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評共產黨》書籍自2004年11月發表以來引發中國史上最大的精神覺醒運動，迄今已超過4.5億中國人選擇退出中共黨、團、隊等一切組織，與中共徹底劃清一些關係。（全球退黨服務中心網站）
2004年11月18日，《大紀元》公開發表《九評共產黨》（以下簡稱《九評》）系列社論。這一天不僅標誌著對中共政治傳統的系統性批判首次以跨國媒體的方式傳播開來，也標誌著無數人第一次嘗試跳出官方敘事，重新審視中共和中國現代史。二十一年後的同一天，2025年11月18日，我在多倫多宣誓加入了中國民主黨。對於我而言，這一重合併非只是時間上的巧合，更是一種歷史感的召喚。在這一天重新翻讀《九評》，我試圖放下早年初讀時的情緒化震撼，而以一種更接近史學與政治社會學的方法，去理解中共這一政權在結構上、邏輯上的運行方式，並嘗試從若干角度談談自己的思考與體悟。
中共的本質
中共已經從一個革命組織，徹底進化為一個維護自身利益的政治寡頭集團。它表面上將自己包裝為「人民政權」，但真實的權力運作早已被一小撮紅色頂級家族所壟斷。他們靠黨國機器與利益網路綁定，通過政治權力分配與國企資源控制構建起紅色寡頭體系，而整個國家機器的職責已不是為人民服務，而是為這個集團維持統治、掩護貪腐、壟斷社會資源。正如《九評之九》所揭示的：「共產黨自身的利益同國家民族利益的根本衝突決定了這種繁榮不可能持久。」這種「根本衝突」並非抽象的概念，而在諸多重大案件中表現得淋漓盡致。河南洛陽欒川縣鉬礦案就是典型一例。
欒川鉬礦是世界級特大型鉬礦，上房溝礦區面積約1.2平方公里，蘊藏鉬金屬72萬噸，按當時價格估值約4700億元人民幣，卻在改制過程中以區區3000萬元的價格被收購。面對如此明顯的國有資產流失，當時洛陽市政府明確提出強烈反對，時任洛陽市委書記孫善武是立場最堅決的反對者。然而，從2006年起，他的下屬、親友和相關商人陸續被帶走調查。該年秋天，孫被調任至河南省政協任副主席；2007年底在鄭州被直接帶走；2008年被立案調查；2010年以「受賄罪」被判死緩。後期洛陽市政府重新以26.23億元的高價購回這座礦山，至此，原先以幾千萬元「買下」的利益，已被權貴集團轉入私人腰包。孫善武被判處死緩後，其家人一直寫信狀告周永康、羅剛、羅乾等。2014年，孫善武女兒在博客公開「實名舉報」，點名周永康、羅剛、滕尚富等人參與鯨吞國資的利益鏈條。整個事件呈現出一套典型的運作模式：商人出資、權貴運作、高層批示施壓，先以極低價格奪取，再由國家用數十倍價格買回，差額全部落入特定集團之手。
這一案例清楚揭示了中共頂層權力如何運作：誰是「敵人」，哪些資產可以被奪走，誰將被調查、被定罪，誰的聲音必須被壓制，這完全取決於權力集團自身的需要。他們不僅壟斷資源，也壟斷正義；不僅攫取經濟利益，也控制敘事與法律解釋權。《九評之二》概括共產黨「基因」之一為「搶」，而欒川鉬礦案恰是這一基因在當代中國的典型體現。該案也更深層次地揭露了中共的本質，一個頂級權貴家族把控的政治寡頭集團。
中共的工具
中共賴以起家的兩大工具，從來不是制度建設、公共治理或道德號召，而始終是暴力與謊言。《九評之一》開宗明義指出：「以暴力恐怖奪取和維持政權」是共產黨最核心的特徵之一。暴力是手段，謊言則是暴力運行的潤滑劑，兩者共同構成了中共政治行為的底層邏輯結構。
中共自建黨伊始便宣稱要以「暴力革命」取代既有秩序。《九評之三》明確指出，中共的統治「建立在一系列對內外的‘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思想鬥爭’之上」，並以「暴力革命作工具來實行恐怖統治」。這種暴力並非為了推動社會進步，而是為了摧毀全部傳統制度，使黨成為唯一的秩序來源。革命時期，中共通過打土豪、殺地主、肅反、整黨等運動奠定了「暴力合法性」；建政後，這一邏輯更被制度化為國家機器本身。暴力成了重塑社會結構的「萬能鑰匙」：黨通過殺戮、迫害和政治運動直接決定誰能生存、誰必須沉默。「文化大革命」則是暴力工具的全面升級。《九評之三》稱文革為「邪靈附體、乾坤倒轉」的年代，其本質是用群眾暴力和國家暴力共同清除黨內異己、改造國民思想。在這場巨型政治實驗中，基層執行者逐漸失去人性，整個社會淪為被權力操控的暴力場域。
伴隨暴力而存在的，是系統化的謊言。《九評之一》指出：「謊言為暴力的潤滑劑。」沒有謊言，暴力難以維持最基本的服從；沒有暴力，謊言又難以長期壓住真相。兩者相互依存，互為支撐。《九評之一》舉了最典型的例子，1947年《新華日報》讚美美國：中國人對美國的好感，是發源於從美國國民性中發散出來的民主的風度，博大的心懷。僅僅三年之後，中共便派兵在北韓和美國兵戎相見，並把美國人描繪成世界上最邪惡的帝國主義分子。同理，抗日戰爭時期中共「三分抗戰、七分發展」，對內利用國軍阻擋日軍以保存實力，卻對外製造「中流砥柱」的謊言，這是典型的「戰略性謊言」。大躍進時期全國掀起「畝產萬斤」浪潮，《九評之三》指出：「聽假話、說假話、做假事」成為全國「集體編造謊言的大爆發」，結果導致三年大飢荒，保守估計三千萬人餓死。六四時期，官方稱「天安門沒有死一個人」。疫情封城時期，「零新增」「社會面清零」等政治性數字造假，延續了大躍進式的政治算術邏輯，謊言必須為政治服務，而非事實服務。
中共的統治從始至終遵循同一套公式，以暴力奪權，以謊言維權；用謊言欺騙一切可以欺騙的群體，用暴力榨取一切可以榨取的利益。這就是它的全部工具箱。
中共的立場
中共自建黨以來的所有政治立場，從未真正以國家利益或人民利益為指向，而始終圍繞一個唯一的核心目標展開：維持政權、維護黨自身的利益結構。無論其外在話語如何更替，內部政策如何調整，這一原則從未發生變化。《九評之二》對此早有揭示：「它隨心所欲地解釋馬克思和列寧編造出來的理論，把一切任意的行動都置於冠冕堂皇之中。」這一評述點明瞭中共立場的實質，理論是工具，口號是裝飾，原則是可隨時裁剪的布料。理論、政策、宣傳口徑之所以不斷變化，並非思想演進，而是為了適配不同階段的政權需求。中共一直踐行實用主義，所謂立場，只是包裝，唯一不變的是「黨必須永遠正確」，真正的核心是：任何時候，黨的利益高於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甚至基本的人類倫理。這解釋了為何中共能夠在短時間內完成政策與輿論的急轉彎，因為一切立場都是為黨的權力服務。
他們的立場隨政治需要而變。中共對美國態度的屢次劇變，是最具代表性的例證。抗日戰爭時期，為了爭取美國援助、獲取國際合法性，中共對美國進行高度正面宣傳。《新華日報》大量刊文稱美國是「中國人民的希望」，稱美軍與八路軍「深厚友誼」。毛澤東甚至公開表示願意和美國做朋友。建政後為了與蘇聯結盟，中共立即切換敘事。韓戰爆發後，《人民日報》和《解放日報》連續刊發「打倒美帝國主義」「美國是侵略者」等宣傳。進入改革開放，為了吸引外資與技術，中共重新調整宣傳，面對經濟建設和技術現代化的迫切需求，中共把美國重新描述為「值得學習的先進國家」，並降低意識形態對抗，中美合作被提升為「歷史性戰略選擇」。這種迅速而徹底的反轉，恰恰說明中共立場並非源自穩定的意識形態，而是完全由現實政治需求驅動。幾次轉向，唯一不變的是政治利益，立場永遠圍繞維持統治、維護黨的利益展開。中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長期立場，其所謂立場只有一個，那就是徹底的實用主義政權生存原則。
中共的用人標準
中共的幹部選拔制度，從來不是以能力、品德或公共精神為核心，而是要求「黨性」壓倒一切，黨性要大於人性。《九評之七》指出：「共產黨是一個靠黨性、而非道義結合的團體」這一評述揭示了中共用人機制的本質，黨性不是人性的一部分，而是對人性的系統性壓制，是對人性中卑劣面的提煉與強化。正因如此，中共內部用人原則並不鼓勵獨立人格，而是要求絕對服從、絕對一致、絕對「聽話」。
人性是多面的，它包含善惡、勇怯、私心與良知等多重張力；但中共要求的黨性只有一面，服從權力、維護組織、壓制獨立思考。《九評之二》指出，張思德和雷鋒「兩人長期被用來教育全體中國人，要像他們那樣忠於黨」，中共要求幹部把忠於黨置於一切道德準則之上，這意味著在黨性邏輯中，判斷善惡、是非、對錯的標準並不來自普遍倫理，而來自組織需要。換言之，一個行為是否正確，不取決於其是否遵守法律或是否有利公共利益，而取決於是否符合組織意志。
因此，中共的用人標準從根基上排斥品德獨立的人。《九評之四》指出「共產黨抑制人的善良本性，鼓動、縱容和利用人性中惡的一面來強化統治」。歷史證明，在中共體系內部得到提拔的人，不是因為能力出眾，而常常因為更「能斗」「敢鬥」「能惡」「敢惡」。中共的組織管理體系進一步強化了這種選拔邏輯。一個幹部能否被重用，與其是否具有思考能力、專業能力無關；關鍵是是否能夠在關鍵時刻「站隊正確」。正因如此，幹部的真實能力往往成為次要因素，甚至可能成為政治風險；而毫無原則的順從，反而成為升遷捷徑。
更重要的是，中共並不介意幹部「犯錯誤」，他允許你犯錯誤，但絕不允許你犯他不允許的錯誤。換言之，幹部若在執行政治任務中違法亂紀，組織往往視為「可以理解的執行偏差」；但如果幹部拒絕執行荒謬命令，或在關鍵時刻表達不同意見，則被視為「政治錯誤」。著名的例子便是前第38集團軍軍長徐勤先少將。1989年「六四」前，他因拒絕執行對市民與學生開槍的命令，被軍事法庭審判並長期囚禁。徐勤先並非犯下任何法律意義上的罪行，他的「錯誤」只是違背了組織意志，這在中共體系中是不可饒恕的「政治罪」。相反，那些「允許你犯錯」的情形，恰恰是組織治理邏輯的一部分。中共慣常容忍幹部在經濟、紀律、作風上的問題，其原因並非寬容，而是為了在未來可以隨時拿捏、隨時處理。當需要整肅、需要替罪羊或需要內部權力清洗時，這些被保留下來的「黑材料」便會立刻生效。這就是中共內部普遍存在的「抓小辮子」機制：所謂的容錯不是信任，而是控制；所謂的寬鬆不是保護，而是伏筆。
中共的用人體系，是以黨性毀滅人性，以服從替代能力，以組織控制代替道德標準的體系。這一體系決定了中共無法產生為人民負責的官員，也無法培育真正意義上的公共治理人才。黨性大於人性，注定了整個政權將持續滑向權力封閉、腐敗擴散與治理能力衰竭的深淵。
中共的恐懼
中共掌權七十餘年，其政治行為雖看似強勢，卻始終被一種深層恐懼驅動。他們內部充滿脆弱，因為它建立在謊言與暴力之上，因此最害怕的，就是真相和反對聲音。
《九評之八》指出：「網際網路把世界連通在一起，卻唯有中共花大筆的錢搞網路封鎖、抓網上自由人士，因為共產黨特別害怕人民得到自由的信息。」一旦人民知曉真實歷史與世界現狀，建立在虛假敘事上的統治基礎便會立即動搖。除了恐懼真相，中共更恐懼組織化的反對力量。《九評之六》寫道：「民運人士、自由思想者、體制內的懷疑者、各種信仰團體成員都是殺一儆百的對象，要把異己消滅在萌芽狀態。」這並非偶然，而是中共權力邏輯的必然：它無法容忍任何可能形成自主力量、建立信任網路、或具備道義號召力的群體。只要出現哪怕初步的組織合作，單靠宣傳、監控與暴力便無法完全壓制。因此，中共害怕獨立工會、害怕基督教家庭教會、害怕維權律師群體、害怕大學社團組織，也害怕公民自發互助。所有能讓人民產生橫向聯繫的社會力量，都被視為潛在威脅。「六四」拒絕與學生對話，就是這種恐懼的典型例證。他們不肯與學生對話，就是怕開這個口子，一旦開了，工人、農民、知識份子、軍隊就都會要求對話，中國就會走向民主。
歸根結底，中共懼怕的，是人民擺脫恐懼後覺醒的力量。它害怕真相，因為真相能瓦解謊言；它害怕聲音，因為聲音能穿透封鎖；它害怕人的尊嚴與自由，因為這些力量會讓人不再臣服。
他們所恐懼的，正是我們必須堅持去做的。傳播真相、堅持發聲。每一個拒絕遺忘的人、每一個堅持說出真話的人、每一個在恐懼中仍願伸出援手的人，都是正在撬動時代的槓桿。當越來越多人願意傾聽與表達，願意思考與行動，一個社會所能容納的光明就會隨之擴大。沒有任何政權能夠永久封鎖真相，也沒有任何體系能夠永遠壓制人性對自由的追求。
歷史終將因覺醒而轉向，也終將在真相與勇氣的匯流處，迎來它的清晨。
-張德超於《九評共產黨》發表21週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