紙上推出了幾十萬字的現代詩。
《深圳青年報》隸屬於深圳共青團，性質也是黨報。在黨的報紙上幾個版面全是詩歌，而且多是朦朧詩、挑戰黨文化的現代詩，這在中國新聞史上是第一次，也是絕後的，迄今再沒有過。在世界文壇也沒見過，因為是專制制度下一種獨特的文字反抗舉動。
這個活動搞得聲勢浩大，成為中國詩壇的一次盛會。光是那幾個版面連成一體的新穎排版設計就給人強烈視覺衝擊。《深圳青年報》是中國第一家結束了鉛字、實現了膠版照相印刷的報紙。
這個「1986中國現代主義詩歌大展」後來被研究者譽為中國現代詩的一次井噴！
對於這個詩歌大展，徐敬亞和呂貴品付出很多心血，他們要從全國各地寄來的上百萬字的詩中篩選、編輯，工作量很大。但他倆樂此不疲、興奮不已，就像淘金者挖到金礦。
當時在深圳大學出版社做編輯的詩人孟浪後來也參與，把這些詩編輯成書《中國現代主義詩群大觀1986-1988》，由上海同濟出版社出版了，為中國現代詩的歷史留下一座豐碑。在這個過程中，貴品功不可沒。
報社被關閉後，我們都失去了工作。尤其令我不安的是，由我調進報社的徐敬亞和呂貴品的戶口還沒有落到深圳，這種情況下，他們就有被市委工作組遣回東北的危險。38年過去了，我還清晰地記得，當時我騎著自行車，趕到深圳郊區的市公安局訓練基地，找到一個跟我學寫詩的派出所長，通過他的關係，緊急地把徐敬亞的妻子王小妮、呂貴品的妻子孫燕芝醫生的戶口落到了深圳。這樣工作組就沒法把徐敬亞、呂貴品趕回東北，因他們妻子的戶口已在深圳了。
當時辦成之後，徐敬亞和我，一起在呂貴品家裡喝酒慶賀。這樣不僅可以保住徐敬亞、呂貴品留在深圳，還可以保住報社分給徐敬亞的一套三居室住房（後來這套房子應該價格不菲，也給敬亞夫婦一個生活安慰）。在那個制度下，試圖反抗，斷了生路就是下場。如果是今天就更慘，誰敢勸皇上退休，鐵定進監獄。
沒了工作，但酒照喝。東北人本來就因天氣寒冷而喜歡喝酒，何況又是寫詩的。真是「詩逢知己千杯少」。
但隨後不久，我們三人就因為參加一位「酒友」的活動，倒了一次楣，瞭解了一個更深層的恐怖。
八十年代初，我在北京的中國青年出版社宿舍修改我和詩人謝文利合寫的《詩的技巧》書稿時，同宿舍住著一位學者李少一，他來修改書稿《中國古代兵器史話》。他豪爽大氣，對十八般武器研究得頭頭是道。我們成為朋友。深圳青年報被關閉、我被整治時，他還到深圳看望我，還一度想把我藏到軍隊去，說他有很多軍方朋友。
也同樣喜歡喝酒的李少一後來創辦了《酒文化研究會》，他在海南開研討會，特意請了我和徐敬亞、呂貴品去參加，也想讓我們三個失去工作的人散散心。
但我們三人從深圳抵達海口剛住進旅店，就被會議方告知，說接到深圳公安局通知，不許我們三人到會場，只能呆在旅店。當時我們去海南島的事，沒告訴其他人。看來當時公安方面在秘密監視我們。後來我出國時，一位公安局的朋友告訴我，當局懷疑我是美國的民運組織《中國之春》在深圳的聯絡員。其實我根本不是。
我們三人被「關」在旅館。結果給了我們機會，談詩，談經歷，談人生，那是時間最長、最痛快的一次天南海北的三人暢談。貴品當時那個眉飛色舞的談話樣子，仍歷歷在目！
徐敬亞是詩人理論家，呂貴品則是純粹的詩人。而且他好像天生就是詩人的料，因他率真，開朗，像個長不大的孩子，總是笑呵呵的，一副天塌下來也不在乎的樣子。報社的人都喜歡貴品。有個從北京中央黨校調來的女資料員，原來一板一眼、很有黨性的樣子，但自從跟呂貴品熟悉了，像變了一個人，也灑脫起來。
我跟貴品最後一次出行，是和劉曉波一起，去北京探望方勵之、李淑嫻夫婦。我們《深圳青年報》發表過方勵之的「中國改革的關鍵是一黨制還是多黨制」（發這篇文章也成為報社的罪狀之一）。報社被關閉後，我還以「深圳思想俱樂部」主席的名義邀請已被開除黨籍的方勵之到深圳演講，雖最後遭當局阻止。
當時在方勵之家裡，李淑嫻教授為我們四個人留下合影。今天看到照片上的其他三個人（方勵之、劉曉波、呂貴品）都走了，而當今的中國竟然比四十年前的政治氣氛更加肅殺，這不僅令人悲傷，更令人脊背冰涼。
當年聽到我要去美國留學時，貴品興奮地說，要殺一頭豬設宴為我送行。雖然沒做到，但這種主意也只有他想得出。呂貴品豪邁大氣，但也是貴人多忘事的典型。有次他請一圈朋友到他家吃飯，朋友們都來了，等了好久，他才回家，一臉驚訝地問，你們怎麼都到我家來了？他把請客這事全忘了。
但對朋友託付的事，貴品卻很認真，並不馬虎。劉曉波因參加八九民運入獄後，我在紐約東北同鄉會幫他募捐了一點錢，托當時在哥倫比亞大學讀博士的美國朋友Harold帶到深圳給了呂貴品，請他設法轉交。曉波出獄後，貴品把美元現金塞在球鞋裡（要知道是那個年代）穿去東北送給了曉波。1993年來美國時，曉波用他特有的結巴調子說，「長青你、你——們資、資本主——義的臭、臭錢可真——臭呵，貴品他藏——在臭球鞋裡帶、帶過來的。」
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後，我寫了長文「撕裂的劉曉波」，批評他第一次被捕後上中央電視臺說解放軍在「天安門廣場沒殺人」、第二次被捕後說「中共監獄人性化」等。文章在海外發表後，也群發給了我手裡的電子郵箱，也有呂貴品的。我到美國後跟貴品只通過幾次電話，並沒有單獨的電子信聯繫。貴品對我之前之後群發的文章，從未有回覆，也不知道他是否收到。因不想給他們惹麻煩，我也從不問。只有對這篇「撕裂的劉曉波」，他在文章上面回了幾個字：「長青兄，郵件收到，很想念你！貴品。」以此表達他對這篇文章的認可。他沒有因為自己的同學得了諾獎而攀附讚美，反而對同學的「撕裂」看得很清楚。
我文章中有一段話，沒提名地引用了一位「我和劉曉波共同的朋友」的話，批評了劉曉波的追逐虛榮。這個人就是呂貴品。貴品的可貴品質就是要麼沉默，要麼說真心話，保持了「天子呼來不上船」的詩人氣質。
呂貴品近年得了腎病，需要每週兩次洗腎，一次四小時躺在透析床上。一般人面對這種狀況可能對人生沮喪，保命要緊，其它都不管了。但貴品骨子裡就是詩人。他堅持寫詩，有時每天都出作品。他說，患病之後，更感到人生像浮舟，詩是拋錨。只有詩，像錨一樣，讓他在痛苦中定位，得到喘息，得到慰藉，得到歡樂。
過去這些年，在詩歌這種形式已經沒有了多大市場的情況下，他仍然頑強地寫了很多詩，出版了五卷本的《呂貴品詩文集》和《詩歌選集》等。我出國後主要寫政論，很少看詩了。從網上看到，呂貴品寫過一首《什麼樣的人是詩人》，其中兩句給人印象深刻，大意是「詩人是長了胡碴的孩子，詩人是活著的烈士」。大學時代，我因寫《詩的技巧》一書，閱讀和研究過很多詩歌、詩人、詩評，但從未見誰提到過《什麼樣的人是詩人》。
貴品這首詩還真說到了點子上。詩是抒情的藝術。中國大詩人李白為代表的浪漫主義就是典型：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其豪邁之情，只在童心可循。
詩貴真情，詩人貴純真。貴品身上，就有這種不可救藥的純真，即使長滿胡碴，即使步入老年，他還在用孩子般的眼睛看世界。心不長老繭，情一直純真，就永遠是詩人！
「詩人是活著的烈士」，也是言為心聲。詩不僅抒情，也言志。呼喊「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大詩人杜甫、留下「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絕句的陸游等現實主義派大詩人，就是詩言志的代表。在專制當道的社會，真正的詩人就是活著的烈士，他們要付出「說真話、抒真情」的代價和犧牲。
呂貴品的詩，沒有直白挑戰當今政治，也沒有直接對抗政權，而是強調真情、人性，從更大的角度宣揚杜甫、陸游的人道主義情懷。在2019年深圳舉行的「深讀詩會」上，呂貴品強調思想啟蒙，建議人們讀荷馬史詩、但丁《神曲》、莎士比亞戲劇，說這些經典作品維護人權，維護人的獨立思考。
在每週換血的透析床上，貴品頑強地繼續寫他的詩。詩裡沒有哀哀怨怨、沒有沮喪人生，反而展示了一種超脫、豁達的境界。在《深圳青年報》時，呂貴品就喜歡日本音樂家喜多郎的作品。編輯《中國現代主義詩群大觀》時，貴品聽著喜多郎的音樂，那種神秘、飄逸、超凡脫俗，呼應著他自己內在的感應。躺在透析床上換血時，他心裏可能還在迴盪著喜多郎的曲子，詩和音樂，大概是洗淨貴品的靈魂之血。
才69歲的呂貴品走了，他追隨著喜多郎的曲子尋求心靈的寧靜去了。在天國，不再有病痛，不再有政治紛擾，不再有人生苦惱，只有天人合一的喜多郎的「天界」陪伴著他。他一定還在寫詩，那飄下的東北雪花，那灑下的深圳熱雨，都傳遞著他的詩句，是那個「長胡碴的孩子」、那個活在朋友們心裏的「烈士」在跟我們說話。
貴品，你走好，長青用這些浸著淚水的文字送你最後一程！
寫於2025年5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