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停使馬歇爾（居中），國民政府代表張羣（左一），中共代表周恩來（右一）。（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1937 年至 1949 年間，中共如何在「抗日」與「合作」的大旗之下，透過精密算計與戰略欺騙，從絕境翻身走向奪權之路的？
奪權的前奏 西安事變與「合法身份」的竊取
1936 年底，中共在長征後退縮至陝北，面臨國民政府最後的軍事圍剿。然而，西安事變徹底改變了命運。
中國問題專家明居正教授指出，西安事變是中共的政治轉捩點。中共藉此將自己從非法叛軍轉化為「國民革命軍」八路軍與新四軍。這層「合法外衣」讓中共能公開領取國民政府的軍餉、物資，並避開軍事打擊，反而在全國各大城市設立辦事處進行滲透。
此外，中共在抗戰初期雖領取重慶撥發的彈藥與經費，但軍令始終不出延安。毛澤東堅持領軍餉、不聽調，將八路軍轉向敵後農村，表面是游擊抗日，實則是填補日軍後方的權力真空。
在 1937 年的洛川會議上，毛澤東確定中共的擴張方針為：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雖然官方否認，但歷史數據與戰略行為印證了其真實性。
中共在抗戰中極力避免與日軍正面硬碰。平型關戰役後，毛澤東警告林彪不可被勝利沖昏頭腦；百團大戰後，彭德懷因暴露實力、招致日軍掃蕩而遭到內部批評。中共的策略是：保存精銳，等待內戰。
共軍在敵後的主要對手往往不是日軍，而是國軍游擊隊。例如：黃橋戰役（1940年）， 新四軍襲擊江蘇省主席韓德勤率領的國軍，造成數千國軍將士陣亡。這種「向友軍開火」的行為，是中共藉抗日名義清除異己的典型案例。
史料揭露，中共特工潘漢年曾奉命與汪精衛政權及日軍特務（如岩井公館）接觸，達成局部「互不侵犯」的默契，以便專心對付國軍。潘漢年建國後被毛澤東滅口關押，被視為掩蓋這段黑暗歷史的鐵證。
皖南事變與密電博弈
1941 年的皖南事變常被中共宣傳為「國民黨預謀伏擊」，但密電揭示了更複雜的權力博弈。
延安發給新四軍副軍長項英的指令含糊其辭。明居正分析，毛澤東可能有意誘導項英（其政敵）走入國軍包圍圈，實施「借刀殺人」。事變發生後，毛澤東並未立即救援，而是利用九千名將士的血腥犧牲，在國際輿論上將蔣介石塑造成「破壞抗日」的元兇。這不僅換取了政治制高點，更讓毛在延安發動「整風運動」，徹底統一黨內思想。
「天真」的美國 被中共宣傳戰左右的巨人
在馬歇爾調停（1945～1947）期間，中共發動了極其精密的宣傳戰，精準打擊美國人的心理弱點。
1. 「土地改革者」的假象
中共特工與周恩來成功誤導了美國「中國通」（如謝偉思）。他們在報告中將中共描述為追求林肯式民主的「土地改革者」。明居正指出，這種「語義滲透」讓美國政府誤以為中共是可以合作的民主力量。
2. 迪克西使團與延安幻影
美軍觀察組看到延安表面的平等與簡樸，卻忽略了「延安整風」下的恐怖政治。這導致史迪威（Stilwell）等將領與蔣介石決裂，甚至主張將美援物資直接提供給共軍。
3. 致命的「停戰令」1946年停戰令
馬歇爾作為調停者，極度重視「誠信」。中共利用「先告狀」策略，每逢衝突便搶先指責國軍。當國軍在東北四平街大勝、林彪部隊潰不成軍時，馬歇爾在中共輿論攻勢下強迫蔣介石簽署停戰令。這給了中共在蘇聯幫助下接收日本關東軍武裝的寶貴喘息期。
毛澤東下山摘桃子
1937年的中共僅有3萬殘軍，到了1945年，中共竟壯大為擁有120萬正規軍、200萬民兵，控制 1億 人口國中之大國。
抗戰對國民黨而言是慘勝，卻是中共奪權的「黃金機遇」。中共利用「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合法名義，在美國的「天真」誤判與蘇聯的暗中支持下，完成了對國民政府的基層掏空與軍事反超。難怪毛澤東一心感謝日本的侵略，因為這給了中共在山中壯大、最終下山「摘桃子」的機會。
