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鄧榕既沒有提到卞仲耘的死亡及有關參與，也沒提到她曾是師大女附中的學生。（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卞仲耘，1916年生，女，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從1966年6月初開始，她被「揭發」和「鬥爭」。1966年8月5日，她被該校紅衛兵學生打死於校中。
卞仲耘是北京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一 被害
1966年8月5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鬥爭」「黑幫」。他們「鬥爭」了學校的五個負責人：副校長卞仲耘，胡志濤，劉致平，教導主任梅樹民和副教導主任汪玉冰。當時這個學校沒有正校長。
在7月底，毛澤東下令把派到各學校領導文革的「工作組」撤出學校。7月31日，這所中學的紅衛兵宣布成立。工作組離開學校後，控制學校的是紅衛兵組織以及工作組建立的「文化革命委員會」。後者中大部分是學生，這些人也都是紅衛兵的負責人。
8月5日上午，已經被「揪出來」的「牛鬼蛇神」得到通知，下午要開「鬥爭會」。下午2時左右，高中一年級的紅衛兵首先開始了暴力行動。那時，副校長胡志濤正在打掃廁所「勞改」，她告訴學生，在「工作組」離開後，開「鬥爭會」應該先報告中共北京新市委批准，意思是紅衛兵不能這樣自作主張「鬥爭」人。紅衛兵根本不理會她說什麼。有一個紅衛兵拿來一大瓶墨汁，從她的頭上澆了下去，黑墨立即湮沒她全身。他們把五個學校負責人都揪到大操場上，給他們戴上用廢紙簍糊成的高帽子，往脖子上套了寫有「反革命黑幫」「三反份子」的牌子。紅衛兵把被鬥者拖到操場邊的水泥高臺上，強迫他們一字排開跪下。有紅衛兵高喊「打倒黑幫」等口號並開始大聲「揭發」和「控訴」。
全校學生紛紛湧來，聚集在臺下。人群中，有人在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跑向學校的木工房，那裡有待修的破課桌椅。還有人去開水房，從那裡取來開水，要燙被鬥者。
接著，五個被鬥者被從高臺上拖下來「遊街」。紅衛兵強迫他們一邊敲打手裡的鐵製簸箕，一邊重複說「我是牛鬼蛇神」。他們從學校的大操場走到小操場。紅衛兵要他們在小操場上「勞改」。那裡有一堆砂土，是兩個月前修操場時運來的。文革開始，修操場停了下來。「黑幫」被命令用扁擔和筐子挑土。有人把卞仲耘挑的大筐裡的沙土用鐵锨拍了又拍，裝得堆尖。她挑不起來那麼沈重的土筐，就被劈頭打倒在地。
五個被鬥者被亂棒橫掃。所用的棒子，有壘球棒，有跳欄上的橫檔，還有從木工房那來的舊桌子椅子腿。桌椅腿上有釘子，打在人身上，一打就在肉上戳出一個小洞，血隨即從小洞裡湧流出來。
「勞改」了一些時間以後，「黑幫」被揪回大操場旁邊的宿舍樓，在一樓的廁所裡被淋了屎尿。在宿舍樓走廊的白色的牆上，留下了「黑幫」的斑斑血跡。
當時這所中學沒有正校長，卞仲耘在三個副校長中排名第一。因為卞仲耘是學校的最高領導人，也就是所謂「黑幫頭子」，她被打得最重。經過兩三個小時的毆打和折磨，下午五點來鐘的時候時候，卞仲耘已經失去知覺，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樓門口的臺階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紅衛兵在那裡踢她的身體，踩她的臉，往她身上扔髒東西，大聲咒罵她「裝死」。
五點多時，有人叫來了校工。校工把卞仲耘的身體搬上一部平常運送垃圾的手推車。當時還在繼續「鬥爭」另外四個人。副校長劉致平一度被強迫跪在這輛手推車旁邊。副校長胡志濤看到手推車上卞仲耘兩條胳膊紅腫，上面布滿一條條傷痕，眼睛張開，瞳孔已經沒有反應，嘴巴還在吐氣。她告訴紅衛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險，應該送醫院。紅衛兵對她吼道：「黑幫，你不好好改造，也是這個下場。」她被推進一間辦公室關了起來。
後來，有工友把那輛手推車推到學校北門旁邊。馬路對面就是郵電部醫院。時值8月，那時天色還亮。有紅衛兵說這樣把卞仲耘推過去「影響不好」，不准把車推出學校。手推車停在北門邊。卞仲耘的身體被用大字報紙蓋了起來，上面還壓了一把大竹掃帚。手推車在校門口停了一兩個小時。7點多鐘，有學校「文革籌委會」的人打電話請示了中共北京市委——當時他們還被稱為「新市委」，因為是兩個月前「打倒」了舊市委之後建立的。卞仲耘終於被送進郵電部醫院。醫生檢查時，她的屍體已經僵硬，她已經死亡多時。
那天和卞仲耘一起被打的另外四個人，也被嚴重打傷。副校長胡志濤被帶釘子的木棒毆打，又被押去摳洗廁所，弄得渾身是血水和糞水。她被打得暈倒在地，又被揪起來再打。她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後來一直需要穿特製的鋼背心。教導主任梅樹民，五十年代初從北京師範大學畢業，他的背部遭到帶釘子的木棍打，那天穿的布襯衣上打出大量小洞，布絲深深嵌進肉裡。他遭受的肉體折磨和精神驚悸導致了嚴重的心竇疾病。他們四個人，不但自己身受毒打，並且看著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肉體和心靈兩方面所受的折磨，極其深重。劉致平在1990年代初去世的時候，年紀不太老。他們在文革中所受的傷害顯然損害了他們的健康和壽命。
卞仲耘最後的照片保存至今，屍體上的大片血斑傷痕也清晰可見。（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被通知到了郵電醫院。他看到的是妻子遍體鱗傷的屍體。特別是卞仲耘的頭部，腫得很大，而且全是烏青色。當時女附中的權力當局接見了王晶堯。王晶堯不認識他們，請求他們寫下了他們的名字。他保存下來了這張有7人名字的紙片。這7人中有6人是紅衛兵學生。名單上的第一個名字是宋彬彬，該校高三學生，紅衛兵負責人。
當時照相機是貴重物品，卞仲耘家沒有照相機，王晶堯第二天到西單商場買了一個，在醫院的太平間裡攝下卞仲耘的最後的照片。這些照片保存至今。即使是在當時普通人僅能照的黑白照片上，屍體上的大片血斑傷痕也清晰可見。
宋彬彬晚年對中學副校長卞仲耘之死公開表示懺悔，引起社會爭論。（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合成圖/今濤拍暗）
為卞仲耘的屍體處置，王晶堯和他的大女兒見到了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負責人之一鄧榕。鄧榕身穿軍裝，褲腿和袖子挽得很高，腰繫皮帶，臂纏袖章。這是當時紅衛兵的典型裝束。鄧榕要郵電醫院的醫生作屍體解剖。她的用意在於要醫生證明卞仲耘死於心臟病而非被打死。這是北京紅衛兵打死的第一個人，所以當時還有所顧忌，不願意承認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後來，半個月之後，紅衛兵暴力進一步發展，大批的人被打死，裝有數十具屍體的大卡車在北京的街道上開過，甚至不用任何東西遮蓋一下，以致打死人不但不必迴避，還成了炫耀吹牛的內容。
王晶堯反對解剖屍體。死亡原因如此明顯，他不要讓妻子這樣慘死後還遭受這樣無理的切割。鄧榕轉而很凶地責問卞仲耘的大女兒：「你們什麼態度?」她的大女兒說：「反正這不能由我們負責。」鄧榕沒有再說什麼就離開了。結果，屍體沒有被解剖。但是由於紅衛兵負責人的要求，在醫院開具的為火葬用的卞仲耘的死亡證書上，死因一欄，填的是「死因不明」。
34年後，鄧榕出版了《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2000年6月)。卞仲耘的家人敏感地發現，在這本書裡，鄧榕不但沒有提到卞仲耘的死亡以及她的有關參與，而且根本沒有提到她曾是師大女附中的學生。
不能殺人，這是最為古老和始終不變的人類社會的法律和信條。北京，是一個有三千年文明史的古老都城。在古代，官府殺人，要設立案卷，經過審判和批准，到特定的地方由特別的劊子手去殺。土匪強盜罪犯不服從法律，可是他們不能堂而皇之地在首都的大庭廣眾之下殺人。學校，更是傳授文明之地，從來不是監獄和刑場。但是，在1966年8月5日，在北京市中心地區，在一所有五十年歷史的女子中學，卞仲耘，一位教育工作者，一位中學校長，一位母親，一個未經審判的人，被她的紅衛兵學生們，用這樣野蠻殘酷的方式殺害了。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