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Adobe Stock）
【看中國2025年7月6日訊】（看中國記者孟浩綜合報導）中國的年輕人，為什麼越來越不想結婚了？不是因為愛不起，而是因為「婚姻」早就變成了一場沉重的交易。數十萬的彩禮、房子首付、父母贍養、性別對立……在看似荒誕的婚姻鬧劇背後，真正操縱彩禮價格的，不是丈母娘的貪婪，而是一整套失衡的社會經濟結構。近日，自媒體評論人多倫多方臉以經濟學視角，提出彩禮從來不是一場性別衝突，而是高房價、低福利與人口政策聯手製造出來的代價轉移工具。他認為，這場看似男女對立的社會熱點，其實是一場全社會都無法逃脫的「制度風險傳導鏈」。
從兩種彩禮看中國家庭的焦慮結構
多倫多方臉指出，中國彩禮主要分為「資助型彩禮」與「償付型彩禮」兩種，其功能與邏輯截然不同。前者主要出現在經濟發達地區，用於支撐新婚夫婦建立家庭；後者則廣泛存在於農村與中西部地區，用來補償女方家庭失去勞動力或贍養支援。
資助型彩禮的本質，是一種家庭之間的共同投入，目的是幫助子女解決城市生活初期的沈重成本壓力。在房價高企的一線城市，彩禮往往以購房首付、裝修費或車輛支出形式出現。這筆錢通常不會由女方家庭完全拿走，而是與嫁妝結合成為「小家庭基金」。
償付型彩禮則是另一套邏輯。它源於傳統「嫁出去的女兒等於別人家的人」的觀念，實質是對女方未來勞動與贍養貢獻的財務補償。這筆錢通常完全歸女方家庭所有，不參與小家庭建設，且常被用於支持家中弟弟結婚或父母養老，成為一種非正式的「家庭轉移支付」。
在當代中國，兩種彩禮形式並行存在，但往往因地域、經濟條件與家庭背景不同而導致誤解。例如城市男方認為彩禮應用於未來共同生活，農村女方卻視其為父母補償。這種認知差異常成為婚前談判失敗的根源。
而最令人擔憂的是，有些婚姻談判甚至出現「兩種彩禮兼要」的情況。即女方既要求資助型彩禮購房成家，又要求償付型彩禮回娘家支持父母，令男方家庭財政壓力成倍增加，引發大量婚姻糾紛與社會對立。
新農合與彩禮：被忽視的數據關聯
北京大學一項研究指出，在覆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新農合）的地區，彩禮金額平均可降低55%。這顯示，一項看似微薄的醫療保障措施，竟能顯著緩解婚姻市場的金錢壓力。
原因在於，新農合雖然保障水準有限，但它像徵著「最低限度的制度保障」。對於缺乏正式養老與醫療體系的農村家庭而言，這份保障可減輕對「靠兒女養老」的依賴心理，也讓女方家庭對彩禮的依賴程度下降。
當社會保障不完善時，家庭就必須以婚姻為載體進行「保險式」儲備。這也是為什麼農村地區經常將女兒婚姻視為「唯一一次回本的機會」。而一旦有像新農合這樣的制度補位，這種財務焦慮就會相應減輕。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老年津貼、村級互助醫保、土地流轉收益等制度創新。凡是能讓老年人在婚姻之外獲得收入保障的舉措，幾乎都會對當地彩禮金額產生抑製作用。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福利政策在改變婚戀觀念方面，有著潛移默化的力量。
人口結構失衡與性別議價權
自1980年代推行計畫生育以來，中國出生人口出現嚴重性別失衡。尤其是2000至2010年間，男嬰遠超女嬰，最高時每百名女嬰對應達120名男嬰。這直接導致今日婚齡人口中的「男多女少」局面。
這種結構性失衡，使女性在婚姻市場上擁有更高的溢價權。也因此，在婚嫁談判中，女方家庭索要的彩禮水準自然水漲船高，導致「嫁女收金、娶妻破財」的現象普遍化，成為男性群體普遍的焦慮來源。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議價權在經濟較弱地區更加明顯。因為這些地區的男性在面對女性外流與結婚成本上升雙重打擊時，更難以承擔婚姻競爭的成本，導致「婚姻焦慮集中爆發」。
此外，這種性別比例失衡導致的壓力，並不會隨著時間自動緩解。反而隨著結婚年齡推遲與青年人口總量下降，競爭將更加激烈。女性的要價權仍將持續上升，進一步惡化彩禮壓力。
江西為何彩禮全國最高？
據報導，江西部分地區彩禮動輒超過30萬元，甚至不包括附加的房車條件。多倫多方臉注意到，在經濟總量不高的前提下，這種現象尤為突出。表面看是風俗，其實背後是經濟流動與性別資源的雙重扭曲。
江西的特殊性在於：經濟落後、外出人口多，尤其是女性大量流向沿海城市就業。這使得本地婚姻市場中的「女性實際數量」遠少於統計數據，進一步推高了本地女性的婚姻價值，形成「消失的新娘」現象。
這種「性別人口洩漏」效應在江西極為典型，卻也在湖南、甘肅、河南等地逐漸浮現。當地女性在大城市工作、定居、嫁人，從而退出了原鄉的婚姻市場，造成男方「婚無可娶」的現實。
另一方面，由於缺乏高等教育與就業資源，當地男性無法完成「向上婚配」，只能依靠高彩禮作為唯一的談判條件。這也導致家庭不得不傾其所有換取婚配資格，形成惡性循環。
當彩禮契約崩潰：誰買了？誰負責？
一筆彩禮究竟買了什麼？從經濟角度看，償付型彩禮原本象徵著某種責任與權利的轉移——女方不再負擔娘家贍養，轉而全心投入男方家庭。但現代法律與倫理不再承認這種「買斷式關係」。
根據現行《民法典》，子女不論婚姻狀態，均需對父母承擔贍養義務。也就是說，即便男方支付了高額彩禮，也不能合法排除女方繼續照顧自己父母的權利與義務。這讓彩禮交易處於一種「有支付、無對價」的模糊契約狀態。
這種「義務不清、權責分離」的情況，導致婚後衝突頻發。男方家庭認為女方「收錢不養」，女方家庭認為「養父母天經地義」。在缺乏明確契約機制下，彩禮反成了婚姻裂痕的導火索。
更嚴重的是，這種模糊性容易被極端輿論操弄，成為男女互罵的藉口。一方說「你要錢還養你媽」，另一方說「難道我不該孝順？」其實爭議的根源，不在於誰錯，而在於社會從未建立起清晰的家庭責任分工機制。
彩禮不是仇女產物 而是制度副作用
多倫多方臉強調，將彩禮問題歸咎於女方「物化婚姻」、將男性困境歸咎於女權運動，都是對根本問題的誤判。他認為，高彩禮是制度性風險轉嫁的結果。
「沒保障的社會，只能靠關係；沒有制度兜底的家庭，只能靠交易。」方臉指出，不論是女性索要高彩禮，還是男性抱怨娶妻難，都是身處同一個風險社會下的焦慮反應。他們不是對立面，而是同一制度下的不同受害者。
如果整體福利提升，教育公平，性別比正常，誰還會用嫁娶來進行風險管理？彩禮問題的解法不是互相責怪，而是創造一個人人都能體面生活、自由選擇的環境。制度，才是根本。
國際比較：韓國為何不爆彩禮危機？
韓國與中國情況有不少相似之處——城市房價高漲、子女晚婚成風。但韓國社會卻未出現中國這樣的高彩禮風暴，其原因值得中國參考與反思。
其一，韓國擁有較為完善的全民醫療、養老保險制度，使得家庭對子女贍養的依賴程度遠低於中國農村地區。家庭不需要透過「嫁女收錢」為未來儲備風險基金。
其二，韓國婚姻觀念更偏向雙方出資、共建小家庭。彩禮、嫁妝通常對等，且無傳統「嫁出去就是別人家」的觀念束縛。婚姻談判更多基於合作，而非單方面索價。
此外，韓國的性別比長期保持穩定，社會對男女平等的共識也較強。在這樣的環境下，婚姻更像是一場雙方平等參與的合作，而非一方「出價、一方成交」的市場行為。
要改變彩禮 必先修補制度
中國彩禮問題的背後，是住房壓力、養老焦慮與人口結構失衡交織的結果。它不是一場性別戰爭，而是一場制度缺位下的生存算計。
政府若真想緩解彩禮壓力，就應加快建設農村福利制度、完善法律對贍養與家庭義務的清晰界定，並推動婚姻觀念與契約文化的現代化。讓婚姻回歸情感與責任，而非交易與對價。
唯有讓彩禮失去經濟壓力的功能，它才能回歸象徵愛情與承諾的儀式本質。否則，當婚姻只是家庭間的風險博弈，高彩禮不會消失，只會改頭換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