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載體古今對比，知識的「重量」不可同日而語。（圖片來源：臺灣中央研究院 研之有物）
感受知識的重量 解開簡牘的祕密
你正看著的這篇文章，有4千多字，在網頁上閱讀，你不會感覺到「重量」，但對古人來說，這可有多奢侈啊！在紙張發明前，古人主要的書寫載體是以竹子、木頭辛苦製成的「簡牘」，如何書寫？為何而寫？寫了什麼？每個問題背後都大有學問。跟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通信研究員邢義田院士，解讀漢代邊疆出土的簡牘，發掘隱藏其中的文化流播與帝國治理祕密。
知識不可承受之重——48公斤的《史記》
文字載體古今對比，知識的「重量」不可同日而語。
中研院邢義田院士專精中國秦漢史，在研究生涯中有樣東西特別引發他的興趣，那就是當時的文字載體——簡牘。
簡牘由竹、木片製成，如用類型細分，「簡」又稱「札」，可書寫單行文字，長約23公分（漢代的一尺）、寬約1公分，厚不過0.1、0.2公分；「牘」則可寫兩行以上文字，長、厚度與簡相當。數枚簡用麻繩編聯在一起就成為「簡冊」。
從春秋戰國到秦漢、三國，簡牘都是主要的文字載體。一直到西元4世紀左右，隨著紙張逐漸普及，佔空間的簡牘才慢慢被取代。不過在中國西北出土的簡牘之中，最晚甚至有到唐代還在使用的記錄。
「一枚簡上，平均只能寫38個字。《史記》有52萬6千5百多字，算一算就知道得用多少枚簡。」邢義田出了一道數學題。
依據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典藏的簡冊來計算，平均一枚簡的重量是3.5克，超過52萬字的《史記》至少需1萬3千855枚簡，約重達48公斤，幾乎跟一袋水泥一樣重。其體積更是高達28萬4千310立方公分，約略等於一臺冰箱，是紙本《史記》的225倍之多。
邢義田院士親手製作簡冊，捧在手上可感受到沉甸甸的重量。
（圖片來源：臺灣中央研究院 研之有物）
數學題不難，難的是古人要書寫、要留下文字記錄，得克服多道關卡。
秦漢時期製作簡牘全靠手工完成，從砍竹子、樹木就地取材做起，接著還要經過去皮、裁切、水煮、火烤等工序，才能做出可以書寫的簡牘。
把文字謄寫上去，又是一項艱辛任務。兩漢魏晉時期的圖像記錄下古人一手拿簡、一手懸肘、腕書寫的模樣。然而，根據邢義田的考究與親身試驗，書手不可能每天維持這個姿勢，如何方便、快速、省力地完成工作是首要考量，「伏幾案而書」應是日常情景。
此外，古人還會用許多小秘訣讓書寫工整，例如對照「標尺簡」或在簡側邊畫上墨線，都能讓文字與段落在穿繩成冊後，保持整齊美觀。順道一提，「冊」這個字，就是多枚簡編聯在一起的樣子。
古人為了保持文字規整，會使用標尺簡，上頭「上下」二字的位置剛好將簡面分成三等份；或是在簡的側面畫上墨線，皆有提示編繩位置、分欄書寫參照的功能。圖｜臺灣中央研究院 研之有物（資料來源｜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簡牘出土！靜態文字揭示人群與文化的動態軌跡
簡牘的內容包羅萬象，上至皇帝詔書、部隊軍令，下至常民書信、商販帳目，這些竹、木片乘載著悠遠的歷史、也記錄了人們的生活。
20世紀初起，大量的簡牘陸續從中國各地出土，累積至今已超過20萬件，是非常重要的史料。
這些簡牘是誰寫的？為何要寫？寫了什麼？每個問題背後都有很多故事。
邢義田指出，簡牘記載的文字內容固然具備豐富研究價值，然而字裡行間的脈絡、文字之外的線索，卻是容易被忽略的珍貴細節。
「簡牘上的文字，是靜態的資訊，但當我們把『發掘地點』這個空間維度加進來，就可以觀察人群遷徙及文化交融的動態變化。」邢義田解釋道。
例如，西方史學界在英格蘭北部Vindolanda發掘寫有拉丁詩句的木牘，當中包含羅馬詩人Virgil的《農事詩》。這不僅是羅馬帝國曾占領不列顛的明證，更揭示了軍隊帶去的不僅是武力，還有來自地中海的文化。
英格蘭北部 Vindolanda 出土的羅馬木牘，發現寫有羅馬詩人 Virgil 的《農事詩》。
（圖片來源：邢義田提供）
這些木牘上的詩句，如同歷史上一個個「點」，隨著征伐的足跡被串連成「線」，再經過後世學者深入研究，最終構築出一幅宏大的「面」。羅馬帝國在歐洲開疆拓土的歷史也跟著立體起來。
絲路上的經典篇章：漢代河西簡牘中的文化流播
邢義田認為，西方學界這個研究路徑，很值得漢字簡牘研究借鏡。因此，他對中國西北出土的漢代簡牘進行深入解析，同樣有許多精彩發現。
這些簡牘的出土地位處漢代的「河西四郡」，由東南向西北依序為：武威、張掖、酒泉、敦煌，位於今日的甘肅省及周邊地帶。
當時，這裡是荒涼險惡的邊疆重地，且與外敵接壤。漢武帝多次出兵征討匈奴，最終成功奪取河西走廊，打開通往西域的絲路之門。
漢武帝時期疆域，「河西四郡」位居漢帝國與西域諸國之間，是陸上絲路必經之地。
（圖片來源：臺灣中央研究院 研之有物 Wikipedia（Jiu Qiaozai CC BY-SA 3.0））
為了鞏固邊防、開墾蠻荒，漢武帝實施了大規模的人口遷徙政策，將大批貧民、災民、乃至被放逐的罪犯遷徙至河西四郡。據史載，人數高達70餘萬！
除了大批來自中原的移民之外，河西地區作為絲路要衝，還有來自西域各國的使者、商人、教士穿梭交流，形成了一塊民族、語言極其多樣複雜的地帶。
在這個文化交匯點出土的簡牘，藏有許多文化流播的軌跡可循。
有的簡牘出自官署，如日誌一般的文字，記載了與西域各國的互動，有政治外交上的動作，也有經貿上的往來。透過這些官方的行政與軍事文書，可以更深入瞭解漢代的規章制度、政府組織與決策運作。
「不過，在那些看起來『沒那麼正經』的私人手記中，有時會呈現更生動有趣的文化面貌。」邢義田娓娓道來他的驚喜發現。
在漢代軍隊駐守地、西域古國遺蹟出土的簡牘中，發現抄寫了習字教科書《蒼頡篇》段落的殘簡，另有多部儒學經典片段（如《論語》、《周易》、《春秋》等），還可見到占卜、相馬、曆法等方術記載，數量之大，不勝枚舉。
看來漢代士兵、西域居民在工作之餘，仍把握機會持續學習。漢代成年男子會利用到邊疆服役的時間學寫字；西域居民則透過學習漢文經典加深與帝國的連繫，漢文化因而隨著絲路在西域諸國流播。
書寫在簡上的經典。圖中間的簡抄錄了《蒼頡篇》首句「蒼頡作書以教」，是邊塞士兵練習寫字留下的片段。
（圖片來源：邢義田、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提供）
解密簡牘請帖：發現佛教傳入中土的證據
此外，「宗教」的流傳更是一個重要發現。研究顯示，佛教在漢代傳入中原，從河西一帶出土的簡牘，就能窺見蛛絲馬跡。
舉例來說，在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的一枚簡上，就發現了一段神秘文字：
圖｜臺灣中央研究院 研之有物（圖片來源：邢義田提供）
這是一封盛意拳拳的請帖呀！名為「譚堂」的主人恭敬地發出邀請，歡迎對方前來共享簡單酒水與音樂，日期與地點也以小字在左下方清楚標明。活靈活現的簡短文字，讓當時人們的社交生活躍然「簡」上。
然而，裡面的四個字「小浮屠里」吸引了邢義田的注意。「這不只是一個地名，用『浮屠』這個佛教術語來為聚落命名，暗示當時的敦煌出現了佛教信徒的社群。」邢義田說明。
這枚簡的年代推估為東漢初年，而要形成穩定的信仰社群，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邢義田據此推測，佛教可能早在西漢末年便傳入河西地區。此簡成為佛教傳入中國最早的文獻證據之一，彌足珍貴。
簡牘為證！秦漢兩代已用「數字管理」治國
上述例子，讓我們看見簡牘在歷史研究中的獨特價值。仰賴傳統典籍來考證歷史，難免有其侷限，而這些出自日常行政與生活的史料，正好在歷史拼圖中發揮關鍵作用。
簡牘除了能印證文獻中的記載，有時還能補充細節，提供截然不同的視角。
舉例來說，邢義田從簡牘中找到證據，顛覆我們對西漢統治觀的認知。「我們都熟知漢武帝聽從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實際情況真的如此單純嗎？」
大量出土的簡牘顯示，漢代在政策規章的執行細節上，其實繼承了秦代「以法為治」精神。如湖北出土的「張家山漢墓竹簡」，其中的《奏讞書》記載了22則司法案件，當中以「逃亡罪」的質與量最可觀，顯示漢代以嚴密的「戶籍制度」控管私自脫離戶籍、任意遷徙者，而此制度正是一脈相承自秦代奠基的全民戶口登記制度。
漢代固然存在「春秋決獄」這類根據《春秋》義理來辦案的「法制儒家化」現象，武帝前的文景之治也確實省刑輕罰、與民休息。但整體來說，從大批簡牘史料中拼湊出的官僚體系、規章制度、法規判例，都可以看出漢代「制度化」程度極高，「獨尊儒術」可能是一種官方政權用來鞏固統治正當性的「大內宣」。
隨著邢義田對漢簡的研究不斷深入，這類有趣的發現層出不窮。例如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表示，中國數千年來缺乏「數目字管理」，但根據邢義田的研究，秦漢兩代在數字管理上其實做得相當出色。
「兩千年前的大帝國，沒有電腦、手機，卻能在遼闊的疆域內進行精確的人口統計、土地登記、犯罪記錄和司法判決，並透過龐大的官僚系統將這些數據彙集至中央，讓班固寫進《漢書》中，想想真是不可思議！」邢義田忍不住讚嘆。
廣地南部永元五年至七年官兵釜磑月言及四時簿（國寶）。迄今出土的漢簡中，木簡、墨跡及編繩保存最完整的一件，上頭按月及四時，記載各種武器裝備的數量及情況，顯示漢代軍紀嚴明、重數字管理。（圖片來源：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AI來幫忙？簡牘研究可望再創新局
從簡牘記載的文字內容、到文字外的語境脈絡，就連簡牘作為一個「物體」，其材質、工法等諸多細節都值得深究，可說是秦漢歷史研究的素材寶庫。
近年來，不只在中國西北，長江流域也陸續有大量簡牘出土，這對於歷史學界來說，是個令人振奮的消息，但也同時引發學者們的感慨：「這麼豐富的素材，何時才能研究完？」
對於後繼的簡牘研究者，邢義田抱持熱切的期待。他認為，龐大的素材意味著無窮盡的研究課題，若持續深入，或許在可預見的未來，將會為秦漢史打開令人驚豔的新局。更何況，隨著科技的進步，要消化這麼多資料，我們多了一些好幫手。
AI 技術的進步，讓古文字的辨識效率有了突飛猛進的提升！
邢義田興奮地表示，大英博物館已利用AI來拼綴楔形文泥版，並翻譯出上面的內容。另一個跨國團隊，也靠著AI解讀羅馬龐貝城中被熔岩碳化的古卷，成功辨識出超過2千個古希臘字母。
至於在中文的學術社群中，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由簡牘整理小組釋讀出12萬字居延漢簡，近年更訓練文字模型，從前後文脈絡推測難以識別的文字。
所有釋讀成果收錄在「簡牘字典—史語所藏居延漢簡資料庫」，當中具備影像字元自動標注、多圖像比較等功能，輔助研究者判斷簡牘間的相關程度，大幅提升「斷簡殘編」修復的可能。
簡牘字典具備影像字元自動標注（上）、多圖像比較（下）功能，輔助研究者判斷簡牘間的相關程度，提升「斷簡殘編」修復的可能。
（圖片來源：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隨著科技與學術的結合，我們正在加速揭開歷史的神秘面紗，但邢義田也不忘提醒，科技進步的速度太快，人類切勿在洪流中亂了陣腳，迷失「生而為人」的定位。
「新科技只是工具，當你能夠發揮『人』的獨特價值，就可以善用工具，而不用擔心被工具取代。」他如是說道。
在邢義田眼中，大數據再怎麼厲害，終究只是「已知」的彙集。對於「未知」的渴求與探索、永保好奇、不滿於現狀的精神，才是人類最可貴的特質。這也是他踏上學術之路的初衷。
追求未知的浪漫 用古老儀式向知識致敬
邢義田院士的學思歷程，如一段追求未知的浪漫旅程。
（圖片來源：臺灣中央研究院 研之有物）
「其實我研究秦漢史及簡牘，多少有一點誤打誤撞。」邢義田以開朗的語氣侃侃而談他的學思歷程，我們彷彿看見50年前那位天性浪漫的史學青年。
邢義田一開始最嚮往研究的，是古希臘、羅馬歷史，那是他心中浪漫想像的寄託，荷馬史詩描繪的神話世界，充滿距離的美感，也吸引他飛往海外投入研究。博士論文更比較研究了羅馬奧古斯都與西漢劉邦，探討軍隊在王位繼承中的角色。
但在他學成歸國後，發現臺灣當時的學術資源，還不足以支持希臘羅馬史的深入研究，於是他轉而將目光投向秦漢史，這個同樣充滿魅力、且與西方古文明有異曲同工之妙的領域。
基於相同的熱情與好奇，邢義田開始對古老的簡牘產生研究興趣。揣摩古人在簡牘上寫下文字的情境與心情，讓他像是穿越時光隧道般，神遊兩千年前的世界。
為了更真切體驗這種心靈共鳴，邢義田做了很多嘗試。他實地走訪簡牘的出土之地，特地鋸了一段當地的胡楊木，感受木料的彈性、硬度與觸感。古人將彎曲木頭加工成簡牘的技術，讓他嘖嘖稱奇！
邢義田院士拿出簡牘的原料胡楊木，讓我們感受木料的彈性、硬度與觸感。
（圖片來源：臺灣中央研究院 研之有物）
他更勤練書法，在仿製的簡牘上用隸書一筆一畫寫下文字。宛如回到那個書卷是奢侈品的年代，邢義田的研究室堆著一卷卷親手製作的簡冊，他用古老的儀式向知識致敬。
簡牘所展現的，不僅是兩千年前的文字記錄，更是我們立足今日與過去對話的橋樑，透過靜默的木、竹片，我們聽見了那個時代的眾聲喧嘩。
如果我們此刻記錄下的隻字片語，也將成為千萬年後的人們用來窺視現代的窗口，那麼或許我們更該惕勵自己，用認真的態度對待每一段知識探究的歷程。正如簡牘上的文字在時光中重生，我們也會在跨越千年的對話中，成為歷史的一部分。
邢義田院士不僅研究簡牘，更親自模擬古人在簡上筆耕，用古老的儀式向知識致敬。
（圖片來源：臺灣中央研究院 研之有物）
2024-09-23
採訪撰文｜黃楷元
責任編輯｜田偲妤
美術設計｜蔡宛潔
文章出處為【臺灣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
原文網址：https://research.sinica.edu.tw/i-tien-hs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