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琦屬於既有德望又有才智之人，是真正的社稷之臣。（圖片來源：故國神遊）
宋英宗才坐上龍椅，便反側於病塌，一直入了秋，才漸有好轉，可以視朝聽政了。兩府大臣奏事，先要向皇帝奏報一遍，然後再去太后處奏報一遍，如此日復一日，轉眼就到了治平元年的夏天，此時距英宗即位已經一年了。
雖然大臣們還是一如既往的兩處奏事，但關於太后何時還政的議論正在朝中蔓延開來。曹太后權同聽政是因爲英宗得病不能聽政，現在英宗已經能夠獨立處理政務了，但太后這邊卻遲遲沒有還政的意思。大臣們不禁想起當年的章獻太後與宋仁宗，章獻太後遲遲不還政與仁宗，最後還要穿上帝王禮服去祭祀，讓大家不免擔心曹太后是否要做第二個章獻。
其實曹太后並不同於章獻太后，她對朝政沒有更多的興趣，對名位也很淡泊，她在此坐朝聽政也無非是出於一份責任，一份擔當。但是，經過這一年，她的確有了些變化，那就是她與英宗的母子情份越發疏離了。曹太后認為英宗對自己不孝，英宗覺得太后待自己少恩。所以到了該退位還政的時候，曹太后卻開始猶豫起來。大臣們看到太后不主動還政，自然著急的很。但是讓太后退位、交權，顯然比讓英宗登基難度更大。英宗不要當皇帝，幾個大臣把他強拉硬拽，也拽到龍椅上。可太后不想退位就不好辦了，如何能讓太后主動交權呢。又是韓琦，做為百官之首的宰相，舍我其誰的站了出來。
韓琦做得很智慧。有一天他揀了十幾件事一併上奏，宋英宗一一裁決。然後韓琦又去見太后，將十幾件事及皇帝的處理結果一併上奏。太後覺得這些事情都處理的很好，沒有異議。結果，韓琦竟順勢表示，皇帝已經能夠獨立處理政務了，我已經起不了麼作用了，不如回家養老。太后一聽，一來，她知道朝廷大政離不開韓琦，二來，她更知道韓琦這話是說給自己聽的，是委婉的讓自己還政。而自己剛剛也在稱讚英宗處理政務很穩妥。曹太后心下明白，她是早晚都要還政於英宗的，她所以遲遲不肯決斷，也無非是因為一個「不放心」，但是聽到韓琦提出辭官，她知道這就是最後通牒了，她如果再堅持下去，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了，於是曹太后回答道，「相公安可求退？老身合居深宮，卻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相公是對宰相的稱呼，意思是，您作為宰相，怎麼可以隱退呢，我才應該回到深宮中，現在每天在這裡聽政，實在是不得已啊。韓琦見太后已經表態，馬上追問：「未審決取何日撤簾？」意思是，具體哪天還政呢。因為太后聽政時，前面要掛上一幅簾子，撤簾，就是把簾子撤掉，就成了還政的委婉說法。曹太后沒有回答，只是默默起身，轉身就回宮了，意思是從現在開始起，她就不再過問政事，退居深宮了。而韓琦這邊，見太后轉身離場，即刻高聲命人撤簾。史書上說：「簾即落，猶於御屏後見后衣也。」意思是，那個簾子落下的一瞬，還能看到屏風後太后的衣角——韓琦行事，就像他用兵打仗一樣，果斷絕決，雷厲風行。就這樣，在韓琦的努力下，曹太后於治平元年五月還政於宋英宗。
歷史上對韓琦的評價很高。國家危疑之日，大臣能夠委以重任的，一是要有德望，二是要有才智。有才智而無德望，則人心不服。有德望而無才智，則難以成事。而韓琦就屬於既有德望又有才智之人，這是真正的社稷之臣。
英宗在位時間不長，這一朝沒有特別重大的事件發生，但是，有一樁懸而未決的公案吵得沸沸揚揚，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濮議之爭。
由於英宗是仁宗堂兄濮王趙允讓之子，被過繼給了仁宗。所以英宗在親政後的第二年，就已故生父趙允讓的名分的問題，發起了一場大討論。大臣中有兩種意見，一種是以司馬光為代表的臺諫官們，認為當尊濮王為皇伯。一種是以韓琦、歐陽脩為代表的宰府，他們認為當尊濮王為皇考。英宗本人也是希望能夠追尊自己的生父為皇。
皇伯皇考一字之差，在現在人看來，好像不算大事。可是在當時，我們所知道的那些歷史名臣幾乎都捲入了這場大論戰。因爲這一字之差，在他們的眼中，是失之毫里，謬以千里。那麼差別在哪呢？先說說皇伯，皇伯就是皇伯父的意思，就是英宗要以仁宗為父親，而以濮王為伯父。至於皇考，考是對已故父親的稱呼，稱濮王為皇考，就是英宗雖然過繼給了仁宗，但仍尊濮王為父親。
這不只是一個稱呼問題，能讓朝堂上下吵成一團，是因為這稱謂問題牽涉到了宗法制度。傳統觀點認為，小宗入繼大宗，就是大宗的子嗣了。對應到這件事情上，英宗是出身小宗，仁宗是皇族，是大宗。英宗以小宗出身，過繼給了皇族的大宗，他就應該是皇族大宗的後代了，不能再以小宗之後自居，也不能將小宗的生父母抬高到與皇族平起平坐的高度。這就是欲尊濮王爲皇考的錯處。
當然，說起來，韓琦，歐陽修這些皇考派也都是飽讀聖賢之書的人，不會連這點道理都不通。其實對於宗法制度的本身，大臣們原本是沒有爭議的，大家都是認可的。但是，大家對宗法制度的理解和操作層面上的認知大有分歧。於是，持兩種觀點的人，都在引經據典。韓琦認為「禮不忘其本」，強調不忘本，認為當以孝治天下，以厚民風，司馬光認為「為人後者，不得顧私親」——各講各的道理。
最後，這場濮議之爭在朝臣們巨大的分歧中，只得中止。這個歷史問題將留給宋神宗去解決。而英宗一朝已經走到了盡頭。
治平三年十一月，宋英宗再次病倒，這一次情況更加嚴重，不僅不能上朝，連話也說不出來。朝野上下人心惶惶，此時英宗的身體每況愈下，但是還有一件大事沒有做，這就是確立儲君。
潁王趙頊做為宋英宗的長子，理應被立為太子。但因為建儲之事，事出敏感，皇帝不開口，臣下輕易不敢有所建言。當此之時，又是宰相韓琦起了重大作用。韓琦對英宗說，陛下很久沒有上朝處理政務了，應當早建儲君，以安社稷。宋英宗此時已口不能言，只是點首示意。但韓琦做事講的就是個「落實」，凡事都要落到實處，就像他請太后還政一樣，表示同意還不行，還要明確說出具體還政時間。現在英宗表示同意立太子，還不行，還要明確說出立哪位為太子。於是韓琦就請英帝把太子人選的名字寫下來。英宗這個時候寫字也有些吃力了，勉強寫下了幾個字，「立大王為皇太子」。這個「大王」，就指是大兒子穎王。但是這個用詞不夠規範，不夠精確。韓琦又請宋英宗再寫一次，寫清楚。英宗拿起筆，在後面又加注了一句，「潁王頊」，這樣就明確了，不會再有歧義了。韓琦立刻召學士承旨張方平到福寧殿草制，潁王趙頊終於被冊封為太子。這就是後來的宋神宗。
一個月後，治平四年春正月，宋英宗駕崩，匆匆走完了他短暫的一生。由於英宗在位時間很短，所以在宋代歷史上，就像一個過渡人物，給人印象不是很深刻，他在位時發起的濮議之爭尚未定論，歷史的下一幕就已拉開。正如我們這一集標題所云「爭濮議朝中論戰 立新君榻前疾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