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報的「準確性」不敵共產領導的「政治定調」，缺的不是準確的情報，而是連情報都必須符合政治風向。（圖片來源：合成圖 今濤拍暗）
1937年至1938年間，蘇聯軍隊經歷了「自我毀滅期」。斯大林的大清洗在5位元帥中處決了3位，包含有被譽為「紅色拿破崙」的機械化戰爭天才圖哈切夫斯基；15位軍隊大將處決了13位，生還率僅 13%；所有軍區司令全部被殺。中高層軍官有 90% 的軍長（Corps Commanders）被殺、80% 的師長（Divisional Commanders）被殺，全軍總計約 3.5 萬至 4 萬名軍官被清洗（處決、監禁或開除）。
斯大林之所以清洗軍方並非因為他們無能，而是因為他們「太有能力」且「威脅權威」。
身為共產極權國的領袖斯大林寧可讓軍隊暫時癱瘓，也不願看到一個擁有獨立思想、受士兵愛戴的將領存在。這導致蘇聯在1941年面對希特勒時，軍隊幾乎處於「腦死亡」狀態。由於當時蘇聯最先進的「縱深作戰」理論家圖哈切夫斯基也被槍決了。德軍後來在「巴巴羅薩行動」中使用的閃電戰，很大程度上借鑒了圖氏的理論，而蘇軍自己卻因為清洗，回到了僵化的陣地戰思維。
此外，大清洗後部隊實行雙重指揮制，任何軍事決策都需政治官員簽字，以「外行領導內行」，使得蘇軍在德軍靈活的閃電戰面前，反應速度慢了數倍，導致數百萬軍隊在幾周內被圍殲。
當時蘇軍的內部人人自危，即便是普通士兵也不敢執行命令，基層軍官也不敢向上級報告真實敵情，導致德軍進攻時，蘇聯邊防部隊竟在等待莫斯科的「政治審查」而錯失反擊良機；蘇聯官僚體系只剩下了「傳聲筒」，導致了1941年的情報集體失能——不段被學者引述的理由就在於，這段歷史是可以用來解讀戰略情報失靈的經典案例。
恐懼機制 讓所有的情報官員都變成了他的「回音牆」
1941年6月，東京的初夏。傳奇情報員理查·佐爾格（Richard Sorge）正處於極度焦慮中。身為德國駐日大使館的情報官員，他憑藉與大使奧特（Eugen Ott）的過命交情，直接獲取了柏林發往東京的絕密作戰指令。
精確的死亡信號： 6月15日，佐爾格向莫斯科格魯烏（GRU）總部發出了那封震撼歷史的電報：「戰爭將在6月22日全面爆發，德軍將動用170至190個師。」
當這份生死攸關的情報呈遞到斯大林面前時，這位「鋼鐵之人」正沈浸在親手導演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幻夢中。根據解密檔案，斯大林隨即用紅鉛筆在報告上寫下了那句臭名昭著的髒話：
「這個混蛋在東京開了幾家小店，竟然也搞起挑釁來了。叫他去見他媽的吧！（Пошёл он к е... матери!）」
據蘇聯解密後的軍事情報局（GRU）檔案中，確實存有這份1941年6月的電報。此時的斯大林對英、美充滿極度懷疑。他深信英國首相邱吉爾正急於把蘇聯拖入戰爭以緩解英國壓力。因此，任何關於德軍進攻的預警，斯大林都過濾為「英美帝國主義的挑撥離間」。再加上，當時負責接收情報的格魯烏局長戈利科夫，眼見前任幾位情報首長在大清洗中被當成間諜槍決，他嚇破了膽。為了自保，他在呈報佐爾格的情報時，刻意加上註解：「此情報可能源自英國散布的謠言」。
中國問題專家明居正曾評論：在極權邏輯中，領袖絕不犯錯。如果現實違背了領袖的判斷，那現實就是「挑釁」。斯大林對佐爾格的羞辱，本質上是對「真實」的恐懼與排斥。
斯大林精神崩潰了
斯大林在1939年與希特勒簽署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他視此為自己外交生涯的神來之筆。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軍的炮火如期而至，將斯大林的自負炸得粉碎。
1941年6月22日德軍開戰後，蘇聯紅軍內部發生了大規模的逃亡潮與倒戈潮。在烏克蘭戰線，當德軍裝甲部隊推進時，成千上萬的蘇聯士兵放下武器投降，甚至主動引路。這不是因為他們懦弱，而是因為他們痛恨斯大林的集體農莊和政治清洗。據傳在一次內部軍事會議上，倖存的朱可夫將軍曾私下感嘆：「如果圖哈切夫斯基還在，我們絕不會在邊境丟掉幾千架飛機。」
蘇共二十大後流出的內部口述，斯大林在開戰初期的表現並非宣傳中的「沈著冷靜」，而是徹底的精神崩潰。
1. 拒絕相信與「失蹤」的十天
當邊境傳來遭到轟炸的消息時，斯大林的第一反應竟然是下令「不得反擊」，他認為這可能是德軍內部某些將領的「擅自行動」。直到德軍坦克深入蘇聯境內數十公里，他才意識到：佐爾格說的全是真的，而他自己錯得離譜。
據傳，從6月28日到6月30日，斯大林把自己關在孔策沃別墅（Kuntsevo Dacha）中，拒絕接聽電話，拒絕接見任何人。這在權力真空的極權國家是極其恐怖的。
2. 「列寧建立的一切，都被我們搞砸了」
當政治局委員（莫洛托夫、貝利亞等人）戰戰兢兢地闖入他的別墅尋求指示時，斯大林竟然癱坐在沙發上，面色慘白。
據悉，斯大林當時還把部下看作是來「逮捕」他的。他喃喃自語道：「列寧留給我們一個偉大的遺產，而我們這些繼承者卻把它搞砸了。」
余茂春分析此種崩潰源於一種「權力失控感」。一個平時掌控生殺大權的獨裁者，在發現自己的意志無法阻擋敵軍坦克時，其內心會迅速崩坍。
3. 遷怒與掩蓋
為了掩飾自己的戰略失誤，斯大林迅速找了替罪羊。西方面軍司令巴甫洛夫大將（Dmitry Pavlov）因「防守不力」被迅速逮捕並處決。實際上，巴甫洛夫正是因為嚴格執行斯大林「不許挑釁、不許戒備」的命令，才導致全軍覆沒。明居正分析，在共產黨國家，領袖的決策就是「絕對真理」。如果承認德軍即將進攻，就等於承認《條約》失敗，這對斯大林的權威是致命打擊。
1941年10月，佐爾格在日本被捕。日方曾多次暗示蘇方，願意用佐爾格交換被捕的日本間諜。斯大林為了掩蓋自己曾無視佐爾格情報的羞辱性錯誤，竟然對外宣稱：「我們不認識叫佐爾格的人！」這直接導致佐爾格在1944年被日方處決。
直到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為了批鬥斯大林，才在1964年正式承認佐爾格的英雄身份。程曉農博士曾深入分析，斯大林之所以在發現錯誤後依然不肯起用佐爾格，甚至在佐爾格被捕後見死不救，是因為佐爾格的存在本身就是對斯大林「聖明」的諷刺。在共產黨體制下，見證過領袖醜態的人，往往沒有好下場。
斯大林通過恐怖統治讓周圍的人只敢說他想聽的話。當多方情報顯示希特勒即將進攻時，情報官員因害怕被當作「挑撥蘇德關係的間諜」而不敢堅持真相。這種由清洗帶來的恐懼，是導致蘇聯初期戰略誤判的根本動力。
其實，蘇聯與中共的情報運作本質上就是「為領袖的心理預期服務」。佐爾格的例子說明了：在極權體制下，情報的「準確性」不敵領袖的「政治定調」。共產國家並不缺準確的情報，而是連情報必須符合政治風向。平時看似強大的領袖，在戰略誤判導致的巨大危機前，往往最先崩潰。又為了維護領袖面子，數百萬蘇聯青年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被送入德軍的包圍圈。
迄今，這段往事至今仍是中國與俄羅斯內部研究「政治正確如何拖垮國家安全」的禁忌話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