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在回憶錄中明確表示：「我拒絕成為動員軍隊鎮壓學生的總書記。」（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根據趙紫陽的回憶錄《改革歷程》（英譯為 Prisoner of the State）以及相關歷史資料，鄧小平最初之所以會重用趙紫陽，主要是基於其卓越的實幹能力和高度的政治契合度。
在地方政績上趙紫陽表現卓著。文革後期，趙紫陽在四川推行「包產到戶」等農村改革，成效極大，民間流傳「要吃糧，找紫陽」。這與鄧小平想通過經濟改革挽救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目標高度一致。此外，在文革期間，鄧小平第二次倒台（1976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當時全國上下都在聲討鄧小平。趙紫陽當時主持四川工作，他雖然表面上不得不應付政治口號，但在實際執行中，他盡力保護了許多與鄧小平關係密切的幹部，並在內部會議上儘量減少對鄧的批判。鄧小平復出後，對此感念極深。鄧稱趙是「膽大包天」的「不折不扣的鄧派」。趙紫陽則是極佳的執行者，因此深得鄧信任。
在回憶錄中，趙紫陽也提到他早期對鄧小平是充滿敬佩與追隨之心的。他認為鄧有魄力、不拘泥於教條，兩人對於「經濟改革必須走市場道路」有著高度的默契。趙紫陽當時認為自己與鄧小平在目標上是一致的，即透過經濟發展來拯救國家。鄧小平也對外賓和元老說：「紫陽這個人，是個實幹家，更難得的是，他在最困難的時候，立場是堅定的。」 這也是為何鄧小平在1980年代力排眾議，將趙紫陽從地方直接提拔到中央核心的原因。
趙紫陽：我拒絕成為動員軍隊鎮壓學生的總書記
然而在處理「八九學運」的分歧是兩人關係生變的關鍵，鄧認為這是「動亂」，必須動用武力戒嚴以維護黨的領導和社會穩定。趙主張在「民主和法治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反對開槍鎮壓。趙在回憶錄中明確表示：「我拒絕成為動員軍隊鎮壓學生的總書記。」
此外，1989年5月16日，趙紫陽會見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在電視直播中講出那段關於鄧小平「掌舵」的話，這被認為是壓垮兩人關係的最後一根稻草。趙紫陽會見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時提到，中共內部仍有一項決議，即在重大問題上仍由鄧小平「掌舵」。鄧小平認為趙此舉是將處理學運的責任和矛盾轉嫁給他，讓他背黑鍋。
但趙紫陽在《改革歷程》中解釋，他當時講這番話的主觀意圖是為了維護鄧小平，他並強調對話時為了應付戈巴契夫的尷尬（因為戈問到「現在誰說了算」），且想為鄧小平開脫，說明鄧的決策有黨內合法性。當時社會上（特別是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有一種強烈的聲音，質疑鄧小平在退居幕後、沒有正式官職（僅保留軍委主席）的情況下，憑什麼左右政治局決策？甚至有「垂簾聽政」的批評。
趙紫陽想向外界說明鄧小平的地位是「合法」的，是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秘密決定的。他想表達的是：「雖然鄧小平不在政治局常委名單上，但他依然是最高決策者，這是全黨一致同意的。」
據悉，李鵬在得知講話內容後，第一時間並非震驚，而是「暗喜」。他認為這是徹底扳倒趙紫陽的絕佳機會。果然，鄧小平與其身邊的保守派（如李鵬、姚依林等）以及黨內元老（如薄一波、李先念）認為：當時學運正處於白熱化，趙紫陽這番話等於是在告訴全中國和全世界：「現在學生不撤、動亂平息不了，不是因為我，是因為背後那個老頭子不點頭」。
這段話播出後，廣場上的標語也從對準政府轉向對準鄧小平個人（例如「小平同志，你今年幾歲？」、「我們要小平，不要小瓶」等針對性口號激增）。鄧小平當然認為那個「內部協議」是最高機密（「十三屆一中全會決議」在黨內屬於最高級別秘密），況且鄧小平本人也很忌諱外界說他「垂簾聽政」，他一直刻意營造自己「半退休、不戀權」的形象，再加上鄧小平身邊的幕僚和元老告訴鄧：「趙紫陽這是在把你推向第一線，他自己想樹立開明形象，讓你承擔開槍的罵名。」據說鄧小平得知這段話後極度憤怒，當晚兩人的政治互信徹底瓦解。僅僅兩天後，5月18日的元老會議上，實施戒嚴的決議就基本定調，而趙紫陽隨即被邊緣化，並最終因反對戒嚴而辭職下台。
鄧小平當晚在觀看談話轉播時，曾憤怒地對身邊人說：「為什麼趙紫陽這幾句話的聲音放得特別大？」 鄧小平懷疑這是趙紫陽的幕僚（特別是鮑彤）事先跟中央電視台打過招呼，故意放大這段「鄧小平才是真正掌權者」的聲音，目的是引導廣場上的學生將矛頭對準鄧。鄧小平認為鮑彤是趙紫陽的「大腦」，必須先切斷兩人的聯結，鮑彤成了「六四」前夕第一位被捕的高級官員（1989年5月28日）。
鄧小平與趙紫陽的最後一次交鋒
1989年6月後的政治局會議記錄顯示，鄧小平曾給趙紫陽機會，只要他像胡耀邦一樣做個深刻檢討，承認自己「支持動亂」，就能保留待遇。黨內高層要求趙紫陽進行檢討以換取政治寬大，但趙始終堅持自己對學運的判斷是正確的，拒絕低頭。據悉，趙紫陽在會上強硬回覆：「我不能在原則問題上低頭，我認為我的處理方式是對的。」
鄧小平在得知趙紫陽拒絕認錯後，說了一句：「他要是不檢討，就沒什麼好談的了。」 這種「不服從」在中共體制內被視為「分裂黨」，導致趙紫陽此後16年的軟禁生活，直到2005年去世，趙始終處於富強胡同6號的監控之下。
其實趙紫陽始終承認鄧小平是經濟改革的推動者和保護傘。他認為鄧對市場經濟的直覺是敏銳的，並能頂住黨內保守派（如陳雲、李先念）的壓力支持改革。不過趙紫陽也看出鄧只是「半個改革派」；趙紫陽在回憶錄中指出，鄧小平的改革是「經濟放開，政治收緊」； 趙也看出鄧搞改革的目的不是為了民主，而是為了「鞏固一黨專政」。鄧所謂的政治改革僅限於「行政效率改革」，而非權力制衡。趙也形容鄧是元老中最具「專制傾向」的人。他常提到鄧心中始終有一根弦，就是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極度恐懼和對「專政手段」的依賴。
趙紫陽的感悟： 「鄧小平心目中的改革，並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現代化、民主化。他認為改革的前提是維持共產黨一黨專政。」
他在回憶錄中表示，鄧小平並不理解真正的現代化需要議會民主制。趙認為，如果沒有政治民主，經濟改革最終會陷入腐敗和兩極分化。他感嘆鄧小平始終無法跨出「無產階級專政」的框框。
趙紫陽的政治遺囑 「議會民主制」
趙紫陽在富強胡同6號長達16年的軟禁中，利用錄音帶記錄下了他對中國前途的最終思考。這部分內容被視為「中國民主化的燈塔」。
在1980年代，趙紫陽曾傾向於「新權威主義」（即在強大政權領導下發展市場經濟，類似新加坡模式）。但在軟禁期間，他徹底否定了這一點。趙紫陽在回憶錄中說：「我過去總想在不觸動一黨專政的前提下搞改革，後來發現這是不可能的。沒有監督的權力，必然導致權錢交易與官倒。」
他明確提出，中國應該學習西方發達國家的「議會民主制」。他認為這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而是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
多黨競爭： 趙認為應該允許黨外有黨，開放報禁與言論自由。
司法獨立： 黨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必須建立真正的三權分立。
黨內民主： 如果一步到位太難，應該先從共產黨內部的民主化開始，廢除「老人政治」與「家長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