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土改退押，暴虐凶殘，空前而不絕後，很多人被逼打致死。（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文接：人生
父母哺養子女，給予物質生命；培育子女，傳承精神文明。我們的父母，德行典範，對我們人生成長起到至關重要作用。所以是《人生》系列之一。
父母的賢慧品德，體現在方方面面，沉積在細微之中。容我細細道來。
父親性格平和謙讓，溫文爾雅，與人無爭，誠信做人，逆來順受，非經商從政之才，屬文理科技之士。母親說他的性格就像巴金三部曲《家丶春丶秋》中的高覺新。
父親在「八十自述」文中記述往事時說：「余自幼得二伯督教，嗜文學，隨家遷滬，投考南洋大學附屬小學。學校規定住讀，每四星期始許回家一次。余自襁褓與祖母同宿，未嘗分離，甫十二，遽離家園，且人地生疏，語言不通，種種困難，余皆忍受，每試亦名列前茅。其後，南洋改名交大，可直升大學，無須高考，得其便利。余性不近習工，既來之，則安之，不能更改，常惘然若失。余性懦弱，不能堅持己見。畢業後分在隴海鐵路，北國風光，頗不習慣，工作亦不安心。抗戰發生，家中電催，加之不願為敵工作，遂離職而回，從此棄其所學，株守父業，終至一蹶不振，可慨也己」。抗戰勝利後，對燧川公司的決策，優柔寡斷，猶豫不決，錯失良機，釀成後半生的災禍。
民初時的上海。（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母親何樹英，外祖父何公鼎丞之長女。幼入私塾，知書達理。嫻習家事，凡烹飪刺繡之屬無不能。長女如母，很早就承擔起伺候父母丶照顧妹妹（其中有一個殘疾）的重任。父親在「吾妻事略」文中寫道：「十八來歸，余時負笈滬濱，因祖母望孫心切，且由外姑陪送同來，故不能辭。是年餘父經營獲利，婚事不免鋪張，婚期戊辰年十月二十四日，婚後三月，父母返渝，而留新婦住四叔家，週末得以相會。暑假同歸拜竭祖母及諸親，皆以得娶孫媳為祖母賀。英亦善體親意，月餘賓客不斷。余離家以後，英代子職，上事祖母伯叔，下則弟妹成群，皆以新房為娛樂場，雖枕席零亂，紙屑遍地，聽之也。英平易近人，樂與人交，從不以貧窮為嫌。有急相求，皆量力資助。處世對人，有禮，有節，習養有素。辛未祖母逝世，余羈滬未歸，喪期中，禮慶應酬，均由英代，又暗自舉債，添置素服。喪葬畢，二伯議由英管家務如祖母在時，蓋知其能也。從此余父茹素，母專心禮佛，尊幼之間，即僕役亦有十餘人，英皆善處，無有異言。有急相求，皆量力資助。四叔索欠，英勸余滿其所望，未使父知，弟兄和好如初。抗戰爆發，遷居大河順城街7號，全家各居，嬸母弟妹需費，英皆不時解囊。即堂弟妹學費，英皆勸余設法，不使父知。二伯逝世後，伯母鄉居，英常獨往看望，琰弟歿，以健兒嗣之，英往料理喪事，並協助遷來黃桷埡便於照料。逾年，伯母中風，臥病床褥，英侍湯藥，以迄死葬，其賢有足多者。自與余結髮迄六十年。自祖母，伯叔之喪，弟妹婚嫁，遵循舊制，往往十數日留宿賓客，英輒深夜不眠，以服其勞。上事祖母諸父，即余之疾痛寒暖，靡不經心。下則子女八人，以長以教以至於成立。今則孫輩亦親自照料。服侍五代，任勞任怨」。簡短文字，深深地刻畫出母親對親友仁愛之心，善念之舉。
為被赤禍蹂躪的中國——中華民國時期的中國，民風淳樸、道德高尚。（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童登瓔是父親的堂妹，一般人家這種關係己經比較疏遠了。她去世很早，子女喪母，失卻照顧。1948年，啟炎表兄在巴蜀中學患傷寒重症，母親把他接到沙坪埧，在我家療養一年，次年病癒才返校。魏啟純也因病住在我家，1950年底去世。父母對堂侄都關愛備至。
1945年冬，祖父去世。燧川公司經營日趨困難，母親勸父另謀出路。七叔八叔以「祖業不可丟」為由反對。最後看到虧空甚大，同意變賣，又不肯放棄「燧川」名號，因為燧川誠信經營，聲譽好，買方堅持要一齊買，錯過一次良機。到1949年終於談妥，約定九月二日簽約，不想發生九.二火災，又一次化為泡影。九二火災後，還沒緩過神來，社會變遷。共產黨執政後，更難維持。1950年申請停業被無理拒絕。不得不舉債為幾百工人發工資。1950年夏，因拖欠工資，父親被拘押在北碚看守所，大哥帶我去探望，見父親形容枯瘦。直到舉債發放工資才放出。以後每月都為籌集工資發愁。1951年，不得不以4000萬元（合4000元）變買新建私房還債。一年多時間裡，債主盈門，疲於奔走，對內對外，母親籌謀應付。千方百計，克服困難，務使子女不輟學業。一直拖到1952年1月，一年多時間，政府見已榨乾所有油水，才批准停業，為工人發放遣散費，負債累累。1956年祥豐麵粉廠公私合營時已經資不抵債。政府「仁義」，每月給5元定息，戴上「資本家」帽子。
1949年九二火災，朝天門順城街房屋被燒燬。祖母、四叔祖父、八叔全家都暫遷沙坪壩我家居住，解燃眉之急。祖母住二樓，專門設置佛堂；八叔住二室客廳；四叔祖住廂房，玉孃去哈爾濱前等錄取通知也在這裡住了一月。母親為他們安排飲食起居。處處體現對親友仁愛之心。
1950年土改退押，暴虐凶殘，空前而不絕後，很多人被逼打致死。我們家因燧川公司的田地要退押，緊迫危急，將臨江門橫街房屋以1.2億元（舊幣）急速賣掉完成退押任務。父母立即想到姑祖父母，主動詢問，他們正在一籌莫展之際，為他們退押，解了燃眉之急。
父母樂善好施。1948年，我家遷居沙坪壩，6個小孩入讀儒英小學。父母為學校捐資獻物，儒英小學禮堂的資金建築器材（木材等），很多是由父母捐贈。
1956年，母親響應政協號召，以私宅創辦托兒所，捐助必需設備，玩具，聘請保育員，自己不取報酬，只給阿姨發點工資，收費低廉，一時興旺，有近百名幼兒入托。這樣一種為民謀利的善舉，也為階級鬥爭所不容，1959年被令去職，由黨員陳光榮管理。1960年大災荒時期，陳偷吃幼兒園特供的糖果，每況愈下而停辦。但是，天理自在人心，後來群眾尊稱母親為何老師。
母親熱心公益事業。五十年代，為地段掃盲服務，辛勤負責，完成任務。八十年代，曾任沙區五屆，六屆政協委員，宣傳政策，聯繫群眾，不辭勞苦，凡父子，夫妻，婆媳間有爭執糾紛，皆親臨勸解，俾得心平氣散，消除隔閡，人稱道之。
母親常說：「人之兒女，己之兒女」。她這樣說，也這樣做。對鄉親鄰里，皆視為親人。助人為樂的事例，處處可見，誰有困難都鼎力相助。仁愛之德，不僅表現在對親友的關心照顧，對佣僕丶朋友丶鄰里甚至路人，皆表現出慈悲仁愛之心。
1943年，有申氏母子，聽說丈夫抗日負傷在重慶療傷，到重慶後，人地生疏，陷於困境。媽媽聽她訴說後，非常同情，將他們先安置在我家暫住，又多方設法為她打聽，終使其全家團圓，他們感激零涕，再三致謝。我家有一位保姆楊大娘，丈夫是國軍營長，在抗日戰爭中犧牲，她有個兒子，小學畢業，無力供其繼續讀書，媽媽知道後，讓她把兒子接來讀書，不取分文，同時送進當時南岸最好的私立學校——廣益中學，直到初中畢業，看到我家經濟也有困難，他們主動要求參加工作，媽媽給楊汝湘找到工作後，才離開我家。楊大娘臨終前對他說：你能有今天，全靠六太太，有生之年，一定要回重慶看望。1994年，他們全家從東北林場回長壽老家，專程來渝看望，帶來林場特產。也不知道他是怎麼找到的。他說：母親在世時，再三囑咐他，如果去重慶，一定要去童家致謝。這些都是當年善良結下的善緣。
我們家兄弟姐妹八人，當年每人都傭請奶媽。由於父母的善意真情，每個奶媽都懷恩感謝，多年後仍唸唸不忘。即使在人為挑起階級鬥爭仇恨的年代，都對父母稱讚感謝。例如大哥的陳奶媽，從1930年到1968年，在我家整整38年。本來1950年土改，她回家分地，不久她又自願來我家。1966年文革，我家被紅衛兵和赤衛軍兩次抄家。那時她的兒子陳樹生在重慶大學讀書，抄家者欲挑起她對父母仇恨和對黨感恩，對她說：舊社會妳兒能上大學嗎？沒想到她卻回答：「六太太（指母親）對她說過，只要他兒子能考上大學，就送他去讀」。挑唆者討個沒趣，再無話可說。
母親略通中醫醫道，普通疾病，可以處理，又略曉偏方，頗見療效。鄰里小孩小病，常請她開方治療。二姐同學向雅卿的女兒，15歲下鄉當知識青年，得了一種怪病，肚子脹大，到西南醫院治病，懷疑是癌症。向雅卿住在北碚，到醫院陪護照顧小孩，到我家來借生活用品。媽媽得知這一情況說：這麼小的小孩，哪有什麼癌症？是農村艱苦，生冷野菜，雜食，消化不良所致，開了中草藥讓其服用，用草藥在肚上外敷，排洩出很多髒物，沒手術就痊癒了。這事既顯母親醫術，更顯其愛心助人的高貴品德。
母親善縫紉，家有縫紉機，鄰居常請她代為剪裁縫補，她都熱心幫助，助人為樂，從不收報酬。
父母對子女的撫養教育，我們刻骨銘心。言傳身教，誨之以情。兒時常對我們講佛家善惡有報、積德有福、天堂地獄的故事。母親常說：「積金積玉不如積德，積德積在兒女身上」。我們家能夠安然度過「階級鬥爭」的劫難，是他們積德帶來的洪福。父母特別教育我們要誠實，不說謊話，不欺騙別人。講過許多古人誠信的故事。這些故事潛移默化，深入我們幼小心靈。明徵記述過一件事：「小時候媽媽說，做錯了事一定要承認，誠實都不挨打。小時有一次我打破一個杯子，就在大門口等媽媽回來，說我把杯子打爛了。我同樣要求子女要誠實，不能說謊。女兒5歲時，不想上幼兒園，我說那你就在家幫我做飯。一次她把飯放在蜂窩煤爐上就出去玩了，回來飯燒糊了。我從學校回家，看到她站在路邊樹下等我。那是北方冬天，很冷，她看見我就跑過來說：「媽媽，我把飯煮糊了」看到她凍得通紅的手、臉，我趕快抱起她說：沒事，帶糊香味的飯好吃」。
這些善良誠信的教育，對我們人生品德的成長，起到良好作用。真誠、善良是做人的道德底線。即使在文革那樣瘋狂年代，我們沒有一個人助紂為虐，在大批判中，也決不無中生有去揭發批判，更不會動手打人。
1955年8月13日，我接到清華大學錄取通知書，晚上興奮難以入眠，耳邊聽聞縫紉機的穿梭聲，那是媽媽正在連夜為我趕製衣服，通宵徹夜未眠。正如古詩云：「慈母手中缐，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