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為什麼禁止民眾過跨年夜？（圖片來源： 看中國李齊 合成製作）
統治者對節日聚會的禁令往往源於對「集體快樂」轉為「集體憤怒」的恐懼，正如當前中國多地取消跨年活動以防類似事件重演。
中国人跨年被苦笑为“未经允许的欢乐”。
— YiFeng Su (@sam51824016070) January 2, 2026
外国小哥激情四射，不断挥手呼吁大家都嗨起来，话还没说几句，几个中共党警就凶巴巴的冲进人群，咆哮到；让开😡让开😡让开……😡最终外国小伙被带走。
中国人连迎接新年的基本权利和尊严都被共产党踏贱，但他们不恨共产党，却恨日本和美国，真可悲！ pic.twitter.com/ruhcl6NkDE
2025跨年夜到2026元旦的這個節點，全國很多城市出現了相當罕見的「跨年管制加強」現象：
一些二三線城市直接取消官方跨年活動；
多個地方煙花提前禁燃、廣場提前清場；
部分城市地鐵/公交在跨年夜大幅提前收班；
一些大學直接要求學生元旦假期不得離校或必須報備去向；
某些地方的商場、步行街甚至出現「建議市民就地跨年」的提示。
這已經不是「疫情防控」那一套話術能圓得過去的了。
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讓最高層對一場原本就很世俗、很消費主義、沒什麼政治色彩的跨年活動表現出如此明顯的戒備？
幾種最可能同時並存的真實動機大概是這樣的（從概率高到低排序）：
1、最核心原因：
不想讓大量年輕人聚集後產生「即時性共情場」。
2022年底那場席捲全國的白紙運動，就是從上海烏魯木齊中路跨年夜聚集→悼念→憤怒→全國串聯的典型路徑。
當幾十萬人同時在同一個時間、同一個情緒節點、用同一種表達方式（倒計時、煙花、喊口號、點手機燈）的時候，情緒傳染的速度是指數級的。
而這種傳染一旦開始，就極難在短時間內撲滅。
2、對「集體失控敘事」的極度敏感
現在的官方敘事高度依賴「一切盡在掌握」的形象。
一旦出現「全國人民集體高興過頭、場面失控、喊出不受控口號」的視頻，哪怕只有幾秒鐘，都會極大傷害這種「全能控制感」。
哪怕實際喊的只是「新年快樂」、「明年暴富」，畫面本身也可能被二次創作成任何東西。
3、煙花等於未經批准的「亮光政治」
過去幾年煙花被打壓的深層邏輯其實不是環保，而是：
煙花是普通人唯一還能合法大規模製造「自發亮光」的方式。
而任何自發的、沒有提前報備的「大面積亮光」在當前監控體系裡都被視為潛在風險信號。（亮燈、激光筆、手機閃光燈、手電筒筒大會……都在不同程度被收緊）
4、消費主義狂歡與官方敘事的撕裂
官方這兩年一直在推「要過緊日子」、「年輕人不要躺平也要卷」、「艱苦奮鬥」這一套基調。
而最典型、最誇張的消費主義狂歡場面——煙花雨、倒計時、香檳塔、整條街蹦迪——和這種基調是嚴重衝突的。
於是出現了一種很荒誕的景象：一邊要拚命拉動消費，一邊又害怕消費場面看起來「太過快樂」。
目前習近平的真實心態大概是：「我們不怕你們過得窮，我們最怕的是你們聚在一起，並且看起來很快樂。」
因為窮而不滿可以靠鎮壓加上轉移矛盾，再加上發錢暫時壓住，但「集體快樂且失控」一旦被看見，就很容易變成「集體憤怒且失控」的前奏。於是最好的辦法就是：乾脆別讓你們聚得太多，也別讓你們看起來太快樂。
跨年，本來只是一場世俗的集體夢幻時刻。
如今它卻變成了一面照妖鏡：
照出了誰最怕「人民自發地、同時地、大規模地、快樂地」在一起。
這種對公共慶典和聚集的嚴格管制現象，往往都出現在一個王朝的晚期。在中國歷史上的王朝晚期有類似案例。例如，在元朝（1280～1368年）時期，統治者曾禁止元宵節燈會等群體性節日活動，以防止潛在起義和叛亂，因為這些聚會可能演變為反政府行動。
清朝晚期（19世紀末）也加強了對民間節日和聚會的監控，部分原因是社會動盪和太平天國起義等事件讓朝廷對任何大規模人群高度警惕，類似於當前的經濟下滑和民怨背景下取消跨年活動以減輕維穩壓力。
公共慶典或自發聚集往往成為革命的催化劑，例如2010～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從街頭抗議和節日般集會開始，迅速演變為推翻多國政權的浪潮。
這些案例顯示，統治者對節日聚會的禁令往往源於對「集體快樂」轉為「集體憤怒」的恐懼，正如當前中國多地取消跨年活動以防類似事件重演。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的立場與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