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1946年12月25日國民大會通過《中華民國憲法》，1947年12月25日：《中華民國憲法》正式施行。因此，每年12月25日被定為「行憲紀念日」。
在戰後制憲安排中，中華民國原本有一套「黨派分配席次＋各省區域、職業、特種代表」的代表結構；其中確實預留共產黨與民主同盟等的政黨名額。以台灣地方史料整理的版本，政黨分配席次中包含共產黨190、民盟80等名額，但最後中共與民盟拒絕出席，國民黨等仍在南京如期開會。有公開的紀錄寫到：「中國共產黨及其盟友民主黨派拒絕參加，不承認其政治合法性」，當時主要參與政黨為國民黨、青年黨、民社黨。
中共為何拒絕出席制憲國民大會？
中共中央在1946年3月即致電周恩來，表明「不能參加國民大會、國民政府」，其脈絡是中共指控國民黨相關決議違背政治協商會議（政協）精神、政府仍是一黨政府，因而拒絕參與。中共對外的正式說法是「程序不合法／不符合政協共識」，並將「先改組政府、確保各黨派合作」作為前提。
把中共這套說詞回看1946～1947年，中共出席國民大會照規則走，等於中共承認對方的程序合法性、進入議事規則與多數決的戰場；中共拒絕出席反而能把戰場外移到「合法性敘事」——把它定義成「一黨包辦」、「偽憲」，同時在軍事與組織線上爭取時間、擴大控制區、深化動員，關鍵在於中共不願把勝負放在一個可被程序約束的競技場；拒出席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戰操作」。
「拒出席」也是一種統戰與認知戰，把對手逼到「自證合法」的困境。中共擅長把對手拖入兩難：你照開會的話，我說你獨裁、你「假民主」；你延期或讓步，中共則已達成「以拒迫談」、抬高要價，並把自己塑造成「被迫害的一方」。這與當時中共對外主張「違反政協決議」、「政府仍是一黨政府」的宣傳口徑一致。
憲法乃民主憲政的最高根本大法，擁有最高位階的法律權力。本件為民國36年（1947年）1月1日公布之《中華民國憲法》原件，可謂是中華民國民主憲政的基石，珍貴且具唯一性，對中華民國國史具有特殊意義與價值。（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極其狡詐的政治戰操作
1946年制憲國民大會的制度設計中，原本就為共產黨預留政黨席次，並非臨時排除。換言之，中共不是「被趕出去」，而是主動不進場。中共對外提出的正式理由主要有三個：國民大會代表結構不具全面代表性、違反政治協商會議（政協）精神、要求先改組政府、再談制憲；表面看這是一套「程序正義」的說辭，實質中共之所以拒絕進場，是意味著拒絕接受任何可被多數決、議事規則、公開辯論所約束的舞台。
中共拒絕出席就等於拒絕承擔妥協責任，因為一旦進入國民大會就必須對條文表態、就必須為讓步負責，就必須在公開紀錄中留下立場，但中共在1946～1947年早設定好真正的主戰場不在議場，而在戰場與組織線。
拒絕出席等於不必為任何憲政結果背書，可以把一切不滿統稱為「偽憲」、「一黨包辦」，同時在軍事、土地、動員上持續擴張。
因此拒絕出席本身，就是一場極其狡詐的政治戰操作。不進入程序，就可以掌握敘事主權，一旦中共出席國民大會，局面將變成：條文逐條討論、投票逐條表決、少數服從多數，但拒絕出席後，敘事立刻翻轉：「不是我輸，是你不民主」、「不是我不參與，是你程序有問題」、「不是我反憲政，是你假憲政」中共操弄認知作戰的方法就是讓制度「看起來不正當」，因此就把對手拖入「自證合法性」陷阱。
國民政府照程序開會——中共就指控「一黨包辦」。國民政府若延期、讓步——中共就抬高要價、繼續否定。這是一個典型的政治戰雙殺結構：你做，錯；你不做，也錯，而中共永遠站在場外，不承擔任何制度風險。
此外，制憲國民大會代表的是權力來源的公開化、政治競爭的制度化、統治正當性的法理化，這也與中共是根本衝突的。
當年的理由今天全數打臉 從「程序不合法」到「一黨獨大」的歷史反諷
1946年，中共拒絕出席國民大會時，指控：「一黨包辦」、「程序不民主」、「沒有真正代表人民」、「憲法只是統治工具」，請問今天的中共哪一條不符合？
不但一黨獨大，既沒有反對黨也沒有自由選舉，憲法還可隨時為領袖修訂，國會只是橡皮圖章。更諷刺的是當年拒絕「一黨包辦制憲」，今日實行「一黨終身執政」；當年罵別人「假民主」，今日連「假民主的表演」都懶得演。
《中華民國憲法》原件，民國36年1月1日公布。（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1947《中華民國憲法》是假設「權力會作惡」，所以設計制衡。主權在民（寫在第一章），憲法明定：主權屬於國民全體、政府權力來自選舉與法律授權，統治者只是「被委託的管理者」。五權分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分立。核心精神：彼此牽制，避免權力失控，即便總統，也受憲法與法院約束。《中華民國憲法》高於個人，修改程序嚴格，不為某個領袖量身打造。憲法約束執政者。同時保障基本人權不可侵犯，言論、出版、結社、集會、遷徙，不以「政治正確」為前提。憲法並未指定「永久執政黨」，人民行使選舉權、政黨可更替、執政會下台。
1982《中共憲法》假設「黨不會錯」，所以拒絕制衡。主權在「人民」——但由黨解釋，文本寫「人民當家作主」現實卻是共黨是人民的唯一詮釋者，不需人民授權，黨自授權。難怪流傳有老幹部私下說：「人民是抽象概念，黨才是具體存在。」名義上國家機關，實際黨委拍板，憲法也列出人大、國務院、法院、檢察院，但實權在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國家機構只是執行部門。憲法還可為政治需要即時調整，1982年後多次修憲，可因「路線」、「核心」、「需要」而變，2018年刪除任期限制，成為經典案例，最反諷的是中共的憲法關心的是「擴大獨裁權力需要什麼條款」從而為中共領導人量身定做。
此外，中共憲法「限制在前，權利在後」條文常接一句：「不得損害國家、社會、集體利益」，並且「國家利益」由黨來定義，所有制度設計皆以中共「永久執政」為前提，誰敢提及政權更替就會被定性為「顛覆」政權。
1946年的中共說我們拒絕參加不民主的國民大會。2025年的中共說我們不需要民主，因為我們代表人民。當年拒絕進入憲政，是因為怕被規則約束；今日摧毀一切制衡，是因為終於沒人能約束它。
1947年的《中華民國憲法》在民主臺灣實行的成果有目共睹。現在的中共也已經實現了當年的所有指控：一黨真正包辦一切、程序完全服務權力、憲法成為政治需要的附件，難怪黨內人自己調侃說道：「憲法是給外國人看的，文件是給下面看的，指示才是真的」，現在是連「假民主的表演」也都懶得演了，民主也不能提了，憲法完全改成永久執政黨中共的有效統治工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