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表面上從事著醫人之生涯，實際上卻是經營著醫國之事業。（圖片來源：專欄作家 軼飛 ）
中法戰爭後，清廷頹勢難收，在接下來的幾年中，陸續與英國簽訂《緬甸條款》承認英國對緬甸的占領；與葡萄牙訂立《里斯本議定書》，承認葡萄牙永據澳門；英軍進攻西藏，力主抗英之駐藏大臣文碩被免……清朝的勢力範圍向本土迅速收縮。
但同時，中國社會內部各派力量也都在加緊推行自己的施設與主張。洋務派一邊，張之洞在廣州設立了兵工廠，造槍彈，又在湖北設立了煉鐵廠、槍炮廠、織布局等。李鴻章的北洋海軍亦正式建成，擁有新式船艦25艘。而另一支重要勢力維新派也正在蓄積力量。康有爲第一次上書光緒皇帝，極言時局危急。上書無果，時隔一年後，又在廣州聚徒講學，擴大著影響。
在時局紛擾中，孫中山也正在考慮兩件事情，一是中國需要一場變革，刻不容緩。一是他需要一個職業生涯，不只爲安身立命，還要輔翼他革命理想之實踐。
軍事、法律，似乎都是不錯的選擇，但孫中山最終的決定卻是學醫，先後進入廣州博濟醫院及香港雅麗氏醫院學習。多年後，孫中山回憶說自己當初習醫的原因，是欲「以學堂爲鼓吹之地，借醫術爲入世之媒」。所以學醫的幾年中，他不僅專業成績優異，又時時於課餘之時，暢談革命，無所忌憚。在同學中，他因爲優異的成績，和大膽的言論，很快成爲知名人物，雖然，多數人對他以革命狂視之，一笑而過，但正所謂人以羣分，他卻也因此結識了一批志同道和的朋友。
第一位是在廣州博濟醫院結識的同窗鄭士良。鄭士良，字弼臣，爲人豪俠仗義，廣交遊，所結納皆江湖之士，孫中山一見奇之，與之談革命，甚是投機。鄭士良與三合會，亦稱天地會，亦稱洪門，頗有淵源。「天地會」，取天時，地利，人和之意。「洪門」得名，則取義於明末抗清義士洪英，亦以紀念明太祖洪武大帝。彼時，三合會頗有影響力，會黨散在民間，而孫中山自此始與會黨建立聯繫。
另外幾位是在香港結識的陳少白，尤列，楊鶴齡。孫中山後來自述：「予與陳，尤，楊三人常住香港，昕夕往還，所談者莫不爲革命。所懷者莫不爲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爲革命之問題。四人相依甚密，非談革命則無以爲歡。」
而四人每每暢談革命時，又尤慕洪秀全之爲人。特別是孫中山，對洪秀全和他的太平天國運動之仰慕是自孩童時代就開始的。孫中山出世時。洪秀全已去世三年，太平天國的革命势力已被清廷消滅。但當年从事革命的许多太平天國老兵仍散在民間。孫中山幼年還在翠亨村時，就遇到過一位這樣的老兵。那時，孫中山的家門前有一棵大榕樹。老兵常常在早上或晚上到榕樹下乘涼，而每每此時就會有一堆孩子圍了過來，要聽他讲太平天國的故事。這樣的場合，孫中山是絕不會缺席的，太平天國的種種軼聞讓他很是興奮。聽到出神處，常常自語道「洪秀全滅了满清就好咯！」後來孫中山到了上學的年齡，就學於鄉塾間，期間關於太平天國的故事，亦流傳甚盛。可以說，孫中山帶有民族主義之色彩的革命思想，從這時已有肇端。他認爲洪秀全起自布衣，驅逐異族，雖未告成功，但不應以成敗論英雄。再後來就是與總角之交陸皓東因損壞北帝廟神像闖下大禍之前，二人也常常聚集少年，高談洪秀全故事。而如今，在香港，孫中山又遇上三位好友，舊話重提，實在是人生之快意事也。
孫中山與陳少白，尤列，楊鶴齡四人因常常聚談反清言論，被親友故交稱爲「四大寇」。寇者，賊也。但四人卻對這個名字毫不介意，反而欣然笑納。原因也還是與洪秀全有關。原來四人深慕洪秀全之爲人，他們覺得所謂「成者爲王，敗者寇」，洪秀全未成而敗，故清人視之爲寇，而這樣的「寇」，卻正是四人心中的大豪傑，大英雄，能爲「寇」如此，正與四人之志相合。
孫中山在大學期間，還曾上書給清廷官員鄭藻如。鄭藻如，是廣東香山濠頭鄉人，曾任津海關道及出使美國，西班牙，秘魯三國大臣，當時已離職回鄉多年。孫中山在上書中就農業，禁煙，教育等問題提出建議。這也是他第一次給政府官員上書，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
1892年的7月，孫中山以第一名的優異成績大學畢業。據同窗關景良（後來成爲中國醫學界名人）回憶：「總理在院習醫科五年，專心致志於學業，勤懇非常，……時見其中夜起床，燃燈誦讀。」事實上，大學期間，孫中山不只是努力習醫，對於儒學，對於經史，都深入鑽研。他的宿舍中有一整套的二十四史。學友們看到後，以爲他購買此書，是爲了裝門面，每每嘲笑之，而孫中山卻也不加辯駁。一次，一位同學隨取一冊，考問他書中內容，沒想到孫中山應對如流，同學大爲驚訝，又接連取了數冊，都沒能難到他。自此，這位同學才知道孫中山於習醫之外，胸懷大志，甚爲欽佩。
說起來，香港不只是孫中山習醫之地，亦是他革命思想成熟之地，他曾說：「我之革命思想，完全得之於香港」。孫中山在香港習醫的幾年中，每年會回到故里廣東省香山縣兩次。他常常將兩地的種種情形做一比較。在香港，他每每閒步街頭，到處都是秩序井然，乾淨整齊，充滿機遇與活力。而一回到香山，一切卻截然相反，雜亂，破敗，消沉。他常常思考，爲何兩地只相距五十英里，而香港，香山卻如此不同。他發現這不只是市政建設的表面問題，而是直接根源於政治制度之問題。後來他又了解到，英國及歐洲的良好的政治環境，並非固有。曾經，英國政治也是腐敗惡劣，是英國人的努力改變了英國，使之成爲一個有秩序的，有活力的英國。因此，孫中山也萌生了一個念頭：「曷爲吾人不能改革中國之惡政治耶？」也正因此，日後的孫中山表面上從事著醫人之生涯，實際上卻是經營著醫國之事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