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描述的場景（圖片來源：Adobe Stock）
截止2025年12月28號，中國至少有廣州、西安、鄭州、合肥、蘇州、濟南、天津等十多個城市明確宣布，不舉辦或者取消2025～2026的跨年慶祝活動。廣州的北京路、花城廣場、廣州塔周邊明確不組織任何迎新倒數活動；上海外灘自2014年踩踏事件後，已多年不舉辦燈光秀和倒計時，今年繼續實施嚴格人車管制；鄭州、西安、蘇州、合肥、天津等地紛紛發布通知，不舉辦任何大型群眾性活動，甚至禁止燃放煙花爆竹。一些原本計畫舉行的音樂節和商場倒計時活動也被以「不可抗力」為由臨時取消。表面理由是「公共安全」和「避免聚集風險」，但在當前經濟下行、社會不滿積累的背景下，這更像是中共對潛在「群體事件」的預先壓制。
如果說禁止慶祝萬聖節或聖誕節是因為其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中共以保護本土文化的虛假名義不讓民眾舉行慶祝的話，現在就連跨年夜慶祝活動也被陸續禁止，就不得不讓人聯想起了發表於1949年，喬治．奧威爾的名著《1984》。
在《1984》中，大洋國是一個由「黨」絕對統治的極權社會，黨魁的畫像無處不在，攝像頭監視著每一個角落。黨通過操控信息、禁止自發聚會、重寫歷史和修改語言語義，來消滅個體自由和集體異見，確保權力長期永固。小說中，任何未經批准的群體活動都被視為潛在威脅，因為擔心人們可能會通過聚會交流，產生出不受控制的思想覺醒或情感爆發。黨甚至壟斷了人們所有喜慶與悲傷的表達方式，甚至連私人日記都可能招致「思想警察」的懲罰。民眾被要求在「二分鐘仇恨」中釋放情緒，卻不允許在節日中自發歡慶，因為黨認為：真正的快樂、熱愛友誼等個人情緒會威脅到黨的統治，必須被消滅。黨只允許一種感情，就是對黨的忠誠和對敵人的仇恨。除此之外，沒有其他別的感情。看到這裡不禁讓人驚呼：今天在中國大陸不斷出現的那些讓人摸不著頭腦的政令，包括中共取消跨年慶祝在內的手法，簡直就是《1984》的真實翻版。
跨年活動本是全球性的喜慶時刻，人們通過倒計時、煙花、擁抱來釋放對新年的憧憬，象徵希望與重生，這一時刻絕對會被中共視作威脅。在面對經濟放緩、企業倒閉、失業率高漲、民生壓力巨大，民眾的不滿如火山口的社會民情，中共最擔心的就是在零點倒計時的高潮中，有人會喊出不受控的口號，繼而引發如野火般蔓延的反抗情緒。
於是中共提前封鎖一切公共空間：不許自由聚集、不許放煙花、不許使用無人機，甚至聖誕節前夕的扮裝派發禮物都被帶進派出所做筆錄，這已經不是所謂的「安全措施」，而是中共對人民的覺醒發自內心的恐懼。
在《1984》中，黨恐懼任何自發的民眾聚會，因為這可能會打破民眾被長期洗腦訓練後形成的「雙重思想」的穩定狀態，讓民眾在互相交流中回憶起被抹除的過去或認清虛假的未來。喬治．奧威爾筆下的「真理部」擅長用「新話」扭曲現實，將戰爭說成和平，將奴役說成自由。中共將「取消慶祝」包裝成「理性選擇」，是「為民眾負責」。一面承認跨年是喜慶日子，另一面則以「為你好」為名剝奪人民在公共場所公共表達情緒的權利。官方媒體引導民眾開展「家庭小型慶祝」或「線上活動」，用洗腦話術讓民眾接受「禁止即安全」的邏輯。
在《1984》的描述中，監視是黨控制民眾體系中的核心手段，屏幕與顯示器無時無刻不在記錄著人民的一舉一動。今天的中國，遍布的攝像頭、數字追蹤和網格化管理，確保即使小型聚會也難逃掌控。跨年夜的交通管控、限流措施和警力部署，進一步強化了已經無所不在的所謂「天眼」網路。民眾雖然被引導轉向虛擬空間慶祝，但網路同樣受到嚴格審查，任何「負面」討論都會隨時被發現和制止。
小說主角溫斯頓試圖通過日記保留真實記憶，卻最終被洗腦的橋段。對應到中國的現實，就是大陸社交媒體上瘋狂的刪帖、封號、禁言等慣常操作，不知道哪一句話就會觸發莫名其妙「規範」然後被迅速「和諧」。大陸網民感慨「以前的快樂很簡單，現在的快樂很小心」。
雖然表面上一些地方仍有小型活動，如金山區的濱海煙花或個別景區的無人機表演，比如官方電視臺跨年演唱會仍舊會舉行，但這實際上是導向性的「官方喜慶」。這也和《1984》中的描述有對應——小說中黨的「勝利日」遊行。黨通過這一受控的、宣傳性的指定的釋放渠道，用來避免民眾有機會進行真實的情緒表達。小說中，黨還會允許「二分鐘仇恨」作為安全閥，卻絕不許私人愛情或友誼，以此將民眾的情感導向可控方向。
也許當年奧威爾寫作《1984》是為了警示極權主義的蔓延，但其描述卻和今天中共在大陸的種種表現深度吻合。跨年禁令只是中共對民眾系統性壓制的一部分而已。在經濟壓力和社會分化不斷加劇的同時，中共還愚蠢的禁止民眾在公共空間歡慶新年，這已經不是剝奪快樂的問題，而是天意的另一種展現，就那是人們會在加速覺醒的過程中，徹底清除這些歷史的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