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2025年12月31日，在德黑蘭的巴勒斯坦廣場，一面巨大的反以色列橫幅豎立起來，橫幅上印有巴勒斯坦戰士的形象，以及用波斯語和希伯來語寫成的標語「無盡的抵抗之聲」。同日，以色列摩薩德情報機構直接呼籲伊朗民眾繼續抗議，並表示將「在實地」支持他們。抗議活動已蔓延至首都德黑蘭和其他伊朗城市。抗議活動始於2025年12月28日，最初是德黑蘭的商戶們為抗議伊朗日益惡化的經濟狀況而舉行的集會，隨後蔓延至其它城市，並吸引了學生參與。 （圖片來源：ATTA KENARE / 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6年1月1日訊】（看中國記者楊天資綜合報導）當2026年新年的鐘聲在德黑蘭響起時，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正面臨著自1979年革命以來最為嚴峻的內政危機之一。剛剛過去的2025年12月最後一週，一場由經濟絕望點燃的抗議烈火，從德黑蘭市中心的手機商場迅速蔓延至全國各大城市，將商人、學生、工人等各個社會階層捲入一場前所未有的反政府示威浪潮。
這場被稱為「以伊戰後最大示威潮」的社會動盪，不僅是對伊朗經濟崩潰的直接回應，更標誌著該國政治格局可能面臨的深刻變革。從最初的匯率抗議到「打倒獨裁者」的政治口號，從傳統商人階層的罷市到跨階層的全國聯合行動，這場示威展現出了不同於以往的特徵和深遠影響。
經濟崩潰的臨界點：貨幣暴貶引爆民怨
這場全國性示威的直接導火線，是伊朗貨幣里亞爾在2025年12月底的災難性崩盤。根據《華盛頓郵報》的詳細追蹤，12月27日，里亞爾兌美元匯率跌至歷史新低的1美元兌138萬里亞爾；僅僅一天後的28日，這一數字進一步惡化至1美元兌144萬里亞爾。這種急劇貶值對高度依賴進口商品的伊朗零售業造成了毀滅性打擊。
位於德黑蘭市中心的手機銷售商場成為了第一個爆發點。這個商場距離過去幾次政治示威的核心區域不遠，聚集了大量專營進口電子產品的商販。面對一夜之間翻倍的進貨成本和無法承受新價格的消費者，這些商人發現自己陷入了進退兩難的絕境。12月28日，絕望的商販們選擇了集體罷市，拉下店門，走上街頭表達不滿。
德黑蘭居民亞塞爾親眼見證了這一歷史性時刻。他在29日下午前往市中心商圈時，目睹了服飾商聚集區店家的集體行動：「他們開始拉下鐵門，高喊口號並遊行，人群迅速增至上百人，並要求其他商家跟進關店。若有人拒絕，群眾便咒罵，反之則迎來歡呼。」
值得注意的是，參與初期示威的主力軍呈現出明顯的社會特徵：主要是年輕、事業剛起步的男性商家，而那些資本雄厚、經營穩定的老字號店家則大多選擇了觀望。這一現象揭示了經濟危機對不同社會階層的差異化衝擊——年輕創業者由於抗風險能力較弱，成為了首當其衝的受害者和抗議的先鋒。
伊朗2025年的經濟數據令人觸目驚心。里亞爾全年貶值近50%，12月整體通膨率飆升至約50%。這意味著普通伊朗民眾的購買力在短短一年內遭到腰斬，基本生活需求都面臨嚴重挑戰。對於月薪固定的工薪階層而言，50%的通膨率實際上使他們的真實收入減少了三分之一，許多家庭被迫大幅削減開支，甚至在食品等基本需求上精打細算。
星火燎原：從首都商圈到全國各地的迅速蔓延
這場始於商販的經濟抗議，以令人驚訝的速度向全國擴散。社交媒體上流傳的影片顯示，自12月29日開始，德黑蘭市中心出現了大規模的遊行隊伍，隨後抗議活動迅速突破首都範圍，向全國各地蔓延。
29日，示威首先擴散到首都周邊和部分偏遠地區，包括波斯灣的葛希姆島以及西部城市桑揚和哈梅丹。到了30日，抗議浪潮已經席捲了伊朗的主要大城市，包括西部重鎮克爾曼沙、南部文化中心希拉茲，以及歷史名城伊斯法罕。這種從首都向外輻射、最終覆蓋全國主要城市的擴散模式，顯示出這場運動具有深厚的社會基礎和強大的動員能力。
最初只是手機商和服飾商的罷市行動，但到了29日晚間，伊朗政治運動中的傳統重要力量——大學生群體——正式加入了抗議行列。大學生的參與為運動注入了新的政治色彩和組織能力，他們在歷次伊朗政治運動中都扮演著重要的推動作用。
緊接著，卡車司機同業公會發表聲明聲援示威，標誌著藍領工人階級與商業階級的正式合流。這種跨階層的聯合行動在伊朗政治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它打破了傳統的社會分工界限，形成了更廣泛的反政府聯盟。
到了12月30日，參與聲援的行業範圍進一步擴大，包括零售業、私人診所、汽車經銷商、咖啡館與餐廳等各行各業的業者，都通過社交媒體宣布以「歇業」方式支持示威。這種「罷市聲援」的方式既降低了直接參與街頭抗議的風險，又對政府施加了實質性的經濟壓力，展現了民眾抗議策略的成熟化。
歷史罕見：傳統商人階層的政治覺醒
華盛頓郵報在分析此次示威時特別指出了一個極為關鍵的特徵：這是伊朗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來，罕見地由傳統商家階層發起的大規模政治示威。這一現象的歷史意義不容低估。
在伊朗的政治社會結構中，傳統巴扎商人長期被視為保守勢力和神權政府的重要支持基礎。1979年伊斯蘭革命期間，德黑蘭大巴扎的商人們曾是推翻巴勒維王室的重要力量，革命成功後，他們與新建立的伊斯蘭政權形成了互利共生的關係。因此，當這個階層開始走上街頭抗議現政府時，它向當局發出了一個極其危險的政治信號：政權的傳統社會基礎正在發生動搖。
與過去的示威相比，這次運動呈現出明顯的階層特徵差異。2017年和2019年的經濟抗議主要由工人、農民等社會底層發起，訴求集中在基本生活保障和政府補貼政策。而這一次，連相對富裕、在經濟體系中佔據重要地位的商業階層也被迫走上街頭，顯示出經濟危機已經突破了階層界限，對整個社會造成了無差別的毀滅性打擊。
示威訴求的快速政治化更加令人矚目。雖然抗議最初源於匯率和通膨問題，但很快就演變為直接的政治挑戰。12月29日，德黑蘭室內商場的影片顯示，憤怒的民眾高喊「打倒獨裁者」的口號，這已經超越了單純的經濟訴求，直指政治體制本身。更加敏感的是，部分街頭群眾甚至開始高呼讚頌巴勒維王室的口號，這在伊斯蘭共和國是對現政權合法性的直接質疑和挑戰。
智庫「昆西盡責經綸研究所」副所長帕西對此做出了精準的分析：「示威有時從經濟不滿開始，這正是現在的情況，但很快就可能轉化為其他訴求。」這種從經濟訴求向政治訴求的轉化，正是此次示威最令當局擔憂的特徵之一。
深層根源
要理解這場示威爆發的深層原因，必須將視野擴展到伊朗近年來面臨的多重危機。這場經濟崩潰並非突發事件，而是長期積累的結構性問題的集中爆發。
半島電視台的分析指出，伊朗經濟困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18年。當年，美國總統川普宣布退出伊朗核協議（JCPOA），並重新實施嚴厲的單邊制裁，特別是對伊朗石油出口和金融體系的全面封鎖。這些制裁切斷了伊朗與國際金融體系的聯繫，大幅減少了外匯收入，為後來的貨幣崩潰埋下了伏筆。
情況在2025年進一步惡化。當年9月，歐洲國家以伊朗違反2015年核協議為由，開始醞釀恢復聯合國層面的制裁。這意味著伊朗不僅要面對美國的單邊制裁，還可能面臨更廣泛的國際制裁網絡，經濟前景變得更加黯淡。在這種內外交困的局面下，投資者和民眾對伊朗經濟的信心進一步下降，形成了「預期貶值—拋售本幣—實際貶值」的惡性循環。
戰爭陰影的心理重壓
除了制裁壓力，戰爭威脅也成為壓在伊朗民眾心頭的另一座大山。2025年6月，伊朗遭遇以色列空襲，隨後爆發了持續12天的軍事衝突。雖然這場被稱為「以伊12日戰爭」的衝突最終沒有演變為全面戰爭，但它給伊朗社會帶來了深刻的心理創傷和實際負擔。
戰爭的直接後果是軍事開支的大幅增加，這進一步擠壓了本就捉襟見肘的政府財政。更重要的是，持續的戰爭威脅使得任何與伊朗相關的經濟活動都被加上了巨大的風險溢價，外資撤離、資本外逃現象加劇，進一步推低了里亞爾的匯率。
對普通民眾而言，戰爭陰影帶來的是雙重壓力：一方面要承受高通膨、失業和貨幣貶值的經濟痛苦，另一方面還要擔心戰火重燃的可能性。這種對未來的深度不確定性，成為推動民眾走上街頭的重要心理因素。
政府治理能力的信任危機
最致命的打擊來自政府自身公信力的喪失。帕西在接受採訪時一針見血地指出：「民眾對政府缺乏信心，很大一部分其實正是來自政府自身失言。」
他提到，伊朗總統裴澤斯基安在示威爆發前約一週曾公開承認，他對當前的經濟問題「無能為力」。這種看似誠實的表態實際上摧毀了公眾對政府解決危機能力的最後一絲希望。當一個國家的最高行政長官都承認自己束手無策時，民眾自然會質疑：既然政府承認無能為力，為什麼還要繼續支持這個體制？
這種信任危機的深層原因在於伊朗政治體制的結構性問題。在神權政體下，真正的決策權掌握在最高領袖和宗教建制手中，而總統等民選官員的權力相對有限。當經濟危機需要根本性的政策調整——比如外交路線的重大變化——時，這種權力結構使得任何實質性改革都變得極其困難。
政府謹慎回應
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全國性示威，伊朗政府的反應顯得異常謹慎，與過去動輒鐵腕鎮壓的做法形成了鮮明對比。這種變化既反映了當局對形勢複雜性的認識，也暴露了其在應對危機時的戰略困境。
最明顯的變化體現在官方媒體的定調上。在示威發生的前四天裡，國營媒體和親政府媒體極力避免使用「暴徒」、「外國勢力代理人」等過去常用的煽動性標籤。國營電視台將示威者描述為「商人」，即便是與伊斯蘭革命衛隊關係密切的強硬派媒體法斯通訊社，在報導時也採用了相對中性的語調。
這種克制顯示出當局的複雜考量：一方面，示威的發起者是商家階層，而非傳統意義上的政治反對派，過度妖魔化可能會激起更多中產階級的反感；另一方面，經濟問題確實嚴重，完全否認民眾訴求的合理性將失去說服力。
總統的安撫姿態與其局限性
伊朗總統裴澤斯基安於12月30日通過社交媒體平台X發文，試圖平息民怨。他表示：「人民的生計，是我每天關注的問題」，並承諾政府正在推動「根本性措施」改革貨幣與銀行體系。他還表示已指示內政部長與示威代表對話，傾聽民眾的「正當訴求」。
這種相對溫和的回應策略，試圖在承認問題嚴重性的同時，通過對話承諾來緩解緊張局勢。然而，這種策略面臨著根本性的局限：在伊朗的政治體制下，總統並非最高決策者，真正涉及外交政策、安全事務和重大經濟改革的決定權掌握在最高領袖手中。因此，總統的承諾能否轉化為實質性的政策變化，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
最高領袖的戰略沉默
更加值得關注的是，截至2026年1月1日，在伊朗神權政體中擁有至高權力的最高領袖哈米尼仍未就此次示威發表任何公開評論。這種沉默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的政治信號，可能有多重解讀：
首先，可能是在觀察事態發展，等待更明確的趨勢判斷再做決策。其次，可能是希望通過總統和政府層面的回應來處理危機，自己保持超然地位，為未來的政策調整留下空間。第三，也可能是在內部權力圈中尋求共識，畢竟這種規模的危機需要各個權力中心的協調應對。
然而，這種沉默也帶來了風險。在民眾情緒高漲的情況下，最高權威的缺位可能會被解讀為軟弱或內部分歧，進而鼓勵示威者採取更加激進的行動。
歷史轉折點的深遠意義
這場2025年末的全國示威潮，無論最終走向如何，都已經在伊朗現代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它標誌著伊朗社會對現狀的不滿已經突破了階層界限，從社會底層擴展到了中產階級和商業精英。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伊朗政治經濟體制面臨的深層次結構性危機。
這場危機暴露了伊朗經濟模式的根本性缺陷。長期以來，伊朗經濟高度依賴石油出口，缺乏多元化的產業結構。在國際制裁的重壓下，這種單一化的經濟結構顯得極其脆弱。同時，國家資源在軍事和意識形態項目上的大量投入，也擠壓了用於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的空間。
更深層次的問題在於政治體制的合法性面臨考驗。當傳統的支持基礎——商人階層——開始質疑政權時，這表明現有體制在提供基本經濟穩定方面的能力受到了根本性質疑。民眾對巴勒維王室時代的懷念，雖然可能帶有理想化色彩，但也反映了對現狀的深度不滿和對替代方案的渴望。
作為中東地區的重要力量，伊朗的內政危機也可能對地區穩定產生連鎖反應。如果伊朗政府為了轉移內部矛盾而在外交上採取更加激進的立場，或者相反，如果內政壓力迫使其在核問題等關鍵議題上做出重大讓步，都可能重塑中東的地緣政治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