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前的女孩（圖片來源：手繪圖片）
我到底是真的為大家做了好事，還是已經在助紂為虐而不自知？
2023年，我研究生畢業，進入一所國企在家鄉的省公司，任職於一個不用揹負經營業績指標的管理部門。這是一份在人們眼中「穩定、體面、不受累」的工作，是個鐵飯碗。但我很快意識到這不是一份承諾一切的理想工作。兩年之後，2025年，我裸辭了。
我初入國企工作的故事《一個國企文秘的職場修養》於8月25日發表，接下來是第二部分。
2024年9月，我在這家國企綜合部新聞宣傳崗已經工作超過一年。我認為自己做的大部分事情都是「狗屁工作」，不產生什麼實際價值。直到最近，我才意識到我手裡握有權力，而我還可以使用手中的權力，影響其他同事的處境。
「意識形態工作」與我的權力
事情要從「線上陣地意識形態管理工作」說起。所謂「線上陣地」，其實就是社交媒體賬號。意識形態管理，就是要監控這些賬號的內容。
簡單來說，在社交媒體上，任何包含我司名稱+我省地名的賬號（比如，「N省A公司佳佳」、「C市A公司一枝花」、「N省A公司F市分公司908」、「xx市場北門A公司營業廳」、「西花園A公司營業廳」），無論是員工主動開設的，還是不知名人員以我司名義註冊的，都要管理。
具體來說，對於公司部門註冊運營的賬號，我需要管理它們：1.是否存在內容上不符合規範之處，比如是否存在危害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的內容；2.是否存在黨旗、黨徽、天安門等符號的誤用。而對於不知名人員以我司名義開設的賬號，它們的存在本身就是意識形態風險。
有趣的是，意識形態這四個字有的時候也是一種風險，需要避諱。在各類文字表述中，除非是正式的制度文件，黨建工作部永遠稱之為「意識形態工作」。
我至今記得這項工作如何落在我的頭上。2023年11月的某天下午，黨建工作部突然要求一眾部門出席「各個陣地意識形態風險把控」會議。會議室裡，黨建工作部領導坐在會議桌首席，不等我的領導開口說話，就嚴肅發言：不管內外部，你們一定得嚴肅處理「不合規」的新媒體運營動作，定你們的制度！明確你們的管理舉措！你們先把大棒揮起來！邊說著，邊在空中有力地把手一揮，做出一個抓握的手勢。
這是黨建工作部一貫的工作方式，作為牽頭單位，他們有權力將本部門工作任務拆分至公司其他相關部門，再作為總負責人定期向各部門索要資料。
管理分三個步驟。首先是發現：去各大社交媒體人肉檢索，有多少賬號名字、頭像、認證中帶著我司名字，但卻不屬於我司官方賬號。
其次是整改：對這些野生「風險」賬號逐個私信溝通，告知對方不得隨意使用我司名號，要求其限時更名或註銷賬號。倘若對方無回應，則向平臺舉報要求註銷賬號。
假如以上手段對某一賬號均不奏效，那就要執行第三步，將該賬號納入臺賬（excel表格的體制內說法），然後「動態監管」起來。動態監管，既指多長時間內必須再去檢查一次該賬號是否發布內容。
我內心覺得這項工作荒謬至極，我們有什麼權力管理毫無關係的人的社交媒體賬號？但這項工作來自黨建工作部，而黨建考核和巡視巡察會影響全公司評分、榮譽，進而層層責任到人，影響員工績效。我不得不按要求完成。
向上，我要對黨建工作部及其他檢查單位匯報，向下，我要帶領各部門及地市分公司相關負責人落實工作。我的決策將直接決定各單位開展這項工作的高度和工作量。每次要求各單位向我上報材料時，我總是連連向對方表示歉意和感謝。
2024年一季度，D市分公司同事李姐打來電話向我請教，無法確定賬號主身份，也無法與運營人員取得聯繫的賬號，是否還需要動態監管？
我明白，她這不是請教，而是一種抱怨，畢竟我們已經按照這樣的方式工作半年了，規則早已明確。因為愧疚，我對這樣的情緒照單全收，同時安撫她：我理解大家的想法，但工作要求就是如此，我也被黨建死死薅著。這不是假話，私下裡，我的自嘲更加露骨，戲稱自己為黨建工作部的編外人員、下屬部門，是「黨建部的丫鬟」。
至於省公司各部門，態度則明顯不耐。要不來材料是家常便飯，多問幾次，相關負責人冷哼著反問，那人家就是不改名不註銷咋辦呢？第一次被問到時，我自覺心虛，不知如何回答。釘子碰多了，我也煩了，直接搬出黨建：發現問題直接扣黨建考核分，部門總經理帶你去找黨建部總經理，你自己看怎麼處理吧。
每次統計各部門及分公司上報的表格時，最大的考驗在於對上數目。理論上來說，當期賬號總數=新增賬號數+上一季度存量賬號數，但實際統計中，上期賬號總數+本期新增賬號數與本期表格上賬號總數對不上是常有的事，有時多一兩個，有時又少一兩個。我料定沒有人會逐個對每期臺賬上的賬號細節，便自己編上一兩個賬號，讓賬號數目看起來沒有端倪。
但隨著巡視巡察工作的開展，我糊弄這項工作的日子到了盡頭——當初請教我的李姐，被巡察組檢查出了意識形態風險問題：一個帶著該公司名字的非官方新媒體賬號不在監測臺賬當中。我們部門收到了一份黨建工作部發出的「風險提示單」。
郵件發到我的郵箱，也抄送給了我的領導玉珍姐。風險提示單最後說：「對於屢次發現同類問題，黨建工作部將提請對綜合部相關負責人進行約談；對於自查督查問題整改不徹底、問題屢查屢犯等情況，黨建工作部將對黨組織書記提出問責建議。」
這句威脅激怒了玉珍姐，她迅速給黨建工作部打去電話，厲聲質問對方：你說要約談我的領導，依據是什麼？說什麼‘屢次發現問題’，你自己想想這項工作每年有多少材料都是從我們這裡出來的？你們這項工作做的也太形式主義了！她此前在那裡任職，接電話的人是她原來的同事。
也不知對面同事如何回覆，挂斷這通電話後，玉珍姐緊接著將電話撥給任總——他現在是黨建工作部副總經理，正分管關於意識形態相關工作，兩人幾乎等同於職務對調。玉珍姐的態度更加強硬，責怪任總辦事太不講究：去年你在綜合部的時候，我什麼時候給你們發過風險提示單？現在你連一句話沒有，上來就說要約談我領導？你們這項工作這麼做合適嗎！
我一貫知道玉珍姐在涉及自己工作責任劃分時非常強硬，「釐清責任田」是她在工作中常向我強調的點，但我從未見過她如此憤怒。
但她的怒火沒有效果，黨建工作部最後的說辭是，為什麼巡察能發現，綜合部卻發現不了？事情最終只能向內，回到我頭上。
玉珍姐幫我翻譯巡察組的意思——他們認為我們沒有真正下力氣做這項工作。她指導我開展整改：
小趙你記著，這次整改，包括今後每季度開展這項工作，都必須以郵件發送工作要求，一定做到工作痕跡充分。另外，三季度的新聞信息通報裡，對涉及到這類賬號的地市點名批評，要他們狠狠重視！
玉珍姐一隻手插在褲兜裡，另一隻手伸出食指在虛空中用力往前一戳，「狠狠重視」四字，彷彿是從牙縫裡咬出來一般。
我從一些職場博主那裡學習著，盡量把領導當合作夥伴，尤其是共同面對其他部門時。我抱怨道，那到底要做到什麼程度，才能算好好做了這項工作？平臺的搜索機制我們怎麼能說得清啊，迪士尼都還允許人在網上帶這三個字註冊，咱們怎麼管得住人家要註冊個什麼名字的賬號啊……巡察組這不就是讓人自證嗎，這種工作哪裡有盡頭？
玉珍姐擺擺手，一如我答覆地市分公司一般：現在工作形式如此，沒辦法。
我苦笑一聲不再多說，打開辦公軟體，準備寫整改舉措計畫。玉珍姐對此的指導是：給別人的東西，最要緊的是不要給自己挖坑，一定要寫能落實的。我想讓kimi幫忙生成，卻發現自己根本無法和大模型講清我的需求，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事件？大模型能明白什麼是「嚴謹而不給自己挖坑」的舉措嗎？
接下來的一週，我都在整改中度過。條線整改自然需要所有相關人員配合，不想李姐竟在此時又和我「探討」起來：非公司開設的賬號是不是可以不納管？
我實在沒有想到對方竟會再向我提出這樣的問題，在我因她工作不力已經觸了霉頭背上整改要求的當下。怒火湧上心頭，我反問：這是哪裡的依據？
她找出一段毫無關係的規章條文。我終於拋掉了在自己空間富有餘裕時對基層執行者的體諒，語氣冷硬地訓斥道，為什麼還向我提這個問題？這個我們不是早就說過了嗎？就算找不到是公司誰開的賬號，只要帶上你們公司的名字、能被搜出來就要納管啊？做了這項工作這麼久，這種基本的標準你不應該不知道吧。
對方一時也囁嚅，我懶得多說一句，硬梆梆丟下一句「行了就這樣吧」挂斷電話。手機才往桌上一扔，我又感到後悔：因為自己被要求了，就用更嚴苛的標準給下位者加碼，這不是平庸之惡又是什麼？過去很多個時刻，我作為nobody，在這種邏輯下被要求遵守莫名其妙、毫無意義的規則，甚至遭受無妄之災。而今，我自己也成了一個小生態中平庸之惡的一環。
不斷增殖的髒活
不久後，全公司的各項表格數據終於反饋到我手裡，我馬不停蹄在電腦上建起三個新文件夾，「零報告部門」、「官方賬號排查」、「存在問題部門」，文件夾中分別建起臺賬，每個臺賬分為三個sheet：sheet1命名為「督查、自查及整改情況臺賬」，意在體現整改中的過程性動作；sheet2名叫「需動態監測的賬號」；sheet3則是各部門的動態監測臺賬，按日期在每個賬號下打對鉤，表示該賬號在監測中。
統計好總表後，最糟糕的情況發生了，最新一期表格顯示共有89個賬號，然而上季度賬號總數加上本期新增，竟然比本期賬號總數少了十個。我不願意相信，重新打開各單位上報的表格，複製、粘貼、下拉排序。重複兩次，缺失的賬號依然沒有出現。我認命了，開始跟著kimi現學EXECL數據核對，再逐個和數據對不上的部門打去電話。
一個賬號，三個賬號，五個賬號……到第九個賬號時，我再次卡住了。此時已經下班一小時，我有些崩潰，摘下眼鏡往桌上一扔，哀嚎著在椅子上靠下來。電話那頭B分公司的同事約莫三十出頭，平時溝通工作總是乾脆地回覆「我去辦」「我去問」，此刻，她少有地猶豫：實在湊不上的話，我手頭還有兩個賬號……
是什麼樣的賬號？我稍微挺起後背。
頭像帶著我們的logo，但是名字上看不出來。B公司同事回答。
我幾乎是從靠椅上一躍而起：發過來，我加到上季度的存量賬號上去。終於夠了！
眼見兩張表格的數終於配平，我喜氣洋洋地挂斷電話，忍不住將兩手緊緊握成拳在空中有力劃過後向懷裡一收，彷彿交響樂團指揮家的最後一舞。
事實證明，我高興的太早了。第二天，玉珍姐想到了另一種辦法體現我們的認真程度：在表格中補充每一個賬號的開設時間、最近一次發布內容時間，以向領導證明，這些賬號都是長期不更新的「無害」死號。
如果她的這項要求不是針對這項工作提出，不是在週五下班前提出，不是在我已經做完匯總整理之後才提出，我或許不會崩潰。但在當時，在我滿懷期待以為可以送走這項髒活時，我的領導又教會我一個道理：髒活之髒，一部分重要原因就在於其生命力頑強，總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增殖。
我的情緒管理只夠自己發出「嗯」的音節。才一坐回椅子上，我就覺得喉頭已經梗住，眼淚滑出眼眶。我不想發出聲音，一邊用衛生紙胡亂吸自己的眼淚，一邊在群裡通知全省各位負責整改的同事再補充兩列信息。
一項毫無意義的工作，上升到意識形態的高度，變成常態化工作，納入考核、巡察，再轉化成風險提示單、督辦單，最後落成自查排查、臺賬。只要我還在這個體系裡，我就必須去面對和解決對方提出的問題。即便我不想解決，為了充分證明「責任不在我」，我也要花費極大的功夫。
而由於省公司各職能部門並不直接承擔生產經營任務，因此他們不需要開設各類新媒體賬號宣傳業務，在實際的執行過程中，排查整改工作幾乎都落在地市分公司頭上。我的一切動作都會切切實實變成基層單位的工作量，讓原本已經身兼數職的分公司秘書也為這種狗屁工作反覆奔波，夾纏不清。
做有必要做的工作，不要額外加碼，讓大家過得舒服，這件事有這麼困難嗎？我被愧疚、煩躁和無力感一起碾過。眼看辦公室已經空無一人，我乾脆放聲大哭起來。
我要改變制度
十月，整改終於結束。十一月，黨建工作部要對公司《陣地管理辦法》進行修訂，小利主任提醒我，這是重新劃定責任的有利時機。
直到此時，我才真正感受到「管理部門」權力何在。如果全公司涉及到這項工作的人都要按照我的指令來做事，那麼我能為大家創造什麼樣的工作空間就至關重要。
現在，我必須為自己的條線站出來爭奪邊界。我要做的事其實很簡單，就是論證「綜合部不對過往已產生的非官方新媒體賬號負責」，但這也很難，因為按照我司的做事原則，僅靠常識來論證是不夠的，這是不擔責、畏難情緒重的表現，我既需要援引本條線已經發布的制度，也需要研究出黨建工作部的漏洞以及對我們不利的地方。
我調出所有相關文件，既看黨建部發文，也向集團辦公室請教這項工作在總部的劃歸與開展情況，並和其他省公司溝通。我把所有論據都用筆劃好，貼上便簽。隨後開始為玉珍姐撰寫上會材料。
這恐怕是我進公司之後對制度研究最認真的一次。而在撰寫資料的過程裡，我終於意識到這項工作最根本的荒謬之處：權力超過了自己的邊界。一個公司的管理權力僅能對自己所屬員工生效，把手伸到別人的田間地頭，這種工作怎麼可能做得下去？於是我在初版資料中形成如下結論：
「根據集團公司相關責任劃分，綜合部對由公司各部門根據業務發展及品牌文化建設宣傳需求開設的官方賬號負有管理責任。對開設主體不明的非官方新媒體賬號，按照「誰主管誰負責，誰使用誰負責，誰審批誰監管」的權責明確原則，綜合部對該類賬號及賬號所有人無審批、管理許可權，不負管理責任，建議黨建工作部與集團公司整體溝通。」
玉珍姐對我的材料大致滿意，但要求我將集團條線的分工挺在最前，既然集團辦公室不負責非官方新媒體賬號的排查整改，那麼各省公司也不該承接黨建工作部相關要求，於是匯報材料最終調整成兩點：
1.請公司黨建工作部與集團公司黨建工作部溝通，根據條線管理職責劃分本省意識形態管理責任，落實意識形態管理職責，溝通管理工具，確保條線管理職責的一致性。
2.根據集團公司相關責任劃分，綜合部對本省公司官方賬號負有備案監管責任。開設主體不明的非官方新媒體賬號，綜合部對該類賬號及賬號所有人無審批、管理許可權，不負管理責任，建議黨建工作部與集團公司黨建工作部溝通相關工作。
作為員工，我能做的工作已經到此為止。我像家長送孩子進考場一般把我的領導送進會場。幾個小時後，玉珍姐一踏進辦公室門口便揚聲喊我：小趙，和黨建部說好了。」
我趕忙站起身來，只見她揚手將一疊上會材料往桌上一丟，宣告戰果：以後該項工作按屬地責任來劃分，哪個地市出問題自己擔責，省公司不再受連帶責任一同整改。
玉珍姐進會場前，我已經想像到或許結果不會盡如我意，但沒想到她帶來的消息竟然和我的意圖南轅北轍。我本想為整個條線撇清責任，讓地市分公司減輕工作量，但從結果上卻成了我撇清自己。那些向我匯報這項工作的人看到這條新規定會是什麼表情？
我無法接受這項工作呈現出「我給下級單位甩鍋」樣子。向上的空間已經消失，如今要挽回這種局面，我只能從自己能夠把握的部分入手——無論如何，我對本條線的工作執行方式仍有決定權。我決定自己修訂條線內相關管理制度，將不利於我們管理的那一部分撇出去。
一開始，我想通過那些五花八門的賬號特點入手。除了都帶有我司名稱，它們的另一個特點是粉絲量幾乎都保持在個位數，即便發布內容，能夠大範圍傳播的可能性也極低。我的提法相當保守：「粉絲數少於50，超一年未更新，視為無風險殭屍賬號，不做專門監督。」
但這一點在小利主任環節就被否決了：不納管對黨建工作部來說就意味著工作有缺口，一定會遭到質疑。
我接受了主任的意見，決定回到問題的根本，讓權力回到自己的邊界：如果某賬號經核實後不屬於公司內部人員開設，則綜合部無管理許可權，不負管理責任。這個想法最終落到書面，形成如下表達：
第十七條規範新媒體賬號排查機制。綜合部牽頭組織開展新媒體賬號的排查清理，排查範圍主要為公司官方新媒體賬號、公司員工開設的與本公司相關的新媒體賬號。對於排查發現的非官方新媒體賬號，如確係公司員工開設，按照屬地原則，誰使用誰負責、誰主管誰負責，對相關賬號進行整改。
第十八條加強條線新媒體賬號管理。市場經營部作為渠道運營的歸口管理部門，要建立對渠道人員在新媒體賬號開設方面的管理機制，做到末梢穿透，閉環管理。
主任通過了這一版本，我得以向玉珍姐匯報這項修改工作，瑩瑩姐也被叫到旁邊。玉珍姐盯著我，真誠地問：「小趙，我就是特別納悶，為啥整治這麼長時間了，老有要帶咱們公司字樣的賬號，老是（需）要幹掉？」
我不是第一次面對這個問題了，每一次發現新增賬號，玉珍姐都會憤憤地問，說了不讓註冊不讓註冊怎麼還有人註冊？！每逢此時，我的腦子裡總是冒出考研知識點：新媒體的湧現性、節點化……走出考場時我沒有想到有一天還要再用它解釋問題。但學術化的解釋毫無意義，通常，我會直接回答：現在想註冊賬號有個手機號碼就行啊，咱這名字也沒申請專利……
現在，我已經理解了領導想要的是更具體的答案，於是語氣篤定地回答：「主要是渠道商。」瑩瑩姐加強我的回答的可信度：「確實，那人家開的就是公司的代銷店，也沒有毛病啊。」
「對，所以上個季度和市場部溝通了，他們已經把這個要求寫到了渠道的考評裡面。發現渠道商擅自用公司名義開設渠道，一次扣一分。」
扣分是我和市場部渠道管理同事溝通後的結果。協商管理手段時，我給出的是「嚴肅處理」的模糊說法，市場部同事具體成兩點，一是做好渠道的相關培訓，二是用扣分管理渠道。評分將決定每家廳店能拿到的渠道費用，相當於他們只要開設了賬號，就會少拿到錢。
我當然知道這種強力的管制和基層業務發展的需求是相悖的，但我已經沒有力氣愧疚，這件事要怪也只能怪到黨建工作部的這項工作本身。我只欣喜於終於找到一種真正有效的方式來防止無窮無盡的新增賬號，讓我帶領的同事和這些髒活少一些糾纏。
玉珍姐說，「現在我們有關鍵一點要弄清，就是保證新增賬號沒有公司員工開設的，如果有，就要對他們點名通報。」
問題又回到了一開始，真正的困難是我不可能幹涉、管理任意一個人如何使用自己的社交媒體賬號，我懶得再委婉表達：「這個不能保證，領導。」
玉珍姐不滿意：「那不行。」三個字極快地從嘴裡跳出來。「為什麼？渠道賬號扔給市場，各地市賬號也按屬地原則處理，只有省公司的員工了，我們明確要求不許以職務身份註冊賬號，ta們明知故犯，豈不是我們管理失職？」
現在，我開始向領導解釋，理論上來說，含我司名稱的新媒體賬號可能來自生活在這個地區、國家的任意一人。而「我們的許可權只能到公司員工，不能到社會人員，如果一個賬號不是我們公司員工註冊的，那它就不是我們的責任，我們是不是可以不管？」
「我現在明白你的想法了，因為黨建工作部把責任撇到了我們頭上，所以你想用這句話把地市的責任撇清，對不對？」玉珍姐依然不關注常識，而是回到她更熟悉的責任分配，點出我的心思。
「對。」我知道自己的匯報成功了。果然，對方接著回答：「行呢，咱們就這麼和領導匯報，到時候你和我一起去小趙。」
「啊？」我從沒上過領導的專題會，一聽之下反倒吃驚，順勢和玉珍姐開起玩笑說害怕。玉珍姐笑了：「不用害怕，你覺得該這樣做，那咱們就去和他們匯報。現在公司領導對這個東西的觀念還特別緊張，只要我們是對的，哪怕被罵出來也不要緊，一遍遍地和他們說，慢慢的總會改變的。」
我第一次對周玉珍肅然起敬。
從制度的擬定到最終上會通過領導決策，又過了十餘天。這中間，玉珍姐一度讓我去掉「如確係本公司員工開設」這句話，我照做了，我猜想她覺得這句話甩鍋意味太重，擔心領導不滿意。
但到遞交上會資料的前一刻，我還是猶豫著又向她提出：「玉珍姐，那句話能不能不去掉？」我還是希望明確工作邊界，讓條線同事少做無用功。彼時辦公室已經沒有其他人，玉珍姐看著我，斟酌片刻後嘆一口氣，最終答應。她猜想領導也注意不到那句話。
我頓覺輕鬆，歡歡喜喜把那句話重新加回去。點擊發送上會材料，然後關機，把充電器、眼鏡等物件塞進背包，腳步輕快地離開了辦公樓。我的內心充盈一種滿足感：我已經憑良心認真對待了自己的權力，已經做了所有自己能做的事來為下級執行單位盡量創造了空間。
第二天上會，儘管我只是坐在最後一排聽玉珍姐匯報，但還是板正地穿上了聚酯纖維麵料的工裝。然而幾天後，玉珍姐與巡察辦一名同事的爭吵又讓我陷入自我懷疑。
事情倒也不複雜。巡察辦同事為把自己某項工作任務做的「好看」，要求我們科室製作相關臺賬。玉珍姐大怒，這件事最終以雙方各退一步收場。事後，玉珍姐火氣消退，也不知是自我安慰還是安慰相關同事，喃喃地說，小周（巡察辦同事）也是個認真的人，這也是為了工作。
我原本是看熱鬧，卻猝不及防被「為了工作」這句話擊中，回想到自己出臺的制度。
我也是一個認真的人，我也是被某些人、某種制度、某種權力推搡著，下了決心要把這件事解決掉。可是到底是一坨混沌的屎更好，還是一坨條分縷析的屎更好？我到底是真的為大家做了好事，還是已經在助紂為虐還不自知而沾沾自喜？這到底是我的留下的遺產，還是我留下的遺害？
又一個視頻
十二月是一年的收官時刻，重要的工作是年終總結，而其中更重要的部分，則是要讓領導有感知地總結。對於綜合部來說，在全公司年終會上播放的總結視頻，就是一年一度的露臉時刻。年底我的大部分時間都放在了宣傳片上。
到十二月中旬，這片子已經反覆修改了兩個月，玉珍姐依舊能發現不滿的地方。又一版視頻出爐，我們在會議室內逐幀拉片，玉珍姐舉著手機，扶著眼鏡，脖子前傾，看得專注。而我早已喪失看這個視頻的慾望，大多數時間我都在觀察玉珍姐的表情。雖然觀看過程中她一直皺著眉頭，但假如她皺眉更深，往回縮一縮脖子，或者很快速、輕微地向一旁側一下臉，都意味著她對正在看到的內容有所不滿。此時我就要迅速回歸視頻內容，講解這一段為何如此處理。
但我能夠解說的只是我自己認知中的問題，還有一些問題，是遠遠超出我的想像的。比如此刻，玉珍姐突然敲擊著屏幕按下暫停：這裡！
我迅速排查雷點：畫面呈現的是一名頭戴安全帽的工作人員在機房，上鏡人員穿著簇新的工裝——露出了碩大的我司logo；表情專注、自然，體態舒展——規避了形象邋遢、精神氣不足的問題。哪裡出了問題？我不明就里，保持安靜等她說話。
玉珍姐在工作中一向需求明確，從不讓下屬猜測她的意圖，這次也一樣，她幾乎沒讓我等待：low死了！怎麼這麼多戴安全帽的人？！公司領導都說了，我們是一個科技型公司，不是走街串巷的賣貨郎！把這放上這麼多，人還以為我們公司都是些工人呢！
我震驚了一瞬，憤怒的情緒很快變得分明：為什麼她能說出這樣的話？沒有這些low的人把公司業務抬起來，她一個月過萬的薪水從哪裡來？難道真的以為自己平時坐在辦公室裡敲敲鍵盤寫下的狗屁材料在創造價值？
但我還是強忍憤怒解釋：現在安全生產不是查的嚴嗎？這些作業都要戴頭盔的，工程師去現場也一樣。
這也太多了！周玉珍的不滿未減少分毫。我一心只想讓她閉嘴，果斷回覆道：那去掉吧，不放了，我換鏡頭。
從會議室出來，周玉珍向左走回辦公室，我則直直向右走向衛生間。儘管上班已經一年有餘，我仍不敢太長時間離開工位去散心，只好在煩躁時一趟趟跑廁所。
拉開廁所門，隨後直接鬆手，幾秒鐘後，「砰」的一聲巨響在我身後傳來，這是廁所門自己摔合上的聲音。我拉開廁所隔間門的手突然滯住了，想起自己從前總會扶住門把手無聲地關上廁所門。是從什麼時候起，我和其他同事一樣，任由這扇門在我身後摔在一起？哪怕中午大廳裡辦公的同事都已午休也不在意？
兩週後，年終會宣傳片終於進行到了新分管領導審議環節。玉珍姐、嚴總、嚴總的直屬領導王總，都來到會場。因為公司年會將近，有部門正在會場排練節目。玉珍姐清退眾人，並叮囑我關上會議室門防止「泄密」。
王總在中間的位置坐下，嚴總、玉珍姐分立他兩側，我挨著玉珍姐站。片子播放完，奇蹟般的，王總幾乎沒有提出任何要求，只說黑底白字是他們那裡死人用的顏色，換一個。玉珍姐笑著一口應下。隨後，王總起身，我和玉珍姐交錯間對視，幾乎是本能地漾出一個鬆一口氣的笑容，並悄悄一豎大拇指。這種表演我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學會的，但總之我已經能熟練運用。可是這種表演最終有什麼意思？我心底裡有些嘲諷自己地想著。
兩天後，年終工作會開始。我照例提前一小時就到會場測試視頻和PPT。測試結束，我站在當場，看著會場直播屏幕裡自己的背影——抱著雙臂，直直站著，仰起頭看那塊大屏，別人穿深色皮鞋高跟鞋，我腳上穿著一雙白色的耐克空軍一號，在屏幕上亮的扎眼。一個想法清晰地浮上心頭：「這是我最後一次在這個會場了。」
收穫的季節
十二月的忙碌伴隨著一些令人振奮的回饋，冬天比秋天更像是收穫的季節。比如單位發放的勞保用品積分到了將要清零的時候。
2023年，我第一次拿到這個積分時還不明白什麼是勞保用品，但已經能夠無師自通把它直譯成「員工福利」（查過之後才知道「勞保用品是指保護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的人身安全與健康所必備的一種防禦性裝備」）。換算人民幣，男職工每年勞保金2260元，女職工除了勞保用品積分外還多一項婦女衛生用品費，勞保金也比男職工多一千元。這項積分通過公司自主開發的平臺發放，無法兌換現金，只能在平臺內完成購買。平臺通過接入京東為員工提供貨源，商品類目從日用百貨到衣服鞋帽。我對比過這些商品的價格，發現相比起京東，同一家店舖的同件商品，在勞保平臺存在幾十到幾百不等的溢價。
在這種「不夠市場」的交易場所中，溢價也是市場規律的一種表現。沒有人因為會因為溢價放棄這個平臺，怎麼花積分最有性價比也是一門學問。拿到勞保積分的第一年，我將幾千塊都用於購買日用品。第二年，我意識到用不流通的貨幣置辦「大件」才是最划算的，這也是辦公室大多數人的策略：物業姐為自己和女兒一人選購一件波司登羽絨服，玉珍姐的外套、內搭和高跟鞋都齊齊換新，小利姐則和玉珍姐買了同款高跟鞋。我用三分之二的積分為自己和媽媽一人買了一件羽絨服，給自己買了雙鞋子，用剩下的三分之一購置短缺的日用品。上班近兩年，我再也沒有用流通貨幣買過衛生巾、洗髮水。整個十二月，公司樓下的快遞櫃一直爆滿，快遞員頻頻打電話要求科室同事下樓拿快遞：「快遞櫃滿了，你們公司前臺不讓放。」
更令人振奮的，則是按照財務做賬的要求，年終獎必須在次年1月之前下發。一進十二月，大家都進入了一種等待年終獎的狀態。每當我像個瘋狂旋轉的滾筒洗衣機一樣被工作擺佈時，也會想像自己的年終獎：不管是專題報導，還是二十五週年宣傳視頻，部門今年頗受領導褒揚的工作，我都極大參與並做出了看得見的成果，收入應該還可以吧。
十二月二十四號，臨近下班，小利主任與我談年終績效評定時的說法，我的績效等級評定為C，貢獻度評為良好——據小利主任說這是「領導認可我的貢獻」。
年終績效獎金由崗級、績效等級和貢獻係數共同決定。而我對應的具體數值分別是：6、1、0.8。這三個數字到底如何使用後得出我的年終獎數額，我並不清楚，但我有非常樸素的認知：數字越大，獎金越多。我的崗級是6——公司最低崗級，這是短期不可更改的；績效等級是1（等級為C）——每個科室能給到的A級（1.2）和B級（1.1）是有限的，作為入職一年的新人，絕不可能在涉及大額獎金分配時得到C以上等級；由此看來，貢獻度係數是我唯一有望提升整體係數水平的機會。於是我問：「其他人的貢獻度等級是什麼呢？」
領導沒有回答：「都有這麼一個過程，也希望你客觀看待，盡快成長。貢獻係數上，領導還是給你評了一個良的。明年你要適應這種組織的方式，不光是工作質量，待人接物、給大家的感知，都很重要。也希望你在工作職責中提升自己的適應度。」
貢獻係數則分三檔，優秀為0.9，良好為0.8，一般則是0.75。領導如此認可我，我也不過多掙了0.05分，而我也未必是這0.05分的唯一獲得者。小利主任讓我有什麼問題和意見都可以說，但我已然明白這是通知而非徵詢意見，心灰意冷之下，我只能阿Q地自我安慰：畢竟是三季度獎金加年終獎，應該不至於太慘。
十二月底的一個中午，我的幻想被徹底擊碎了。這天，我匆匆加完班趕到食堂，一同吃飯的小夥伴問我獎金情況，我這才知道獎金已經發放。打開手機報出數目，三季度獎金加年終獎，總計3.8萬。桌上五人都安靜了片刻，半晌，市場部的同事率先打破了沉默：你們部門真不是人啊……你這一年忙成這樣給你這點兒，你不如來市場部算了。
聞言，我已經知道自己的獎金在桌上六人中最低。我感到一種恥辱，這種恥辱在一季度被周玉珍戳著績效條質問「難道你不想多要一點錢嗎？」時也出現過。但我不能將這種痛苦和心碎表現出來，否則我將看起來更加可憐，也讓我的朋友們為難。我只能裝作懵懂地反問：啊？很低嗎？你們呢你們呢？
追問之下，我才知道，我的獎金收入只有市場部同期入職同事的一半，就算在管理部門中，也比法務的同事少了近三分之一。而我後來得知，哪怕在部門內部，我的獎金和老員工也相差近兩倍。
從這天起，唯一支撐我的精神支柱也被抽走了，我勉強地做著自己的工作。一月十號，我手頭的兩項工作都快到了最後期限，我向玉珍姐提出訴求，是否可以暫時調整一下我手頭的工作量，好讓工作都能按時完成。
玉珍姐拒絕了：科室每個人的工作都很飽和。你給集團填的那個宣傳年終總結，那個工作也用不了多少時間吧。綜合部的工作我全都做過，那些都用不了多少時間，你順手就把它做完了。
「綜合部所有工作我都做過」，是她常常掛在嘴邊的話——假設在她調離的六年間，所有工作要求都保持靜態，這句話確實可能成立。而那項她認為「用不了多少時間」的工作，是集團公司在2023年對各省宣傳工作提出的新考核項目——總計近三十細項，每一項都需列出全年明細並統計分數。
我知道她不可能響應我的訴求了。於是沉默坐下，拿起杯子灌一口水，上嘴唇和口腔內部迅速腫痛——我忘記了，這是一杯剛接的開水。疼痛像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一樣擊潰了我，我抽出一張紙巾壓在雙眼上，失聲痛哭起來。好不容易稍微平復了情緒，不巧玉珍姐站起身想向我安排工作，見我這副模樣，她喊上我和文件姐，讓我們一起到小會議室開會。
玉珍姐邊拉開椅子邊說：「小趙你現在說一下你這兩天有啥著急的事。」見我兩手空空，玉珍姐從自己本子上撕下一張紙，又從會議桌筆筒裡抽出一支筆：「來，給你紙，你寫。」
我始料未及，第一反應是驚慌：這看起來豈不是像我在給同事甩活？但我已經騎虎難下。大腦一片混亂中，我拿過紙筆，邊寫，邊計算自己每項工作的工作量及提交時間——七項主要工作，四項要在當周完成，而年會將近，我毫不意外被推出去表演節目，還要分出時間參與排練和演出。為了壓抑情緒，說話間隙，我不斷深深吸氣。
「行，我知道了。我想著綜合部這些工作我都幹過，不會花很多時間。」玉珍姐迎接我的依然是這句話，「但既然你也提了，剛剛也確實列了，那就讓別人配合你一下。配合你做完之後你再審核一下，然後再給我審核。總體上大家工作確實也都很忙，你自己有時候要是有委屈……」
「沒有，我剛是不小心燙到自己了。」我感到羞恥，好像是自己的不成熟造成了這樣的局面，只好快速打斷她。
玉珍姐置若罔聞：「有時候也不能說堅強吧，就是自己克服一下。大家都很忙。按理說這次集團總經理來我們公司調研，跟拍我都該派你去，但我想了一下還是沒有，一是你手頭事多，二是這個工作確實麻煩，要給各地市統一模板，材料一整理就是二十來頁。你們大家的工作我以前都幹過，我特別知道哪項工作要用多少時間。現在的工作現狀就是這樣的，現在也不是以前。你有需要的時候也可以和相關人員直接說，我相信大家肯定也會幫助你。」
我試圖把事情掰到起點，讓自己不要顯得過於弱勢和被動：「我本來只是說因為這幾項工作的時間咬得緊，看能否有所調整，辦公室大家不用說也幫我很多，我實在沒想到你能整這麼一個動靜，領導。」
玉珍姐笑著，並不接我的話茬：「你嘛，在我們看來就像小妹妹一樣，大家都會考慮你的整體情況的。」
我別過頭去不再看玉珍姐，只是重複地在紙面上描畫一個方塊。玉珍姐見狀先打發走了文件姐，開始單獨和我談心談話：「你現在還是覺得壓力大？」
我的筆畫更加急促，筆尖透過紙張和桌面互相作用，發出「噌噌」的聲音。對方顯然不需要我回應，她做出一副知心大姐姐的樣子，坐到我身邊來，繼續訴說自己當年的不易、科室其他同事的辛勞，教我如何和同事進行協調，彷彿我才是這場鬧劇的始作俑者。我不再回應，直到嚴總突然推開會議室的門，這場可笑的會議終於結束了。
我從昏暗的會議室出來，覺得辦公室的燈光更加刺眼。文件姐和物業姐關係一直親厚，她們會怎麼對我？如我所想，文件姐雖面上無事發生，但物業姐個性直、脾氣急，那段日子在走廊見到我也如同沒看見。但我已然無心在意同事關係。
文中人物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