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皇帝勤政多疑的ㄧ生正是一面清晰的鏡子，他告訴我們國之興廢在於德，而不在於力。（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大明末代皇帝朱由檢，年號崇禎（1611～1627 ），其生母劉氏被父親光宗下令處死，崇禎自幼由其他嬪妃帶大，他在宮中感受到的不是母愛，而是戰戰兢兢的生存競爭。這養成了他日後「多疑、猜忌、自尊心極強」的性格。
天啟七年，其兄熹宗朱由校駕崩，當時閹黨魏忠賢權傾朝野，朱由檢以「信王」身份繼位。據史料述及，他入宮當夜甚至不敢睡覺，自備乾糧，以防被魏忠賢毒殺。這份生存壓力和防禦心，伴隨了他的一生。
崇禎的哥哥熹宗駕崩前，還拉著他的手說：「吾弟當為堯舜。」朱由檢就這樣慌亂的在魏忠賢閹黨橫行的險境中即位。然而，崇禎皇帝承接的是萬曆、天啟兩朝積累下早已病入膏肓的皇朝。萬曆帝三十年不理朝政，綱紀廢弛；天啟朝閹黨橫行，迫害忠良，導致「元氣傷殘」。崇禎即位時，明朝早就搖搖欲墜了。
冤殺袁崇煥
崇禎「雞鳴而起，日旰而食」，不近女色、不事奢華，這種「苦行僧」式的帝王生活，在歷代末代皇帝中極為罕見。
崇禎三年，皇太極繞過大寧入關，崇禎因多疑且中了離間計，僅憑流言便將守邊名將袁崇煥凌遲處死。 袁崇煥受刑時，京城百姓食其肉，這不僅是政治失誤，更是一場大規模的群體造大惡業，史評崇禎最大的罪業莫過此——陷害忠良，終致天怒人怨，上天收回了對朱家的眷顧。《明史》載：「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徵決矣。」
表面上看，崇禎雖然勤政，但他不信天命，只信手段。崇禎頻繁更換內閣，在位十七年，竟然換了五十位宰相（大學士），本質上是為了推卸責任，實際是缺乏帝王應有的「載物之德」。《明史·本紀》評價崇禎：「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
神的清算 天降異象與大瘟疫
為了應對遼東戰事與農民軍（李自成、張獻忠），崇禎不斷加派賦稅（遼餉、練餉、剿餉）。崇禎十六、十七年，北方又爆發罕見的大鼠疫，北京城死者枕藉（編注：形容屍體多到一個疊在另一個身上，像枕頭一樣堆疊），守城官兵也失去了戰鬥力。 據《明季北略》，這場瘟疫對明軍造成了毀滅性打擊，但李自成進城時，瘟疫卻奇跡般地消退，也只能用「瘟疫有眼」來說明——大瘟疫是在清理敗破惡勢力，此乃因果所致。
不僅如此，古籍原文中也多見明末「大旱、蝗、大疫」的記載。六月飛雪、旱蝗又與崇禎朝不斷加派「三餉」形成惡性循環，最終導致「民心盡失，天命不佑」。崇禎「竭澤而漁」的做法，百姓在旱災、蝗災與重稅下，除了造反別無生路，民心盡失。
血染壽寧宮 崇禎的最終下場
甲申之變，李自成入城，崇禎衣襟留下悲涼的血書：「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
一句「然皆諸臣誤朕」相當醒目，亦可見崇禎至死仍在抱怨文臣；確實，孤家寡人面對滿朝腐敗，又何以能夠力挽衰敗？然而，崇禎也是陷害忠良、刻薄寡恩之人，無怪乎崇禎在最後時刻曾在宮殿敲鐘集結百官，竟無一人前往。
根據《明史·卷一百二十一·列傳第九》與《明史紀事本末》的記載，這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八日深夜至十九日凌晨李自成大軍已攻破北京外城，崇禎皇帝深知大勢已去，為保皇室貞烈，他在乾清宮與周皇后相對而泣。他對皇后說：「大事去矣，爾宜死。」周皇后慟哭答道：「妾事陛下十八年，卒不聽一語，至有今日。」隨後周皇后領命回到坤寧宮，自縊身亡。
崇禎隨後提劍來到長平公主（時年約十五、六歲）居住的壽寧宮。公主見狀，牽著父皇的衣服大哭。崇禎長嘆一聲，說出了那句悲淒的名言：「汝何故生我家！」（你為什麼要生在我們帝王家啊！）
說罷，崇禎舉劍揮砍。公主下意識用左臂遮擋，劍鋒落下，公主的左臂被齊肩砍斷。公主當即血流如注，昏死在地。崇禎隨後又到昭仁殿，殺死了年僅六歲的昭仁公主。
崇禎自己也在景山（煤山）的一棵歪脖子槐樹下自縊，而唯一隨他赴死的竟有一太監王承恩。
國之興廢在於德 不在於力
崇禎皇帝勤政多疑的ㄧ生正是一面清晰的鏡子，他告訴我們國之興廢在於德，而不在於力；一個統治者只會忙於表面的勤政，卻在重大的道義抉擇上出錯（如冤殺忠良、不恤民情），那麼他所做的一切全都只是在往覆滅的方向快速奔跑而已，最後還是換來的舉國背叛和天災、瘟疫——神的清算。
古語有言：「莫以類聚，唯德是從。」 歷史正在重演，當一個政權到了「天滅」的時機，無論它擁有多少軍隊、多厚的城牆，世人最終都會見證一個腐敗朝代的覆滅與終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