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天底父母一樣面臨著家事抉擇，擇婿嫁女。（圖片來源：Adobe Stock）
故事發生在春秋末年的魯國曲阜，正當禮崩樂壞、諸侯紛爭的動盪年代。一代聖師孔子兼具父親與老師的雙重身份，隨著兒女長大成人，他和天底父母一樣面臨著家事抉擇，擇婿嫁女。孔子的決定是將女兒嫁給一位曾陷囹圄、揹負污名的弟子公冶長；同時將兄長的女兒，也就是親侄女，托付給言行謹慎、能自保安身的另一弟子南容。這兩樁婚事，在當時盛行的門第觀念中是一種逆轉，體現了「以德為先」的孔門婚姻尺度。
當時，周代婚姻制度是一套錯綜複雜且嚴密的宗法體系。婚姻不僅是男女情感的結合，更是家族宗廟和國家秩序持續的基石。婚前的「納採」、「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禮，規定了婚姻從提親到迎娶的每一個細節，體現了「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的最高宗旨。
春秋人尤其重視宗族的界限，強調「合二姓之好」，以免「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認為同性聯姻不僅不利於子孫繁衍，還會擾亂宗法禮序。因此，「異姓配婚」、「同姓禁婚」以及「廟堂作證」構成了春秋婚姻的三大特色，為宗法社會的穩定奠定了基礎。
不僅如此，諸侯間的政治聯姻通過「媵」的贈與編織成複雜的姻親網路。《左傳．成公八年》記載，諸侯嫁女時若屬同姓，則借「姪娣媵行」陪嫁，否則則不施此禮，以防止姓氏和族群的混淆。
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下，門第觀念日益嚴重，家家戶戶擇婿娶妻講究「門當戶對」，婚姻幾乎成為家族和政治聯盟的紐帶，女性更是宗法政治的媒介，受諸多約束和倫理期待的限制。
《論語》中，孔子對公冶長多次論及，尤其以一句「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定論其人。這裡「縲絏」指的是昔日對囚犯用以束縛的黑繩，公冶長據說懂得鳥獸語言，因某些政治紛爭被陷害入獄。儘管無辜，但世人對他的污名卻難以洗清。
孔子身為師長和父親，洞察人心本質，不為流言蜚語所動，堅信公冶長「直而不屈，包容貧賤，德行純備」。他以自己的女兒嫁給公冶長，以實際行動破除污名標籤，體現了他「以德選配」的堅定理念。
孔子看上公冶長什麼了呢？據史籍記載，公冶長為人寬厚，無論面對屈辱還是困頓，仍堅持正直，從不以苦難為藉口改變態度。孔子極為看重此種品格，認為這比世俗的財富、地位更重要。可見，孔子在擇婿標準上遠超一般人的門第偏見，「擇德而非擇勢」。
這一婚事在當時引發許多人議論紛紛，有人稱孔子「破格」，亦有人敬佩孔子對子女幸福的關切與責任擔當。
而南容（南宮適，字子容），是孔子另一位深加推崇的弟子。他每日精研《詩經．白圭．抑》中的「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警戒自己言辭要謹慎，像玉器上的污點尚可擦去，話語的失誤卻一生難以彌補。
孔子點評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意思是當國家太平、政治清明時，南容能夠生有效用，不會被埋沒；當國家動亂、政治黑暗時，他能謹慎自持，免除被牽連的殺戮。
孔子將姪女托付於南容，直接表明了對弟子人格的高度認可。婚禮雖然樸素簡單，卻承載著孔子對家門安穩、對世道變遷的祈願。南容謹言慎行，能夠游刃有餘地在混亂中保全自己和家庭，他的品格正是亂世中「君子以義立身」的真實寫照。
後來的事實也證明，孔子沒有看走眼。南容能夠在複雜政治環境中保持清白，陪伴侄女安然度過了風雨人生。
其實，說起來這兩位算不上孔子最得意的門生。孔子最得意的門生是「安貧樂道」的顏淵，還有性格直率，好勇守諾的子路，他們二位才是孔子最親近和信任的弟子。那麼孔子怎麼沒有將他們二人選擇為婿呢？
有人認為是顏回和子路年齡頗大或者已有婚配。本來也是，最優秀的弟子並不見得就適合當女婿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孔子嫁女看重的是能保障他女兒們安穩生活，而公孫治和南容就具有這樣的品質。
孔子這兩樁婚姻，將「以德為先」的理念推向極致，孔子能洞察人最本質的「可托付」之秉性，超越了時代的侷限。
他不顧忌當時社會對污名的歧視，勇於給公冶長一個家庭；同時他推崇南容的「慎言慎行」，讓侄女有了穩固的生活保障。這種擇婿標準，流傳幾千年，在後世成為中國人選婿重視男子忠厚、溫良、穩重的根源。
孔子說：「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無論國運興衰，真正的君子總能保持品格之直，擇婿亦非簡單的門當戶對，而是綜合判斷人的德行、言行和處世智慧。
如此擇婿邏輯，不僅體現出孔子家國情懷，更是儒家文化中「德性」與「責任」結合的實踐。
此後，儒家學派將「擇德先行」刻入家禮與科舉制度，成為傳統中國社會婚姻與文化的基石。現代社會中一些堅持傳統的人依然受孔子擇婿觀的影響，認為婚姻以人品為重，財富與名聲只是表象，只有雙方品質相互扶持，才能同甘共苦，走過人世風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