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長官制」讓任何一個軍事單位都沒有唯一的「大腦」。（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X 推特）
在外界看來，既然中共黨內鬥爭已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而軍隊又掌握著實彈武裝，為什麼沒人敢效仿「兵變」或直接起義？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說說中共陰險至極的厚黑管理。
「槍彈分離」與「互不隸屬」雙首長制
在中共的軍事體系中，拿槍的人並不掌握子彈，掌握子彈的人並不負責調動。平時基層部隊的槍支與彈藥是分開存放的，庫房門鎖需要兩套系統（通常是軍械員與值班長官）同時開啟。根據黨內會議紀錄，即便是軍方大佬（如軍委副主席）進入中南海見最高領導，也必須交出隨身配槍，甚至連手機、公事包都要由專人保管；「見面不帶槍，帶槍不見面」是鐵律。
此外，共軍的運作是任何營級以上的部隊移動，都必須經過中央軍委主席的批准。沒有軍委主席簽發的「虎符」，任何將領私自調兵都等同叛國。現代化的調兵命令還需要經過「電子簽名」確認，每一級調動都有GPS實時追蹤。如果部隊移動偏離了預定演習路線，後方的導彈部隊或空中打擊力量可以直接將其消滅。
中共軍中並設有極為嚴密的「雙長官制」（司令與政委），兩者互相牽制。如果一方有異動，另一方有權力且有義務立即上報。當然，這樣的設置就會讓軍隊內部永遠「自我鬥爭」。在解放軍從連級（指導員）到大軍區級（政委）的編制中，軍事主官（司令員）負責作戰、訓練；政治主官（政委）負責黨務、人事與思想。政委通常兼任該級黨委書記，司令員則是副書記。這意味著在涉及「人權」和「財權」的大事上，政委的權力往往壓過司令。
戰時司令下達作戰命令，但必須有政委的聯署簽字才具備法律效力。如果司令想私自調兵「進京」，政委有權當場否決，甚至有權動用身邊的保衛力量將其逮捕。此外，政委與司令往往來自不同的派系或出身，兩人的仕途晉升路徑是分開的。這保證了兩者很難「沆瀣一氣」。在中共的官場文化中，互相舉報也是自保和上位的捷徑。
換言之，「雙長官制」是中共防止軍事政變的第一道防火牆；讓任何一個軍事單位都沒有唯一的「大腦」。
「中南海保鏢」的疊加防禦
普通百姓會以為拔槍斃了中共領導就能解決問題？實際上，中共黨內高層身邊的安保層次多到不可思議。首先，最貼身也最令將領們膽寒的是「生活秘書」即是耳目，高級將領的司機、秘書、保姆、警衛員，並非由將領自己挑選，而是由中央警衛局或總參謀部相關部門統一指派。這些「身邊人」都是受過專門訓練，他們的一項秘密職責就是定期匯報首長的「思想動態」：家裡見了誰？談話氛圍如何？情緒是否低落？甚至有無異常的差旅規劃，可以說高層將領的真實生活情況幾乎是透明的。
在平時，秘書和警衛是服務者，當然他們也可以瞬間變為軟禁的看守員。據悉，當最高層決定對某人動手時，會由中央警衛局（內環）派出一組陌生面孔，以「加強保衛」為名，強行替換掉目標人物原有的貼身警衛。這個時候官員即便是在家睡覺、上廁所，也必須在警衛的視線範圍內。目標人物的紅旗轎車還會被限制加油量，或司機接到指令「車輛故障」無法啟動。沒有中辦的批條，任何車輛不得駛出大院。
兩大禁衛軍之一的中央警衛局（內環）負責的是「點」。他們貼身保護領導人，控制中南海內部的每一道崗哨，其直接領導是中央辦公廳（中辦），直接聽命於總書記。而北京衛戍區（外環）負責的是「面」。他們掌控整個北京市區的戰略要點、橋樑與軍事進出通道。
中央警衛局（8341部隊）是支直屬中央辦公廳的部隊，只聽命於最高核心，人數相對少，而他們的家屬、社會關係都經過幾代人的政審，「忠誠度」被視為黨內政治生命。如果中央警衛局內部有變，北京衛戍區的數萬兵力（如著名的「老虎團」）能迅速封鎖中南海，將叛亂圍死在內圈；反之，如果衛戍區有異動，中央警衛局能第一時間轉移領導人，並透過其掌控的特種通訊指揮全國軍隊進行「平叛」。
據黨內秘辛，為了防止這兩支力量的頭目私下結盟，中共最高層通常會故意安排來自不同軍區、不同派系的將領分別擔任這兩支單位的司令官。比如讓北京衛戍區的幹部轉任警衛局副局長，或反之，實施「摻沙子」，讓彼此的下屬中都有對方的「眼線」。此外，中央警衛局局長的政治級別往往極高（有時由副大軍區級甚至更高的將領兼任），而北京衛戍區則是軍級單位。這種「職級不對等」增加了兩者對話的門檻，防止私下串聯。
北京衛戍區與中央警衛局還有一套極為嚴苛的密碼對接流程。（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X 推特）
神秘的「紅機」
神秘的紅機指的是「機要保密電話」，它也是這個龐大監控網的電子神經中樞。據悉，中共內部存在專門負責監控高級將領通訊的部門。所有大軍區級以上的將領，其家庭座機、辦公室電話均為特製的「紅機」。這些通訊設備的底層協議是軍方專用，系統還內建語音識別功能，一旦出現特定敏感詞（如特定的集結地點、政治人物姓名），系統會自動報警並切斷。雖然將領有私人手機，但在重要會議或進入敏感區域時，手機必須放入專門屏蔽信號的保險櫃中。
紅機並非單一機型，而是分為幾個等級。一級紅機（正國級/副國級）只有政治局常委、委員级别能配備。這種電話沒有撥號盤，而是透過專門的接線員（由中央辦公廳機要局管理）轉接。你拿起電話，對面就是隨時待命的特種接線員。二級紅機（省部級/軍級）設有特製的加密撥號盤，供部委首長或高級將領使用。
「紅機」的安全性是對外不對內的「自帶監聽」機器；紅機使用完全獨立於民用網絡的物理線路，深埋於地下或通過加密衛星傳輸，極難被外國情報機構攔截。同時，它也是「機要局」的第三隻眼， 所有的紅機通話紀錄都在中央機要局有備案。據傳，系統具備語音關鍵字監控功能。如果有將領在通話中提到未經授權的軍隊調動或政治敏感名詞，系統會立即向最高領導人辦公室報警。
對於高級官員來說，紅機既是身分的象徵，也是「鎖鏈」。他們知道每一次通話都有可能被錄音，因此在紅機裡談話往往極度官僚化、格式化，絕不敢談論任何私密或違規內容。
紅機也可以變成「軟禁工具」。據秘辛，中央機要局（受中辦直接控制）會接到指令，將特定目標（如被懷疑的將領或官員）的紅機功能受限。此時，目標人物可以接聽中央的電話，但想主動撥出給外地軍區或部下時，接線員會以「線路維護」或「首長正在開會」為由拒絕轉接。在最極端的情況下（如1971年林彪事件），中南海會暫時切斷特定大院與外界的所有有線通話。
現代環境下，關鍵時刻中南海內部及高級官員住處（如萬壽路、京西賓館）會部署移動式電子干擾車，屏蔽一切民用手機信號，確保目標人物無法通過社交軟體發出「求救」或「動員」信號。
為了防止「拔槍」或外部部隊進京營救，北京衛戍區與中央警衛局會啟動一套極為嚴苛的密碼對接流程，例如：口令每小時更換，在北京各要道、長安街哨卡的通行口令（如「長江」、「泰山」）會縮短更換週期；沒有正確口令，即便是軍隊高級將領的座車也會被當場扣押，甚至北京南苑機場、西郊機場的專機起降權會收歸軍委主席一人掌握。沒有軍委辦公廳的簽名，任何軍用飛機不得進入北京空域。
1994年還發生過的「建國門事件」（田明建事件），就是當時衛戍區的一名中尉在京城大開殺戒，北京衛戍區與中央警衛局的反應速度與職權交叉引發了高層極大恐懼......自那次事件後，中共進一步強化了「武裝不進城，進城不給彈」的規定。因此現在京城的街頭，你看到的軍車通常是沒有配備實彈的。
恐懼與利益的雙重夾擊
據報導，中共對高級將領的監控已經到了毫無隱私的地步：所有軍方通訊都經過高度加密但同時也被監聽。將領們在私底下的聚會、談話，極易觸動監控紅線。在幾次重大的「內部清洗」前，目標將領的私人秘書、司機、保姆，往往就是安全部門派駐的「眼線」。
中共的鬥爭是「連坐制」；一旦拔槍失敗，不僅是個人，整個家族、派系都會被連根拔起。許多高級將領本身就是體制的獲益者，他們坐擁特供和巨大的家族利益。除非真的被逼到絕路（如林彪當年的境地），否則沒人願意冒著粉身碎骨的風險去打破這個現狀。「將領對黨的忠誠，不是建立在信仰上，而是建立在『代價』上。」
如果一名將領政變，他整個家族在體制內積累的財產、地位會瞬間歸零，子孫後代會淪為階下囚。然而從中共國內開始變天是需要串聯的，但在上述的監控下，兩個將領如果私下頻繁見面或通話，不出24小時就會被「組織找談話」。將領之間往往互相又握有貪腐把柄。在這種「恐怖平衡」下，誰先提議「拔槍」，另一方為了自保，第一反應通常是立刻向中央舉報，以換取自己的平安。當然，中共當局要的正是這種人人因恐懼而無法串連行動的結果。
戰爭一旦發動是不是就更容易起義？
這樣說來戰爭一旦發動是不是就更容易政變，因為槍有子彈、兵也一定要聽軍令；一旦進入戰爭狀態，平時那套精密的「槍彈分離」和「靜默管理」確實會因為實戰需求而出現裂縫。
打仗不能沒有子彈，但在現代戰爭中，子彈和導彈的分配不再僅僅是物理管理，而是數位管理。據流出的軍方會議紀要，中共的戰時後勤（彈藥、油料）並不歸前線指揮官完全調度，而是由中央軍委聯勤保障部隊直接管控。前線想打一場仗，每一發導彈的「解鎖密碼」可能都要從北京的伺服器實時傳輸。
此外，現代武器依賴衛星定位（北斗系統），如果某支前線部隊試圖倒戈「回師京城」，北京可以瞬間切斷該部隊的衛星導航和通訊加密鏈路，讓這支部隊變成瞎子和聾子。
而平時的「雙長官制」也在戰時會演變成更殘酷的「多重督戰」。在大規模軍事行動中，軍委紀委會派出「巡視組」直接下沉到師一級。他們不參與指揮，只負責監控將領的「政治忠誠」。此時，政委的「一票否決權」還會被放大。在平時，政委管生活；在戰時，政委擁有「戰時處置權」。如果發現軍事主官有異動（例如擅自改變進軍路線向北京靠攏），政委有權依據《政治工作條例》當場解除其指揮權，甚至執行「革命紀律」。
另外，還有更黑暗的內幕：將領在前線拿槍，家屬在後方當「人質」。戰爭爆發時，高級將領的家屬通常會被要求進入特定的「保衛區」或「家屬院」集中居住。名義上是「保護安全」，實質上是確保將領在前線開火時，必須考慮到身後家族的安危。戰時，將領與家屬的私下通訊會被完全切斷，只能通過軍方提供的「親情線路」進行，通話內容由專人實時監聽。
又為了防止將領在戰爭中建立起極高的威信並形成「私家軍」，中共還有一套「戰時輪換」。參戰部隊往往是從多個軍區抽調重組的，官兵之間、將領與屬下之間缺乏長期信任基礎，很難在短時間內達成「一起造反」的默契。宣傳部門會將戰功歸於「黨中央與軍委主席」的英明決策，而非前線將領。一旦將領表現過於突出，往往會被以「調任」或「回京述職」為由明升暗降。
中共對「戰時政變」的恐懼源於兩件事。一是林彪事件，當年「軍委副主席」想跑，直接動搖了篡政竊國根基。二是1979年中越戰爭，當時許世友等老將掌握重兵，鄧小平在後方戰戰兢兢，這也是後來鄧下決心推動軍隊改革、削弱地方軍頭的原因。
雖然，戰爭確實會讓「槍」回到將領手中，但中共會透過「數位枷鎖」和「人質政治」，讓這把槍雖然有子彈，卻無法對準中南海；再加上貼身護衛有兩軍對壘、紅機鎖言，確保了在京城這個權力黑洞裡，任何想要「拔槍」的人，在手碰到槍套的那一刻，就已經被無數雙眼睛盯上了。說穿了在中共的極權獨裁體制下，會不會造反不是「拔槍」的問題，而是只要你在黨內還算是個人物在面見最高領導時就根本「摸不到槍」......看來要等著牆內揭「竿」而起的機會十分渺茫，再說這時代竹竿也無用武之地，中國百姓以肉身擋槍也是無用，不如率先響應海外華人發起的九評退黨精神覺醒運動——自覺而後才能得人助、天助——石破天驚式的「馬杜羅式」直接抓走審判怎無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