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安門廣場（Getty Images）
（接上）
反人權
人權是人的自然權利，自然屬性，它是神聖的，不可剝奪的。人生而自由，生而有尊嚴，人生而具有追求個體幸福的權利。人權還包括反對酷刑，反對迫害，反對非人道待遇的權利。極權主義對人權的剝奪，通過肉體殺戮，思想殺戮，人格殺戮，人性殺戮來實現，其實質是把人還原為動物。
思想殺戮，即腦控，這是對人的思想和行為模式進行直接而全面控制的工程。腦控是一個系統工程，通過實施弱腦、貧腦、洗腦、植腦、封腦、愚腦和控腦等一系列手段，一步步地實現對人腦的最終控制。只有對全體人民實行徹底腦控之後，極權主義才可能進行思想操縱、信仰操縱、價值操縱、認知操縱、話語操縱、審美操縱和教育操縱，從而全面控制人們的行為方式，生活方式和社會實踐。腦控，違反人類倫理。奴隸制實行人身奴役，極權制度實行人腦奴役。具有獨立思想的民眾是極權的災難，極權主義的生存法則要求必須對全體民眾實行愚民政策，實行反智主義，實行全方位、多層次、無死角的全面腦控，否則極權主義無法生存。全民腦控徹底關閉了通向真理和真相的大門，使人們生活在愚昧和混沌中。民眾與極權博弈的最前沿就是腦控與反腦控的鬥爭。
人格殺戮，人格詆毀，剝奪個體尊嚴、打造奴性人格，違反基本人道。極權社會的人格殺戮具有規模化政治迫害的特徵，它指向社會群體。對公民的心裏人格、社會人格和政治人格實行普遍的摧毀，最終剝奪公民的自由、尊嚴和價值觀。國家的精英階層被犬儒，精神棟樑被犬儒，民主價值的守護者被徹底清場。從被迫做奴隸，到自願做奴隸，再到淪為奴隸而不自知；從士可殺而不可辱，到士既可殺又可辱，將人格交給黨去任意蹂躪，由此大規模地完成了中國人之人格的徹底馴化，人們不得不出賣人格去換取生存權空間，從而成就了極權社會的奴化統治。國人的人格解體，公民人格的缺失，自我意識的消沉，乃是當代中國面臨的最大的精神危機，也是建立公民社會和民主社會的最大障礙。
人性殺戮，即對人性的奴化。最大的人道災難莫過於對人性的奴化。中共對人的行為模式的直接控制，對人的思想進行閹割，在通往奴役之路上，令國民沉寂於麻木、冷漠、失語、諂媚、犬儒、謊言和恐懼之中。犧牲每個人的利益，服從黨所認定的歷史法則和道德法則。不僅僅是對人的專制，不僅僅是苦難，也不僅僅是生命的殺戮，而是要改造人這個物種，摧毀人之所以區別於動物的那些特性：思想的能力、創造的能力和自由的本性，最終消滅了人性，從而把人還原為動物。這才是最大的人道災難和人權災難。人一旦失去辨別善惡的能力，失去內心的道德律令的召喚，個體在極權主義統治下無力拒絕平庸。
酷刑，是肉體殺戮的一部分，是指政府為了懲罰個體而蓄意實施的令其在肉體和精神上遭受劇烈疼痛和痛苦的行為。酷刑的目的在於摧毀人的意志和法律人格。極權中國是用暴力建立起來的恐怖統治，是絞肉機。對國民，尤其是對持不同政見者使用囚禁、鬥爭、折磨、酷刑、以及種種非人道手段，包括人格侮辱，死亡威脅和殺戮恐嚇，來迫使其就範。對維權律師的迫害，對法輪功學員的酷刑，對政治異見者的打壓，手段都極其殘忍。實施酷刑是政府犯罪行為。極權中國對國民實施酷刑有以下四個特點：
奪命：以死刑和槍決消滅生命與肉體，比如鎮壓反革命，強摘法輪功活體器官等，殺人無數。
封喉：扼殺言論自由，比如張志新在臨刑前被割喉，比如反右運動，比如建立防火牆，都屬於禁聲運動，徹底剝奪了公民的話語權。
挖心：消滅宗教，消滅信仰，靈魂深處鬧革命，對人進行公開的羞辱，煽動群眾自相殘殺，陷國民於恐懼之中。
殘腦：摧殘人性，閹割思想，展開聲勢浩大的思想奴化運動，陷國民於窒息之中。
死於中共極權統治下的中國人大約有4000∼5000萬，那是日本南京大屠殺的140∼160倍。除部分死於飢餓外，大多數被肅整、被羞辱、被侮辱而死。
計畫生育，操縱國民生育，實施生命殺戮。生育是人類繁衍的自然行為。生育權是私權，也是基本人權。中共生育政策五十年來的跌宕起伏，為中華民族帶來巨大的人道災難。
中國近日出臺《治安管理處罰法》，就公共行為，公共言論和公共場合下的衣著制定懲罰條令，包括「傷害感情罪」，這是一部荒唐的違反人權的惡法。
解構極權主義統治。
反人性
人之初，性本善。固然，人的自我意識和自我認同，對人的本質和行為的思考，對人的道德，倫理，情感的認識和表達，受到社會，文化和宗教的影響；但是，極權主義對人性的改造，把原本善良，誠實，敦厚，智慧的人改造成卑劣，欺凌，狡詐，順從，愚昧之人，改造成本性全非的人類。極權主義挖掘人性之惡，迫使人們以卑劣的手段，換取生存權。
諂媚主義，以奴才的心態、卑賤的奉承、肉麻的語言迎合權力。荀子《修身篇》曰：「諂諛我著，吾賊也」。阿諛奉承者，必是諂上驕下的勢利小人，害我之賊人也。墨子《親士篇》曰：「諂諛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只要有阿諛奉承的小人在一側，忠義之士的善良建議必受到阻塞，此時的國家就危險了。傳統的諂媚，是個體表現，個體為了自身的利益，揣摩權力的意圖，討好權力的喜好，迎合權力的心意。極權主義之下的諂媚則是群體性規模化的表現，因為整體感到不安全，生命和財產都受到來自權力的威脅，因而諂媚便成了這個群體的整體行為，諸如「習大大，彭嬤嬤」的呼喊。就連政治局常委，都不得不迎合聖意，附炎附勢，曲意逢迎，「皇帝新衣」，說著令人作嘔的媚語。極權主義之下的政治氛圍，迫使人們阿諛諂媚，從而使得權力更加驕縱，而民風壞矣，人性變得更為懦弱與黑暗。
犬儒主義，顧名思義，如狗一般活著的書儒，謂之犬儒。現代犬儒有兩類，一類是冷漠型，處於強烈的政治絕望感，憤世嫉俗，玩世不恭，對現實冷漠，對生活禁慾，對未來不作為，對是非善惡無動於衷，逆來順受，消極對待；躲在避風港裡，等待他人去犧牲，然後無恥地分享果實；用現代流行語描繪，即「躺平」。另一類是幫凶型，背靠大樹好乘涼，不論極權政府幹什麼壞事，都惟命是從，積極配合，盲目跟隨，俯首帖耳，「黨叫幹啥，就幹啥」，絕不挑戰權威。指鹿為馬，指鼠為鴨，是檢驗這類犬儒是否價真貨實的試劑。犬儒們很是滿足自己的地位，滿滿的幸福感，他們深陷這樣的思維模式：既然犬儒是權力所希望的狀態，那麼犬儒便是最安全的。犬儒們把原本在暴政下放棄自尊，放棄人格，放棄批判的被迫行為，內化為自覺和主動的行為，自責，自虐，自殘，自我否定。人性如此曲扭是社會的悲哀。
在反抗極權主義的隊伍中，看不到犬儒的影子。因為犬儒是權力的共犯。
反智主義，以一場又一場的思想改造運動，打擊知識份子的傲骨，迫使他們臣服，迫使他們噤聲。反智主義的內涵有二：一，敵視並反對知識；二，敵視並反對掌握知識的人，即知識份子。反智主義的核心主題就是去精英化。由於這些人往往掌握著他們所在領域的思想優勢和代表著那個領域的思想特質，而封住這些人的嘴，把這些人變成白痴對於共產黨政權十分重要。反智主義鄙視知識，反對科學，否定教育。反智主義遠離人的正常思維，遠離理性，遠離常識，遠離邏輯和價值判斷，甚至遠離倫理。反右以及文革則是中共掀起的現代版的反智運動。在這些運動中，知識被批得體無完膚，被打得遍體鱗傷。即便是大知識份子，諸如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費孝通、馮雪峰等也都人格掃盡，尊嚴全無，不得不向黨「投降」。
中共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所展示的綱領、口號和指導思想都具有明顯的反智主義色彩。比如咒罵知識份子最無知最骯髒，掌握知識越多越反動；打倒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做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全民煉鋼；忽而退耕還林，忽而退林還耕；等等。這些都是反科學，反理性，反知識的瞎折騰，阻礙科學發展和社會進步，摧殘創造力和想像力，降低公共教育質量，導致中國知識份子價值體系的整體崩潰。
愚民政策和反智主義雙管齊下，促使社會愚昧逐步具有了普遍性和全民性的規模。
謊言文化，摧毀著人心深處的善良和誠實。謊言與恐怖是極權主義統治的兩手絕活，以謊言操縱整個社會，使用輿論導向控制人們的思維，用美麗的謊言，掩飾殘酷的社會真相；編造美麗的神話，以欺騙民眾。
納粹分子戈培爾的謊言理論，為中共所垂青：「如果要撒謊，就要撒彌天大謊，謊撒的越大，越有可信的力量」，「謊言重複一千遍，並不會成為真理；但如果謊言重複一千遍而又不許別人戳穿，許多人就會把它當作真理」。中共不僅全盤繼承而且發展了戈培爾的謊言理論，對於謊言「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要「入心入腦入魂」；中共努力用謊言塑造人，用謊言包裝社會，令全社會都侵淫在謊言中。社會上充斥著黨媒製造的謊話、假話、瞎話、狂言，妄語和空話。
他們明明知道人們知道他們在撒謊，他們還要繼續撒謊，這不僅是對人的尊嚴的蔑視，更是他們堅信，只要他們不斷重複，這個謊言就一定能植入人們的大腦。
黨文化對謊言理論的另一貢獻是將謊言物化，即造假。中共不僅精神造假，而且物質造假；不僅文字造假，新聞造假，而且數據造假，科技造假，產品造假，工程造假，文藝造假，財務造假，歷史造假。一切皆可造假，一切皆可山寨。利用文藝造假更是中共一大發明，什麼戰狼劇、腦殘劇、雷人劇、抗日神劇，胡編亂造，低俗諂媚。
厚黑文化，曾幾何時，厚黑學流行於市，不僅僅在市民階層和流氓市儈中盛行，而且成為知識份子的處世哲學，成為官員的為官之道。李宗吾寫厚黑學，本無可苛責；但厚黑學一旦進入當下極權主義語境和體制環境，其黑則更黑，其厚則更厚。惡劣的生存環境，迫使人們對厚黑學趨之若鶩。人們在法律和道德的邊緣遊走，不知廉恥為何物。媒體甚至將其作為成功學來吹捧。厚黑學教你如何求官，如何做官，如何求生，如何變得老姦巨猾，如何更有城府，只問結果，不擇手段；厚黑學利用人性弱點，傷害社會倫理，敗壞社會風氣。由厚黑學激發出來的惡，促使中國官場變得更為厚顏無恥。
告密文化，激勵著犬儒和市儈們內心深處最卑劣的品質和求生衝動。制度正是利用了這一點，並把告密法律化，鼓勵民間舉報。告密的制度性因素遠遠超出了倫理因素和道德因素。雖然子女舉報父母，有違倫理；學生告密師長，有違道德，但由於「政治正確」從而獲得了「正當性」。因而「惡人先告狀」，「打小報告」，蔚然成風，朝廷中多了酷吏，民間多了冤魂。告密文化在文革期間達到鼎盛。如此顛覆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友誼和親情。製造著人與人之間相互廝殺的社會環境和人人自危的政治環境。告密文化摧毀社會倫理和社會結構。
培養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那些無法接近權力中心地帶的人，不得不把自己培養成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為達此目標，需把個人利益置於社會利益之上，極端自私，只關心自己，不關心他人。沒有信仰，沒有擔當，沒有社會責任感，更沒有大關懷和大悲憫。他們通常都是一些實用主義者；他們善於偽裝成體制的忠實擁護者，也善於表達忠誠。在感情與理性的撕扯下，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們自己也知道這是被時代洪流所裹挾之下的一種掙扎，擺脫不了命運的嘲弄，只能在精緻的利己中變得麻木不仁，直至躺平。
極權主義曲扭人性，乃至改變了人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
綜上所述，極權中國反文明、反文化、反人道、反人權和反人性，足以構成反人類罪。這制度沒有在地球上繼續存在的理由。解構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