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左起張治中、毛澤東、 赫爾利 、周恩來。（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1951年，美國推動《舊金山和約》與《美日安保條約》同日簽署，徹底重塑了東亞格局。而在北京，剛奪取政權不到兩年的中共高層，正面臨一場外人難以察覺的政權危機：內政動盪、戰爭壓力、黨內派系、蘇聯控制、合法性薄弱……
這一階段的毛澤東與周恩來，展現出中共外交史上最典型的兩面性：對外高喊反美仇日、捍衛民族大義；私下卻急於利用美日同盟來牽制蘇聯，以保自身政權生存。
一、1951最不穩定的一年
表面上，中共在1949～1950打出「人民解放」的光鮮敘事，但事實上是政權不安、黨內互鬥、軍事重創中國、外交孤立，史料顯示：
鎮反、土改引發巨大反彈；1950～1951的「鎮壓反革命」處決數十萬人，官方機密報告承認：「許多地方濫殺無辜，造成基層黨組織恐慌。」土地改革更使農村動盪。
朝鮮戰爭重創中國，包括彭德懷在內的多名高級將領秘密向幹部抱怨：「這不是支援兄弟，而是替蘇聯賣命。」據《抗美援朝內部檔案》顯示，戰爭造成的壓力讓中共高層深感「國力被榨乾」。
中蘇關係的密雲正在形成——《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蘇表面蜜月，但斯大林對中共有深刻疑忌。其原因就在於：蘇聯能直接觸及政權命脈；蘇聯顧問遍布中國核心體系，掌握重大計畫、軍工、情治系統，讓毛高度不安。中國問題專家、臺大名譽教授明居正評價：「建政初期，中共外交不是反美，而是防蘇。」
二、周恩判斷日蘇美的三角將決定中共生死
據《外交口述史》， 周恩來在1950～1951年多次向外交部核心官員強調：「蘇聯要我們服從，美國要我們對抗，日本要我們仇恨。三家都不是朋友，但都要研究。」
周恩來的外交權謀術以為三國都是威脅，但威脅性質不同。蘇聯：可以毀滅中共的生存基礎（第一威脅）美國：可迫使中共讓步，但遠在太平洋彼岸（第二威脅）日本：戰敗國、被美國控制，不足為懼（次要威脅）
因此，周恩來提出中共的外交方針：「近敵蘇聯需警惕，遠敵美國可利用。」毛對此完全認同。
三、舊金山和約與美日安保同步簽署 北京震驚又鬆了一口氣
《舊金山和約》（Treaty of San Francisco）
簽署日期：1951 年 9 月 8 日
生效日期：1952 年 4 月 28 日
簽署地：美國加州舊金山
簽署方：日本與 48 個同盟國（不含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1951年9月8日，美國排除中共與中華民國，直接推動：《舊金山和約》（日本放棄臺灣，但不寫臺灣屬於誰）、《美日安保條約》（日本全面納入美國軍事體系），雖然北京表面憤怒，外交部對外發言嚴厲批判「美帝國主義侵略亞洲的新階段」。但黨內的真正情緒與外界想像相反。
內部會議（1949～1954檔案口述）顯示，毛澤東有過一段隱晦的評語：「美國拉住日本，是壞事也是好事。好在日本不能被蘇聯利用。」日本若被蘇聯吸收，將成為「東亞第二個共產強權」，中共則會被完全包圍。美日安保反而阻止這種情況。換而言之，對中共而言，美日安保是鎖住日本，也是救了中共，讓蘇聯不能壟斷東亞。
《舊金山和約》主要內容有：
1. 日本放棄台灣、澎湖，但條約刻意「不指明主權歸屬」，原文為：“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Taiwan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關鍵在沒有寫台灣歸屬中國或任何國家，這就是後來「台灣地位未定論」的法律基礎，也是日本、美國對台政策的法理空間之一。
2. 日本放棄朝鮮、庫頁島、南千島等領土要求，包括：朝鮮獨立、放棄庫頁島與南千島（但未指明歸俄國，引出後來北方四島爭議）。
3. 對盟國的賠償條款——日本必須賠償戰爭損害，但方式多為：經濟合作、技術援助或雙方協商金額。（後來日本與多國簽 bilaterals 補充協定）
4. 正式結束盟軍占領條約生效後，日本恢復主權。
5.與《美日安保條約》同日簽署，意味美國把日本納入冷戰體系。（ 編注：《日中聯合聲明》是文革後期，1972 年簽訂的）
四、毛澤東祕密語錄
毛澤東真實的立場是假裝反美，卻暗中希望美國牽制蘇聯，有多份外交官回憶（流傳於海外）記錄毛澤東私下談話：
「美國是遠敵，蘇聯是近敵。近敵更要防。」
「蘇聯要我們聽話，美國不可能管得我們那麼多。」
「美國與日本結盟，蘇聯便不敢獨大。」
這些語錄被史家視為毛外交哲學的真正核心：表面反美，內心不反美；表面親蘇，內心恐蘇。因此，1951年的美日安保對毛而言具有「雙重效果」，其一是讓中共繼續鼓動反美情緒，其二是鞏固內部統治讓美國牽制蘇聯，使中共不被蘇聯完全控制這正是「假裝反美、暗中利用」的典型模式。
五、周恩來密語
關於周恩來密語的傳聞是：三家都不能信但美國可拉著走，另據《周恩來外交口述史》採訪記錄，有一段極具代表性的說法：「日本倒向美國，斯大林心裡會不安。我們反而有了活動餘地。」
另一段民間流傳的周恩來密語（出於外交部老幹部回憶）：「美日結盟不可擋，我們不必擋，我們要從中取利。」所謂「取利」，就是：讓美國與蘇聯在東亞形成力量平衡，中共得以在夾縫中活下去。這也為1960年代的「中蘇分裂」埋下伏筆。
此外，中共也從未真正維護臺灣「民族利益」，若以中華民族利益為本，追本溯源中共早該接受國際監督、和平談判、民主統治。但這會危及一黨專政。周恩來在黨內會議曾說（1956年）：「外交首先是為了黨的領導地位，而不是國家利益。」這段已被收入《當代中國外交史料集》。證明了中共外交的本質不是民族國家，而是政權維護。
中共外交的狡邪雙面模式
中共的外交向來不是為民族利益而是為政權存亡，史料證據鏈也顯示朝鮮戰爭的決策根本不是為「保家衛國」，內部檔案披露毛更在意：若不出兵，斯大林會認為中共不可靠，失去蘇聯支持，中共恐難守住政權；因此出兵朝鮮的動機，是向蘇聯證明政治忠誠。
中共反美宣傳也不是出自於民族立場而是中共統治需要，1951中宣部內部文件直言：「反美能統一思想，穩定內部。」反美是統治工具。反美只是表面，中共表面譴責美日結盟，內部卻默認 《舊金山和約》「可牽制蘇聯」 ，也完全符合中共政權存續邏輯，而非民族利益邏輯。
可以確定的是鞏固中共政權才是他們真正在乎的，當然連外交也不例外。從內部資料可以證明中共反美是假、反蘇是真，而民族主義也是喊假的。1951年的毛與周，面對的是國內動盪、蘇聯壓力、朝鮮戰爭、日本重新崛起、美國主導的新秩序，在此格局下毛、周打造出中共外交的狡邪雙面模式——表面高喊反美、反日、民族大義；內心卻希望美國遏制蘇聯，以保障中共的政權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