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旗（圖片來源：GREG BAKER/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5年9月2日訊】（一）
5月底，我剛從林縣回到北京，干就悄悄地告訴我，鄧拓已於17日自盡身亡。我們既然沒有勇氣步他的後塵，就只好聽憑命運的擺佈，「盼望最好的，等待最壞的」——多年來，我也接受了干最喜歡的這句格言。
6月18日，北京大學發生了抹黑臉、戴高帽子、罰跪、剃陰陽頭、拳打腳踢等事。我隨著出版社的革命群眾乘大卡車去北大取經。在校園裡，我第一次看到掛牌子示眾的，那就是北京大學的黨委書記彭佩雲。各地前來串連者，將偌大一座最高學府擠得水泄不通，不消說，他們回去後，立即會在全國各個角落如法炮製。
儘管文件說，這次鬥爭的對象是黨內走資派，我們也仍是憂心忡忡，生怕我們這艘「方舟」會在這次風暴中翻掉，惶惶不可終日。
果然，6月下旬，上邊宣布出版社一批人要集中到西郊的社會主義學院學習。名單上既有黨員領導，又有像幹這樣戴過帽子的人。
走的那天，我茫然地幫他整理了簡單行裝。過幾天，荒蕪就來串門了。他剛一聽到干已經「集中學習」去了，登時嚇得臉上一點血色都沒有了。他連坐都沒坐，連忙囑咐我一聲「千萬別對人說我來過了」，掉頭就神色慌張地走了。
我驀地意識到，說不定荒蕪聽說過「集中學習」意味著什麼。
週末，干忽然回家來了，而且是笑嘻嘻的。他告訴我，在社會主義學院集中的，共有七百多名，除了各單位的黨委成員，還有文化部副部長，以及作家、翻譯家、演員、音樂家、戲劇家、畫家等等。吃得好，睡得足，不打不罵，只學習反修。我也不知道干是故作鎮靜，好讓家裡人放心呢，抑或確實是那樣。不摸底，我只能竭力往樂觀的方面想。猶豫再三，我還是把荒蕪受驚的情況告訴了他。我怕他過於樂觀，局面萬一發生變化，精神上會整個崩潰。
業務雖然停了，出版社可不能沒有領導，所以一批空軍進駐了。他們也不知道這場運動該怎麼搞法。除了一遍遍地叫我們學習《毛主席語錄》，就是帶頭搞衛生。從辦公室到過道樓梯廁所，真做到了纖塵不染，建社以來從未這麼乾淨過。
（二）
日本文學翻譯界，有兩位泰斗——周作人和錢稻孫。自50年代起，出版社每月預支給他們生活費，出書後由稿費中扣除。回京後不久，我接連收到周、錢二人的親筆信，說6月份沒收到生活費，問我是怎麼回事。其實我下去參加「四清」前，二人的生活費已分別被砍掉了一半，文革正式開始，就索性一分錢不給了。我把原信轉給財務科，當然沒敢回信。
此事倒使我聯想起干的情況，意識到他在逆境中的口頭禪「是福是禍很難講」有一定的道理。干被劃為右派後，原定不要他下去勞動，而留在北京為出版社翻書，按月領生活費。後來又改為赴農場監督勞動。當時，他十分想不通，認為是出爾反爾，不守信用。他還是咬咬牙下去了。1961年又被調回來，降了級，但仍是出版社編譯所的一員。倘若當年他也像周、錢那樣，成了編外譯者，浩劫一來，他又無書可譯，會一直失業到1979年。那年頭隸屬一個機關，畢竟比待在街道上安全多了。機關幹部多少還有點顧忌，最倒霉莫過於落到街道手裡。那陣子誰只要混上個紅箍，就可以為所欲為。「紅八月」中，我親眼看見被打得頭破血流的張友松（馬克．吐溫研究家及譯者，像周、錢那樣，也是出版社的編外譯者）跑到出版社來要求庇護，但碰了釘子。聽說他的一隻眼睛就是這麼打瞎的。周、錢的下場當然更慘，前者勉強活到次年，後者於「紅八月」後不久就嚥了氣。
（三）
8月8日，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十六條》，其中規定「要用文鬥，不用武鬥」，然而武鬥正是在這之後蔓延全國的。
8月中旬，乾等將近二十人被幾個「戴紅箍的」從社會主義學院揪回本單位來批鬥。他們剛一下車，從社長許覺民起，每個黨委成員均被扣上一頂尖帽游樓，乾等「牛鬼蛇神」（其中包括長征幹部馮雪峰）尾隨於後。有人覺得不過癮，還把一個字紙簍扣在翻譯家金人頭上。總編輯韋君宜是游樓者當中惟一的女性。我看到她兩腿發軟，幾乎要癱倒在地。兩位女空軍奔過來，從兩旁攙著她走，硬是逼著她游完了樓。這位出身於天津名門的女共產黨員，十七歲考上清華。家裡準備將來送她留洋，她卻不等大學畢業，就自覺地背叛了自己出身的家庭，投奔了延安。她有什麼罪？
像一陣龍捲風似的，機關、工廠、學校、街道，統統發動起來了。
突然間，住在東四八條的我母親那裡也出了事。
她是一位孀居的家庭婦女，住在一個小跨院兒裡，安安靜靜地過日子，與世無忤。1958年，大院子裡辦起街道工廠，母親為人慷慨，夏天，經常請工人們吃西瓜，又張羅著在自己的爐子上給這個熱飯，給那個燒開水，從未跟誰鬧過矛盾。
干幼年失恃，生活中一直渴望有個母親。婚後，他同我母親相處得很好。看到老人家每天要從中院的自來水管往缸裡提水，十分吃力，就為她買了膠皮管。他於1956年陪外賓，從杭州給她買了漂亮的陽傘，並從廣州給她帶回涼席。母親也十分疼愛這位女婿，他的每本譯著她都讀過。
母親的頭髮是天然鬈曲的，直到老年，基本上是黑油油的。一雙眼睛炯炯有神，一笑就露出一對酒窩。有一天，母親到朝內市場買菜，看到有鮮荔枝，就為孩子買了兩斤，給我送到出版社，她正要在傳達室給我打電話，適逢我的組長高駿千外出歸來，就托他把荔枝帶交給我。組長是新加坡歸僑，說自己的媽媽也注意穿戴打扮。他在辦公室裡將我母親那天的裝束細細地形容了一番：身穿墨綠色薄呢短袖旗袍，配一副同色鏤空長手套，肉色絲襪，鹿皮半高跟鞋。
六四年初秋，干在東四新華書店參加一個月的賣書勞動，我母親突然給他送去一盆自己精心栽培的菊花。書店的售貨員聽說那是乾的岳母，年已近七旬了，怎樣也不信。他們以為她只有五十開外。母親事後告訴我，送花是為了慶祝干摘帽，那天她從東四走到王府井去買東西，接著又一直走回家。
干常和我念叨，再過幾年，得把媽媽接來，好好孝敬孝敬她。但我覺得她越來越硬朗了，肺病痊癒後，每天加強鍛練，走路健步如飛，短期內不會同意和我們住在一起。
但是，罪惡的魔爪連這麼一位善良的老婦人也未放過。「紅八月」中，她那小院的柵欄門上糊滿了大字報。她的罪名就是大女兒在美國，因此，她本人也就是特務、間諜。既然她和大女兒還通信，就必然送了「情報」。「戴紅箍的」對她大打出手，逼她交出電臺。
22日，單位又勒令我把母親送回家鄉貴州去接受改造。我立即為她準備好路費，次晨跑到八條去，打算為她辦理遷移戶口。當時我想：既然已落到這步田地，就只好先回去避一避，也比成天待在這裡挨打強。那裡沾親帶故的，老老少少總有幾十口子。
院裡有幾個人卻擁過來說：「那就便宜了這老妖婆啦。我們沒有斗夠之前，決不能放她走。」
小時家裡養過貓。貓捉到一隻耗子，總要捉弄它半天，放它跑了，又撲上去。把耗子折騰夠了，才慢慢吃掉。
那陣子我母親猶如這樣一隻貓爪下的耗子。然而猙獰的貓是一大群，而不是一隻。
在「紅八月」中，有些人的「革命性」代替了人性，不把這無辜的老人折磨死，絕不罷休。
他們一夜之間變成了嗜血的餓狼。
（四）
我國古典名著《紅樓夢》以及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的《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等作品裡，均有抄家的描寫。賈赦鳳姐等確實觸犯了王法，鐵證如山；而小林筆下的人物也是堅決地要推翻軍國主義政府，實現共產主義理想，對當局構成威脅，所以他們才狗急跳牆，下毒手。
文革時被抄家者卻均是本本分分的老百姓，查抄只是為了掌握「罪證」，捏造罪名，把殘酷迫害甚至凶殺合法化。從這一點來說，文革的做法確是「史無前例」的。
8月23日傍晚，我剛吃罷晚飯，從食堂出來，出版社一個「戴紅箍的」便告訴我：「晚上的學習不必參加了，馬上回家去看看，紅衛兵抄了你們的家，把蕭乾也揪鬥啦。」
真是禍不單行。我一直惦念著母親，原想學習結束後跑去看看她，沒想到家裡也出了事。及至我趕回去一看，兩扇大門大敞著（抄家後街道上勒令，從那天起不許關門，他們隨時都會再來揪鬥）。大門和兩旁的牆上貼滿了大字報。五間南屋貼上了封條，隔著玻璃一看，所有的書架、櫃子都被推倒了，凡是能撕能砸的全成了碎片和渣子。除了房屋未坍塌外，大概遇到八級地震也不過如此。至於院中的魚缸、睡蓮、葡萄架、蘋果樹，以及那些花花草草，全被踐踏成稀巴爛。
姐姐、荔子和桐兒抱作一團兒，坐在小西屋的床上瑟瑟發抖——儘管那天酷暑還在施著淫威，人們尚穿著單衣。
「剛吃完午飯，他們就衝進來了，派幾個人去出版社把亞克桑押回來，剩下的人搞打砸搶。」姐姐邊指院心中那張八仙桌，邊說下去，「他們把廊子上的八仙桌，拖到那兒，罰我和亞克桑在上面跪了老半天，還給亞克桑挂了個大牌子。也不知道是哪兒來的那麼大仇恨，連平常咱們老鎖著門都成了罪狀。本來有人大喊：‘給她剃個陰陽頭！’剪子都拿在手裡了，硬把我從八仙桌上拽下來。正要動手的當兒，街道主任跑過來說，他們院裡還埋了珠子。大家以為埋的是珍珠呢，就擁過來，推推搡搡地逼著我刨出來。那大概是今天抄家拿到的最大的罪證了。」
原來在揪鬥兩個大人時，街道主任曾將荔子和桐兒叫到一邊，強迫他們揭發爸爸和三姨。孩子說：「三姨埋了珠子。」
那兩串念珠還是四姐於1947年離家時留給我們的念物。當天早晨去上班前，我有了預感，就囑咐三姐，《聖經》、念珠什麼的，趕緊妥善處理一下，免得抄家時惹麻煩。22日晚上從離家不遠的南溝沿菜場旁走過時，我看到一戶普普通通的人家，竟被抄得連雙筷子也沒給留。我立即想道：我們恐怕是在劫難逃了。我們就像是林縣山村的「割尾巴戶」。土改時倘若村裡有幾戶地主富農，決不會輪到那幾戶上中農去挨鬥。我們這幾間房，要是在王府大街、南池子一帶，就毫不起眼了，然而在這貧民聚居的地區，勢必樹大招風。為了佔我們的房子，分我們的東西，周圍的群眾決不會讓我們「滑過去」。
那些「戴紅箍的」查抄了幾個小時，連洋灰地都鑿得到處是大窟，也未找到可疑之物，現在拿到念珠和未燒盡的《聖經》殘頁，就「證據十足」了。幸虧他們把注意力轉到這些「罪證」上，才將剃陰陽頭的事拋在腦後。
姐姐還說，牆上挂的十一個鏡框一股腦兒給砸爛了，並從毛主席像後面扯出英國版畫以及墊在最底下的聖像，說是故意把這些東西壓在主席像後面來陷害主席，是現行反革命罪行，就連同主席像一道拿走了。
那些鏡框都是我們那個古老家庭的遺物，1951年搬到八條後，堆在小廂房的過道裡。虧得母親愛賣東西，1959至1961年間，因自然災害造成物資短缺，收購舊物者經常上門，她就把公公在廣西和山西當縣官時穿過的袍子、靴子，以及婆婆的頭飾、衣服，變賣一空，用來買點營養品。那些東西倘若還在，我們一家人說不定都會給扣上「企圖復辟封建王朝」的罪名。抄家風猖獗時，人民出版社就有個老年女編輯，跪在樓後，磚地上鋪著她親手寫的認罪書，請求偉大領袖和革命群眾予以寬恕。她是清朝某大官的後裔，從她家裡抄出了一些遺物。
我母親處理東西時，將舊明信片、鏡框等堆在一邊，準備當做垃圾扔掉。我捨不得，就一塌刮子給搬回來了，豈料這下釀成大禍！其實那些聖像同時也是文藝復興時期的名畫，有列奧納多達．芬奇的《最後的晚餐》、米開朗琪羅的《最後的審判》，以及拉斐爾的《西斯庭聖母》和《基督顯聖容》等。
倘非有個單位，那陣子干的命說不定就送在隨便什麼人手裡了。出版社派了兩個人陪干一道回來，挨完斗後，又把他押送回「牛棚」。同時搬走了兩箱子查抄物品，包括那些明信片、干從英國帶回來的防毒面具以及當隨軍記者時蘇聯紅軍送給他的戰利品：幾枚納粹勛章等。
幸而是夏季，我們四個人擠在給平日住校的老大睡的小西屋那張床上。兩個孩子睡得很不安穩，不時地被驚醒。我和姐姐吃了幾次安眠藥都不管事，通宵達旦地未合眼。
荔子那時才十一歲半，桐兒不滿十歲。我進門洞時，就看見那裡豎著塊小黑板，上面用白粉筆寫著歪歪擰擰的兩行字：
狗崽子，
老子反動兒混蛋！
那塊小黑板還是1954年為老大買的。他入附近的像鼻子坑小學後，干每天早晨在黑板上替他寫好注意事項，然後才騎車到草廠胡同的譯文社去上班。那時他多病，冬季淨髮燒請病假。我便用彩色粉筆為他畫幅天安門，讓他躺在他那綠色的小木床上看。
搬到豆嘴胡同後，這塊小黑板又給老二老三用了。1966年放暑假時，姐弟二人都帶著全班第一名的成績和獎狀回來了。我給他們各買了一個大本子，將所有的獎狀一張張貼在上面。他們都是三好學生，第一批戴上紅領巾，雙雙當上了中隊長。
8月23日，兩個孩子幸福的童年就這麼宣告結束了。
（五）
干是個遺腹子，寡婦媽是個受氣包，然而妯娌之間也只是聽些冷言冷語，還沒有人這麼侮辱過娘兒倆。周圍的人也一樣窮，有的或許更窮。他媽媽是病死的，不是給逼死的。他做了孤兒後，還有老姐姐給予他溫暖。他住校後，被子薄得不足以禦寒，比他家境好一些的同學就主動送來棉大衣蓋在他身上，寒暑假還接他去家裡住。
干的童年是淒涼的，但他不曾經歷過這種性質的恐怖。他一直希望孩子們能比他幸福。而荔子和桐兒呢，分明父母雙全，可他們所遭遇的，要比干的童年還要慘！
在這之前，兩個小的對爸爸的右派問題一無所知，連干進入「牛棚」受審查一事我都沒忍心告訴他們。在孩子們的小心坎兒上，世界上只分作「好人」和「壞人」。每次帶他們去看電影，他們都一個勁兒地問我，哪個是好人，哪個是壞人。但我又怎麼好對他們說「你們的爸爸1957年被打成為壞人，其實他是好人」呢？
至於老大，倘非1966年乾脆取消了高考，我估計他在升學考試上會受挫折的。1959年我在南城的菜站勞動，結識了一個師大女附中畢業生。她說她和胡風的女兒曉風是同窗，曉風的功課特別好，門門考第一名。但是沒有一家大學敢要她，最後只得到一家小小的化工廠去工作。我還聽說，1965年的高考中，第二外國語學院的阿拉伯語系只錄取了一名小業主的女兒，其餘的清一色是貧下中農子弟；那個小業主出身的還是為了體現「重在表現」的政策而破格錄取的。
8月23日剛好是老大的十九週歲生日，事先說定晚上一道吃麵，我還叫他把棉被帶回來，替他拆洗。事後才知道，下午四點來鐘，他夾了被子來到家門口。只見院裡正對爸爸和三姨高聲批鬥，嚇得他轉身就跑。他在護城河邊上傻坐了半天。他並沒打算跳河。他水性那麼好，又有一米八三的個頭，那麼淺的水，也淹不死他。他是愛這個社會的，也愛詩。1960年暑假，我帶著他住在寶鈔胡同那間小平房裡時，曾驚奇地發現，三十七首毛主席詩詞他全背得出。
他在河畔孤零零地坐到天黑，餓著肚子隻身又返回二十六中。他想的是：沒家啦。
幸運的是我們三個子女都只是逆來順受，卻不曾像有些人家的子女那樣起來造我們的反。有一對從日本回來的愛國華僑，蒙受國際間諜嫌疑，被抄家，挨打挨鬥，他們都咬著牙挺過來了。後來在中學住宿的兩個兒子竟領著一幫紅衛兵來，將爹媽狠揍一頓，揚長而去。這兩個少年圖的是自己可以不再當「狗崽子」，以為這樣就能與父母劃清界限，並加入紅衛兵隊伍。做父母的呢，對來自陌生人的侮辱尚能忍受，但挨親骨肉的打，使他們對人生絕望了。這對夫婦抱頭痛哭一場後，雙雙上了吊。
這樣的人間悲劇太多了。
我曾親眼看見出版社的一位辦公室主任怎樣挨兒女的打。他們能夠追到社裡來打她，在家裡就可想而知了。當年9月，幹那個在北醫三院工作的六堂弟滿臉懼色地告訴我，前不久他曾被拉去觀看紅衛兵逼迫兒子打爹媽的慘狀。多少天來，紅衛兵打人打得手都酸了，就想出這麼個點子。六堂弟說，做爹媽的被打得渾身沒一塊好肉了，鮮血直流，還是一聲不響地忍受著。只要兒子由此而能得點好處，他們自己不惜肝腦塗地！
真是舐犢情深啊！
六堂弟告訴我，事後紅衛兵還要他談感想。他只好違心地說：「我支持這一革命行動！」
可是當天晚上他做了一宵噩夢。他家既未被抄，他也未進「牛棚」，然而這些駭人聽聞的殘酷行為給他的震動太大了，因而神經受到刺激，直到三十七年後的今天也沒恢復神智。
解放後最流行的一句話是「大義滅親」。我自己對父母未能做到這一點，結果我們培養出來的孩子們也不肯「滅」我們。干小小年紀就做了孤兒，當然無親可「滅」。但我相信，即便他父母在世，他也決不肯為了文革這個「大義」去碰他們一個指頭。
我們是用音樂、繪畫來陶冶孩子們的性情的。在「方舟」住的那四年，家裡還有一架干從英國帶回來的電唱機。干為孩子們買了大批革命歌曲的唱片，他自己則時常聽他從國外帶回的幾百張西洋古典音樂唱片。他並不認為這兩種音樂是勢不兩立的。記得孩子們最愛聽的是《劉三姐》和舒伯特的《魔王》。
干還有一支八孔直笛，他又買了幾支口琴，有時和孩子們合奏一些曲子。荔子的鋼琴長進不大，有一陣卻迷上了三弦，並拜三大爺（即干的三堂兄）為師。干在少年時代反抗過三堂兄，到了晚年，這對堂弟兄的關係已說得上是融洽了。他還真是個熱心的教師。
陳夢家、趙蘿蕤伉儷來赴家宴時，趙先生曾在這架鋼琴上奏過《月光曲》，荔子被那迷人的樂章陶醉了。趙先生說，她從六歲起就學鋼琴，學到十六歲，才悟出味道來。我也相信，遲早有一天，荔子會愛上鋼琴的。但是，沒等那一天的到來，周圍變成了紅色的海洋。
在大批判時，還說我們這樣來培養孩子，是徹底「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